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历史的尾声阶段，邓艾作为灭蜀的首要功臣，却在后世评价中远不如他的对手姜维受人推崇。事实上在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阶层差异、时代背景变迁和文化价值取向。
阶层烙印：士人与门客的身份鸿沟
邓艾与姜维虽然出身相似，但发展路径截然不同，这决定了他们在传统评价体系中的地位差异。
姜维投奔蜀汉后，得到诸葛亮和刘禅的赏识，十几年间就升至大将军，成为蜀汉政权核心人物。在传统士大夫眼中，姜维是“正经的士”，拥有与钟会等世家大族对等的身份地位。
而邓艾的晋升之路则充满了阶层障碍。九品中正制推行后，寒门子弟难有出头之日。邓艾最终是通过成为司马家的门客才获得机会，这在当时被视为某种程度的“家奴”。尽管司马家动用资源将他提拔上位，但他身上永远带着“家奴”的标签，难以获得士大夫阶层的真正认同。
时代变迁：三国尾声的历史关注度衰减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时代背景的变化。大多数人对三国的兴趣随着主要人物的逝去而急剧减弱。
关注度断层：诸葛亮去世后的历史，在众多改编作品中被大幅压缩。如“淮南三叛”、“晋灭吴之战”等重大事件，往往被一笔带过。
人物魅力差异：后期人物缺乏刘备、曹操、诸葛亮等早期人物的传奇色彩和人格魅力，显得像是“大众脸武将”。
叙事重心转移：传统叙事以蜀汉为正统，蜀汉灭亡后的历史自然失去了吸引力。
行为评价：政治正确与个人操守
邓艾的一些具体行为也影响了他的历史评价：
擅权专断：灭蜀后，邓艾未经请示就擅自封赏蜀汉降臣，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是大忌。
残酷行为：筑京观等行为被视为残暴之举，与传统文化中“仁者无敌”的价值取向相悖。
政治站队：作为司马氏的家臣，邓艾难以摆脱“助纣为虐”的负面评价，特别是在以蜀汉为正统的叙事框架下。
相比之下，姜维虽然最终失败，但他的忠诚和坚持更符合传统价值观，容易获得后世的同情和赞美。
文化心理：成王败寇与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重视以下因素：
忠义价值观：姜维“一计害三贤”的悲壮结局，符合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道德观。
过程重于结果：即使失败，只要展现出忠诚和勇气，也能获得高度评价。
正统观念：在以蜀汉为正统的叙事中，作为征服者的邓艾自然难以获得正面评价。
结语：历史评价的多重维度
邓艾与姜维的评价差异，反映了历史评价不仅是功过是非的简单计算，更是时代背景、社会阶层、文化价值和叙事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邓艾的军事才能和灭蜀功绩毋庸置疑，但他的出身、行为方式和政治站队，使他在传统评价体系中难以获得高度赞誉。而姜维虽然失败，但他的忠诚、坚持和士人身份，使他更容易获得后世的同情与赞美。
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不是简单的功过计算，而是深受评价者所处时代、社会地位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在今天，我们应当以更加多元和立体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些历史人物，既看到他们的成就，也理解他们的局限，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历史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