微精选

1人物生平

早年时期

清朝时期的徐世昌       咸丰五年（1855年），徐世昌生于河南卫辉府，祖籍浙江省宁波府鄞县，天津图书馆馆藏档案记其籍贯为“浙江鄞县”。其祖辈明季北迁燕京，清军入关时南逃天津，落籍天津，是为天津寿岂堂徐氏。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故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治汲县（今卫辉市）城内曹营街。日后发达，凡遇以上三地人士，徐世昌皆称同乡；徐世昌之善于拉关系、交朋友，于此可见一斑。

徐世昌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徐世昌稍稍长大一些，每交一个朋友，他的母亲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如果真的是贤才，则以美食款待；否则立即训斥并令其不再来往。

同治十年（1871年），徐世昌十六岁时开始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十七岁因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任县衙文案；十八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以文会友；二十四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遇袁世凯，徐袁二人一见倾心。袁世凯见徐世昌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赞道：“菊人，真妙才也！”当时徐世昌、徐世光兄弟无钱赴应天府应乡试，袁世凯即赠银百两以为川资，使徐氏昆仲得已成行，并同时中举。

佐理袁幕

徐世昌纪念币(14)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凯即因克扣年饷、诛杀无辜被人告发，军机大臣荣禄与陈奎龙负责查办。徐世昌与陈奎龙为同榜进士，私交甚笃，于是为袁世凯说请，袁世凯得以逃过一劫，使一场弥天大祸消弥于无形，袁世凯自是对徐世昌感恩不尽。

徐世昌在小站练兵工作虽只两年多，但他一来便受到袁世凯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称之为兄；二来是翰林出身，受到将领的尊重，皆称之为师；三来工作勤奋，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以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声望很高，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也达到了“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夙志。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世凯、徐世昌皆功不可没。徐世昌最先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订了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后来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是从小站新军中成长起来的佼佼者。^[1]

徐世昌与袁世凯一样，既有政治野心、也有爱国热情，徐世昌在翰林院时曾因甲午战败，与数十名同事联合弹劾李鸿章；时值戊戌变法，徐世昌、袁世凯都参与了维新运动。但在关键时刻，当新旧势力交锋、维新势力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身上时，袁世凯却听信了“军师”徐世昌之言：“帝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浅，势力薄弱；后（西太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袁世凯深以为然，遂向荣禄告密。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徐世昌、袁世凯很现实地选择了趋利避害。二人均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红了顶戴花翎，从此深受后党恩宠，平步青云。诚然，即使当时徐赞成支持新党，亦是以卵击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历史上又有几人？不过袁世凯之恶在于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十分险恶卑劣，故当时有民谣骂袁世凯曰：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国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袁世凯因难逃其责，幕后高参徐世昌亦难辞其咎。^[2]

清廷重用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狩，徐世昌随行护驾，得到青睐。张之洞、袁世凯又交章保荐徐世昌，徐世昌遂得重用。在随后的三年中，他相继涉足清廷政务、财务、军务、学务。光绪三十年（1904年），徐世昌得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会试之阅卷大臣，也圆了徐世昌十年翰林以来主考之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徐世昌奉旨入值军机处，同年年底即授军机大臣，署理兵部尚书。这一年徐世昌正好五十岁。徐世昌获此殊荣，尚未停止升迁的脚步。51岁时朝廷又任徐世昌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系从一品级，各省督抚联名奏事，以徐领衔，排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前。

而在同一年，袁世凯与张之洞皆丧失了具有实权的总督大臣之位，入京担任了奉旨办事的军机大臣。

总督东北

就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       东北三省为清朝之发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时，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国、日本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为谋挽救，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清廷派载振、徐世昌（皆为军机大臣）赴东北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经两个多月数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筹东三省全局折》，洋洋十万余言，此时徐世昌对治理东北，已成竹在胸。

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事则公商，移则会画”，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他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为惩治腐败，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见一斑。^[1]

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满洲面貌焕然一新，清廷亲贵载涛“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为此而自豪。

在应对日俄侵略方面，徐世昌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的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一次，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90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世昌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徐世昌任用与日交涉“着为功劳”的吴禄贞为解决“界务问题”督办，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洲政策”的推行。徐世昌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3]

担任总统

徐世昌担任民国大总统       民国六年（1916年），袁世凯一死，徐世昌见国事难为，便又隐居水竹村。此后曾应黎元洪、段祺瑞之请，调解过“府院之争”。民国六年（1917年）6月，张勋复辟时，保皇派康有为等曾寄希望于徐世昌；徐世昌也曾一度动心，因他对北洋纷争不已感到灰心，欲在复辟后掌握实权，干一番事业。后获知日本并不支持，乃知难而退，力劝张勋解除武装，恢复共和，并保证其身家安全。同时他还竭力为溥仪卸罪，继续保全清室，或许为了还掉“人情债”吧，但却受到时人谴责。

民国七年（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讨好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徐世昌居然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徐世昌此举意图前清遗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讥讽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适得其反；两面讨好，弄不好两面得罪。

徐世昌当总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为此使出浑身解救，但都无甚效果，无非拖延时间，民国十一年（1922年）终于爆发了直奉大战。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世昌“一边倒”的支持，在曹锟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府，迁居英租界，既结束了他五年的总统生涯，也从此结束了他从政40余年的历程。^[4]

退隐之后

徐世昌到天津过起了寓公生活。他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传统文化造谐很深。

自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徐世昌开始关心政治，静观时局的发展。

徐世昌晚年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徐世昌非常关注，为及时了解事件的发展，每天都让侄女给他读报，并对外声明了自己立场：“中国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亡。”当听说蒋介石已接受了张学良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后，徐世昌不无忧虑地说：“纵然有些诺言，也许是权宜之计，过后未必就能算数。”蒋介石后来的所作所为，果然未出他之所料。

徐世昌对日寇一贯深恶痛绝，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利用矛盾，“拆散了英日同盟”。日寇对东三省的野心，早在他担任东三省总督时就已领悟很深，为此他曾进行全力抵制和反对，收回了部分主权。而今日寇又卷土重来，吞并东三省之后，成立伪满洲国，进而发动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于日寇之手。作为政治家，徐世昌虽然寓居津门，但对亡国灭种的局面也是忧心忡忡。他一再对身边的人或者来访的人说：“大敌当前，国内应团结协作，一致对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机。”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85岁的徐世昌病逝于天津。

2为政举措

开发东北

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东北改设行省，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其时东北处于日俄战争之中，清朝的根本被蚕食。徐世昌去东北任职之初，东北三省财政困窘，入不敷出。他按照以兴办实业为中心，与列强进行商战，富省、强兵、御侮的思路，政弦更张，推行新财政政策，概括为：设立银行，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引进外资，但不设租界，确保主权。在农业方面，鼓励利用“地势广衍、土脉膏腴、雨量充足”之优越自然条件，发展粮食畜牧业。徐氏赴东北之前，当地因气候偏寒，农民尚不知种植小麦。经过考察，徐世昌积极倡导种麦，并向种植者提供国内及日、美良种，复“首弛粮食出口之禁”。“三年之后，东北遍地皆麦，自给而外，兼资运营。至今三省之民奉公（徐氏）为麦之先农”。他还从澳洲引进良种羊和拖拉机，对促进东北农牧业近代化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徐世昌还积极发展工商业，重视科、教。为改造满洲八旗子弟的寄生生活，专门设厂办校以“化其气质”，使“八旗人才不可胜用且不必再为筹出路也”。他还抓了清剿土匪、移民屯垦，筹边安民，修铁路，通电话，都是功德无量之举。

社会建设

徐世昌还与袁世凯共同推出了中国最早的巡警制度，对巩固国本、防止外患、民安其业所起的积极作用，亦应予以肯定。徐世昌在任邮传部尚书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为中国铁路、电力、邮政、航运等事业的发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外交举措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英、美、法、日、意等27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尽管中方代表顾维钧等据理力争，中国的诉求仍被列强置之不理。外交受挫，引发了国内的五四运动。徐世昌政府一度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但最终还是决定采取柔化态度。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外蒙得失

同年6月13日，徐世昌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7月18日颁布西北筹边使官制，同时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参战督办处改称边防督办处。6月底以后，边防军陆续开拔外蒙，最终迫使外蒙古于年末申请撤销自治。11月22日，徐世昌批准外蒙撤治呈文，至此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1920年，北洋内直奉矛盾陡然升级，徐树铮于6月被段祺瑞召回。接着，徐世昌于1920年7月4日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之职，徐树铮对外蒙的经营也就戛然而止。一年后，外蒙古在苏俄的支持下独立建国。

3学术成就

诗学成就

徐世昌有“总统诗人”之美称，终身作诗不缀，民国七年（1918年）辑印《水竹村人诗集》12卷，民国十三年（1924年）刊行《归云楼题画诗》6卷，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刊行《拣珠录》，共刊行8集76卷，洋洋大观。徐诗“优浙而闲适，简洁而清远，抒写性情，旷然无身世之累”，时间跨度大，内容宏阔。

史学成就

徐世昌长于史学，民国三年（1914年）担任清史馆总纂，编纂《清儒学案》。此书前有徐世昌序，谓“吾国三百年来，名儒辈出，元绍宋明，上述诸家，班班可考。窃不自揆，谨撮举其言行著作，钩玄提要，汇为一编，以继黎洲二书之后，愿与当世学人共相参考”。仿《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体例，纂辑成书。列正案一百七十二个，计一百九十四卷，收一百七十九人。以每人之字为学案名，前冠以姓名。

收藏成就

他嗜古好文，被人称之为“文治”总统。嗜好收藏古籍，家藏书达8万卷，其中宋元珍本极多，有藏书楼“晚晴簃”、“书髓楼”等，意即古籍中的精品之书。藏书印有“弢斋藏书印”、“书髓楼藏品”等。亦喜收藏书画，名画和书法作品满屋。编纂《书髓楼藏书目》8卷附1卷，是家藏古籍普通书目，1935年用古宋字排印，著录图书7 000余种。辑《晚晴簃所藏清人别集目录》4册，抄本，录清人别集图书2 700余种，《晚晴簃已选诗集目录》等。喜刻书，设有“徐东海编书处”，刊刻的主要有柯劭忞主编《新元史》257卷和著述数十种。所刻之书质量和书品为上乘，扉页多印有“天津徐氏”、“进修堂开雕”、“静远堂”、“退耕堂”等。^[5]

4人物评价

总评

徐世昌       综观徐世昌一生，他当然不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品德上也算不上完美，但也承袭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精神风貌，学识广博，推行新政，热爱国家，坚持和平，崇尚自然，既非一般无聊政客可经，更非那些拥兵自重利欲董心、祸国殃民的旧军阀可比。

徐世昌虽“圆滑机变，过于长乐老”，但在清帝退位、袁世凯称帝上思路还是清晰而进步的，所以此人不倒有其必然性。更令今人值得琢磨的是，卜五年近40岁时，仍旧是个庶吉士，不为翰林院所认同，认为难堪重任。但此时徐世昌已然到了人生的谷底，到否极泰来了，原先结交的同乡袁世凯赏识人才，邀其襄助小站练兵，自此腾达，由七品直至一品大员，平步登云。关键因素是卓越的人际交往能力。比如说结交香帅张之洞、陕西巡抚鹿传霖（清末清官之一）、商部尚书载振、康、梁等等诸名士，朝中人缘甚好，慈禧甚至对荣禄说’徐世昌或足继李鸿章后乎？’。而据说清帝退位诏书中的推荐袁世凯和末尾“予与皇帝得以远处宽闲，悠游岁月，常受过面之游礼，亲见至治之告成，岂不懿欤！”实为水竹村人之代笔。所以老徐是新旧通吃，才能有其后的总统之遇，这机遇与其自身的素质都少不了的。^[6]

历代评价

5个人作品

书法作品

徐世昌书法      他的书法多为行、草体，名重一时，在津门各殿堂里多有其墨迹。如天津老字号“正兴德茶庄”、“成兴茶庄”、“直隶书局”等匾额均出自他的手笔。1919至1926年，徐世昌将其书法作品汇集成《水竹邨人临帖》3册、《石门山临图帖》1册，刊印发行。他的书法大宗为对联，其余为条幅、册页之类。

徐世昌六岁开始学画，善画山水、松竹，尤其喜欢绘制扇面，造诣甚高，而且是每画必诗，一般不轻易送人，故他的绘画真迹少于书法遗迹。他的代表作《晴风露月四竹图》极为出名，人称：“画中晴竹，振雨露声；风竹摇曳飘洒，露竹沐甘浸润；月竹清漪宜人，为竹作中之精品。”徐世昌的粉墨花卉、松竹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画，品位高雅，神韵仙体，在民国画坛声誉颇高。^[4]

主要编著

6轶事典故

不忠之谤

民国四年（1915年）在启程赴京时，其弟徐世光向他递经陈辞：大哥，你意忘了清室于你可谓皇恩浩荡？前年你还亲口说过“不忘清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人所议；今再为袁效力，将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义正而辞严，大哥无言以对。徐世昌竟耐不住晚清遗留的寂寞，不愿就此沉沦，终老林下；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务卿之显赫，其诱惑力可谓大矣。何况自谓一旦任职，“英雄”即有用武之地，只要施展才能，为国谋利，博取贤名，不也抵得过“不忠”之谤？

让位与袁

徐世昌故居      袁世凯意欲称帝，身为老大哥还得去给兄弟皇上下跪，别提有多别扭和难受。后人曾提出疑问：以徐世昌之才干与声望，在辛亥之年，何不自出统兵与南方周旋？其清廷信任（超过信袁世凯），绝对会让徐总统北方兵马；其二，徐世昌在北洋诸将中亦有威望，袁世凯不得出，必唯徐马首是瞻；其三，不难与南方组成联合政府。如此，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则非徐世昌莫属，以后也不会出现南北纷争、复辟倒退之局。然而，徐世昌毕竟只是徐世昌，他之所以甘愿将千载良机拱手让人，甘为人后，一定也经过深思熟虑。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如出此举，由自己逼退清帝，是为不忠；撇开老袁，是为不义；知而为之，是为不智。再则徐生性稳重，当条件基本具备时，方能放手一博，为在东三省时；风险太大之高则宁可观望，他绝不是那种“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之人；他的人生信条恰恰于袁相反。故而政见一致时，能刚柔相济，优势之补，相得益彰，而一旦政见相左，又不能撕破脸皮，便只能自谋后路，明哲保身了。

晚年名节

1937年冬的一天，一个汉奸突然造访徐宅，声称：“总统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方即可撤兵津城。”徐世昌看透了汉奸的卖国动机，以年老婉辞。日寇仍不甘心，计划从徐世昌的亲人——胞侄徐一达身上打开突破口。徐一达就职于北京，日本特务妄想通过他请徐世昌出山，担任华北的领袖。并表明“如成交，将北京市长一职赠给一达君”。得知事情经过后，徐世昌遂令徐一达赴上海“避难”。

相关语录

徐世昌在《韬养斋日记》中有一名言：世界上有三种有志之人：一为有志仙佛之人，一为有志圣贤之人，一为有志帝王之人，求为仙佛之人则国弱，求为圣贤之人则国治，求为帝王之人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阖审诸！即使为老袁之辈的警悟，也是其最终的人生近代化的最好体现。^[4]

7亲属成员

妻子

弟弟

8后世纪念

徐氏家祠

徐世昌家祠       徐世昌家祠位于河南省卫辉市^[7]贡院街内，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民国十年第五任大总统徐世昌所建。总面积5200平方米，其建筑分为四进院落。

主要建筑有照壁、山门、石坊、二门、东西厢房、过厅、东西配殿、拜殿、大殿等。位于最前面高大的照壁，仿木结构砖雕额坊，影壁正中内外各镶着五颗谷穗组成的”嘉禾”图案的青石浮雕。影壁两侧为东西华门，两门对称。第二进院落，中轴线上建有石坊一座，柱和额坊皆为嘉禾图案浮雕，额坊”东海世家”，两边柱上刻徐世昌亲笔书写的楷书联：”亭育托燕畿佳气常浮白云观，宗枝分卫水清波远溯绕湖桥”。石坊东面原竖有一高大旗杆，西面建有木结构四方攒尖顶碑亭一座，立《创建汲县徐氏家祠记》碑，为徐世昌书丹。第三进院，东西厢房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第四进院落，拜殿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卷棚灰瓦顶与正殿连为一体，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前砌月台，周围有青石雕刻栏杆。

人物故居

徐世昌故居(6)徐世昌故居坐落在和平区新华南路255号。徐氏在津置有多处房产，其中在英租界牛津道（今和平区新华南路与睦南道、马场道交口），徐氏自住的是一个独立大院，是一所西式三层楼。

此外，徐世昌还有一所住宅，在英租界咪哆士道（今和平区泰安道），是他在1927年化名徐弢乔购买汉森洋行宅地9市亩，修建成西式砖瓦三层楼房一座，计27间，平房17间。这所建筑是花园住宅，造型美观，庭院内有假山、亭子、鱼池、花窖等。

9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