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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年1月3日，昆明城头的号角吹得刺耳。
吴三桂穿着铠甲，亲手砍了云南巡抚朱国治的头，祭旗之后，十万滇军排得整整齐齐，“兴明讨虏”的旗子遮了大半个天。
同一时间，北京紫禁城乾清门里，19岁的康熙正低头批奏折。
桌上堆着的云南文书，全写着“撤藩顺利，地方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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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本想不到，三千里外的云贵高原，已经燃起了叛乱的火。
古代的军情传递，比翻山越岭还费劲。
吴三桂的“信息战”
吴三桂在云南待了14年，早把这儿变成了自己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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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驿道、驿站，从驿丞到马夫，全是他的人。
整个滇黔的信息渠道，都被他垄断了。
1674年1月3日他一造反，立刻封了所有关隘。
进出的人都要搜身，带字的纸条都不能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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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安插在云南的“坐探”，要么被抓，要么被收买，没一个能把信送出去。
清代从昆明到北京的驿道，本来就难走。
翻乌蒙山、过北盘江，冬天积雪封路，夏天泥石流挡道，正常公文往返都要二十多天。
吴三桂再一卡脖子，昆明和北京之间直接断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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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造成了致命的“信息真空”。
吴三桂在云南招兵买马，贵州、湖南的守军纷纷倒戈，这些消息都飘在云贵山里，传不到北京。
康熙还在等着“撤藩成功”的好消息，压根没意识到半壁江山要保不住了。
打破这片真空的，不是什么秘密特工，是两个倒霉的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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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官与血书
兵部郎中党务礼和户部员外郎萨穆哈，是康熙派去贵州帮吴三桂搬家的。
1674年1月9日，俩人刚到贵阳，就听见街上乱喊“吴藩反了”。
俩人当场吓白了脸，官服都没换，直接丢了马，钻进了深山。
为了活命，他们白天躲在草丛里不敢出声，晚上摸着月亮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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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了就啃随身带的冷馍，渴了就喝山泉水，脚上的靴子都磨破了。
整整逃了十天，他们才从贵州绕到湖南沅州，算是回到了朝廷管控的地方。
换上驿马后，俩人昼夜不停，马跑累了就换，人困了就靠在马背上眯一会儿，一天能跑三百里。
1月31日下午，这俩衣衫褴褛的逃官，连滚带爬冲进了北京正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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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实录》里就写了十九个字：“党务礼等驰驿到京，奏吴三桂反叛。”
可这短短一行字背后，是两匹口吐白沫的驿马，和两个差点丢了命的信使。
几乎同时，另一条消息也在往北京赶。
云贵总督甘文焜在贵阳闻变，想组织抵抗，却发现手下全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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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之下，他写了最后一封奏报，派人送给湖广总督蔡毓荣，然后自己上吊了。
蔡毓荣接到信，立刻启动“八百里加急”。
驿马从镇远出发，经辰州、荆州、襄阳一直往北，4600里路，十四天就跑完了。
平均每天要跑三百三十里，这在当时已经是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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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年2月1日黎明，这封带血的奏报送到了兵部。
比党务礼晚了一天，却坐实了最坏的消息，贵州全丢了，湖南也快保不住了。
这三十天的延迟，代价大到没法算。
吴三桂十天拿下贵阳，二十天攻占常德，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跟着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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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壁江山，一夜之间换了主人。
康熙急得没办法，仓促杀了吴三桂留在北京的儿子吴应熊。
本来想震慑叛军，没想到反而断了他们的退路，叛乱越闹越凶。
后来康熙回忆起这段日子，还说“夜夜难眠，总觉得天要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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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康熙太疏忽，其实真不能怪他。
古代的军情传递，全靠“人+马”，受的限制太多。
山路、河流、天气，哪怕是驿站的马不够壮，都能让消息慢下来。
八百里加急听起来厉害，可真到了西南山区，连四百里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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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吴三桂早把驿道控制了，官方渠道走不通，只能靠逃官这种“野路子”。
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立刻改了驿道规矩。
各省的驿站归按察使管，藩王不能插手，还在西南加建了二十多个驿站，驿马也翻了倍。
他算是吃够了信息滞后的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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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发个微信一秒到，根本没法想象古人传消息有多难。
党务礼在山里啃冷馍的时候，甘文焜写下绝笔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自己跑的不是路，是帝国的命。
1674年那三十天的信息真空，不是某个皇帝的错，是前现代国家绕不开的技术瓶颈。
但它也告诉我们，信息通畅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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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血管，是传递消息的那些人，那些马，那些跨越山川的勇气。
下次再在电视剧里看到“八百里加急”的潇洒镜头，不妨想想那两个衣衫褴褛的逃官。
历史从来不是风花雪月，是靠无数人用命，把“紧急”两个字，送到该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