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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于110年前的《清华学报》，是转型期的中国现代学术在期刊领域萌生出的典范与先锋。那一时期的先行者们以其全局眼光推进了学术的全面革新，《清华学报》的“综合性”特质也与此风尚息息相关。学术意义上的综合性不仅指广度上的覆盖和联结，更在于超越学科范式的对时代和社会的理解与关切。唯在此共同追求之下，期刊界基于差异化、个性化的学术共同体方有可能得以建构。

《清华学报》；中国现代学术；综合性期刊；学术共同体；年鉴学派

《清华学报》（Tsing Hua Journal）创刊于110年前的1915年11月，有研究者将其概括为“我国最早的中、英文双版同时出版的文理综合性高校学报，也是最早在刊名中冠以’学报’二字的高校学术期刊”。就“综合性高校学报”所包含的“综合性”及“学报”两端而言，《清华学报》为来者启示了“高校学报”这一在当今中国学界占比极高的期刊类型的基本形式、规模及视野；“综合性”的特质，或源自其破土而出的时代及其所处的学术演进阶段。

《清华学报》创刊号

从时间上看，《清华学报》与新文化运动的标识性文献——陈独秀所主编《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创刊，初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的出版相距不过月余。虽则两份杂志的性质、领域有所不同，《新青年》“以思想革命为主旨”,《清华学报》面向学术，但二者之精神风貌与内核可谓同频共振，它们共享着其时的时代土壤和空气，共同致力于思想文化的除旧布新。若以北大、清华二校的办学特色论，“布新”的色彩或许还要更浓重一些。

《新青年》创刊号《青年杂志》

《新青年》《清华学报》问世数年后，梁启超在1920年所撰《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时代思潮”之流转分为四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其中启蒙期“条理未确立”，“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却“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1923年秋至1924年春夏间他在清华学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时，仍沿用了这一思路。而《清华学报》正可谓中国现代学术“启蒙期”在期刊领域萌生出的典范与先锋，它所择取的“综合性”风格也约略等同于梁启超所言“元气淋漓”。表面看来，学术（当然也包括学术期刊）意义上的“综合性”更偏重广度上的覆盖和联结，然其真正的价值与生机恐怕并不由这一维度决定。

有趣的是，将“元气淋漓”之语用来形容任公自身的学术格局与气象亦极为恰切。稍微熟悉近代以来学术史的人们都会了解，梁启超以一己之力开启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特别是社会科学化进程，迄今历史学研究中富有活力的诸多领域，可以说仍处于“新史学”的延长线上。促成其拓荒之功的因素自然非常复杂，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他的学养根柢洵非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所可拘囿，他在史学上的气吞山河，实因胸中丘壑更为辽阔。换言之，中国现代史学的“全局性”变革，是由一幅更大的“全局”来推动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全局视野以及建设“新史学”的原动力，根本上奠立于对传统史学“四弊二病”的整体性批判。倘无全局性与批判性在其思想中的交相辉映，由他开启的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范式迁移将是无法想象的。

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这种以全局性、批判性的眼光下探至某一或某些研究领域而实现学术革新的现象，在现代学术史的“启蒙期”绝非孤例。同时闪耀于中国现代学术史和学术期刊史上的顾颉刚即可以此观之。他之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的功绩，皆可溯源至其“眼光向下”的坚定信念。在1928年3月的《〈民俗〉发刊辞》中，他激昂宣示：“秉着时代的使命”，“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与此同声相求的，还有清华“史学研究会”在为《中央日报·史学》副刊所撰发刊词中所说：“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我们企图从这一新方向努力推进。”两份文本都将民众立场的“新史”视作“时代的使命”，而这些以敏锐的认识探知时代，以切实的行动扭转积弊的先行者们，在学术评价及学术史书写中常常被置于其后学术演进的视角加以观察，且被冠以表述不一但本质相同的帽子，或曰“大势所趋”或曰“顺应潮流”；然而当其发生之时，毋宁说这是属于他们的自觉、选择甚至战斗。

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晚年回顾自身学术历程时曾说：“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参加争论的人中国书读的不多，争论半天也争不出个结果。读书、搜集材料成为需要”；“《食货》半月刊的出现，是在社会史论战大潮之后，对大潮的反思。可以说，它的出现，是顺应当时史学发展形势演变的大潮流的，是应运而生。陶希圣先生抓住了这个机遇”。他进而指出：“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热闹之后，自然会产生这样的反思。”众所周知，陶希圣1934年12月创办《食货》半月刊，发起食货学会，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社会形态及制度演进等问题，对中国社会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都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就此，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说：“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现尚在草创时期，最近的趋势，似乎已经渐渐脱离宣传革命的窠臼，而走上了研究学术的大路：在这点上，陶希圣先生的功绩，实在不可埋没”；“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何兹全作为《食货》半月刊的重要作者及食货学会的骨干之一，无疑同在那个时代的先行者之列。他在《食货》之创办上捕捉到的两点——反思和应运，不仅适于描摹当日之情境，对办好任何一份学术期刊都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但我们仍然不免要问：“这样的反思”真的是“自然”产生的吗？因为顾颉刚便观察到，“郭（沫若）陶（希圣）两派以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者，人数更多，但有贡献的却甚少，他们不但少有贡献，有的人甚至于反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走入了歧途，这班人实在够不上称为学术研究者，只是政治上的宣传家而已”。

顾颉刚著《当代中国史学》

由是，从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整体性的典范确立，到局部领域如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风气转移，全局性、洞察力、批判性无不在其中构成了关键性要素。即便像陶希圣强调史料搜集，看似针对的是社会史论战中出现的具体情状，但他所指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意义，已远远超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范畴。同样应该说，诞生于其时的《清华学报》之兼顾文理的“综合性”，也主要指向“全局性”。

或许有人会认为，现代学术及学术期刊筚路蓝缕的“启蒙期”距今已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已无需再去处理当时学界所面对的整体性变革的课题，而所谓全局眼光也与转型时期新的学科体系尚不成熟完备有关。诚然，当下的学术研究较之20世纪初期已呈现出不同样态，但恰恰由于学界内外环境的变化，若干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倒更趋含混模糊。尤为重要的是，局部、全局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阶段性而是普遍性的，现代学术的公共性底色更加强化了这一问题的意义。再进一步讲，这一问题也攸关在学术界、期刊界倍受关注的学术共同体之建构。

年鉴学派及《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曾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喻为“两尊相互对抗和竞争的神”，而“这两尊神其实是同一尊神的两面”。另一位创始人马克·布洛赫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他说：“就事论事、支离破碎的认识绝不会导致对整体的认识，它甚至对部分也不能认清”，“唯有经过分析才能重新组合，更确切地说，它是分析的继续和最终的完善”。胡宝国在谈及文史研究中有关“某个特定地区的文章”时特别点出，“研究任何局部地区都最好有整体的观照”，因为“局部地区的价值、特点只有在总体的观照下才容易呈现出来”，由此，“我们要时时注意到我们研究的局部在整体中的位置”。全局观念对于个体研究者来说尚有这般意义，那么对于具备更强公共属性、肩负更大公共责任的学术期刊来说，上至宗旨特色的确立，下至具体稿件的裁夺，全局视角都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且无可替代的作用。

马克·布洛赫著《为历史学辩护》

马克斯·韦伯在1919年1月28日所作“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提出，真正的“政治志业”要求对事业的热忱（passion）、分寸感（a sense of proportion）及责任感（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将以上要素放诸“期刊志业”亦可谓若合符节。韦伯所论“分寸感”一词中的proportion英文释义为 “part of whole”，意味着一份期刊若要明确自身位置、独特价值等等，答案一定要到比其所覆盖领域更广的“全局”中去寻找，——专业性期刊的定位来自专业之外，综合性期刊关于学术研究整体状况的认知则来自对时代和社会的理解与关切，这些认知的“背后实质是视野、学识和精神”。“在20世纪的历史学中占有着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的年鉴学派即为这一方面的极佳典范。

年鉴学派及《年鉴》杂志虽属历史学范畴，但特为强调完整的“人的历史”，倡导综合性的“人的科学”，而“致力于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藩篱”，自始便是《年鉴》的办刊理念和追求。布洛赫曾提出，“宗教家、经济学家、政治家……这类冗长混乱的拉丁化名词还可以列出一大串，但千万要小心，不要因此忘了他们的真面目。只要这种分类不至于成为有害的东西，将人分成有名无实的种类或许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还是要把他们重新联为一体，有血有肉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如果把这里的“人”置换为学科，那么经济学、政治学等分类或许也“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取其方便则必然有所妥协有所折损，还有可能将自己置于一种忘记学术研究之真面目的风险。

卡萝尔·芬克著《为历史而生：马克·布洛赫传》

费弗尔在筹划《法国百科全书》时表示，地理学、艺术史、法学、伦理学等等将在其中“到处都在，又到处都不在”，“因为我不是在编学科的百科全书”。以此延伸开来，则综合性期刊也不是学科的综合性期刊。即便认为这种表述过于激烈，我们也需要明了，但凡以期刊等公开出版的形式出现，便隐含一个前提：它所面向和对话的是学术本身及整个学界和社会而不是某一或某些学科，更不是某些个人或利益群体。简单来讲，公共性、公开性相应地规定了其开放性。继而，这种开放性当然也就是全局的和整体的，不是局部的或部分的。但有一点需要说明，这与专业性和受众面并无必然关联。从研究理路、学术精神等角度来看，小众冷僻的不见得是封闭的，大行其道的也未必是开放的。

而综合性期刊一旦在总体布局上采取以学科为单元的自我分解模式，则几乎无从避免向内及对外的双重困境。就内部而言，其对各学科的呈现很难与专业性期刊比肩，因为不仅缺少相应的周延与深耕，还要受到该学科风气及进展之掣肘。对外则极易滑向同质化，使期刊界基于差异性、个性化的“共同的学术追求”，也即费弗尔所说“相互交流思想、方法、追求和操心的事”的学术共同体无从生长，同时还令学界丧失了一种针对学科体系这一有限架构的调整机制。

吕西安·费弗尔著《为历史而战》

何况我们可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情形。在现今的学术生态中，不惟一级学科，诸多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甚至其下的分支都已在很大程度上从各自为政逐步演变为壁垒森严、画地为牢的代名词，——“这些小学科唯恐失去自治权，拼命坚持闭关自守，在智力领域跟在经济领域一样，这样做是徒劳的，也是有害的”；某些既有的、可称“成熟”的研究领域和取径，亦渐成拓张学术领地、树立学术宗派等的凭借。有的期刊出于对自身处境和数据生存的考量，仍将所拥有的学术资源交予其手，于是我们会见到一种情形：一部分实质上早已背离现代学术精神的“产品”，源源不绝地切割和占据着公共学术空间。一面是这类“产品”使得本学科内部的正常推展都沦为奢谈，一面是期刊部分地疏忽或放弃了所应履行的筛选、交流、组织、凝聚等职责，就好似在本该繁花似锦的园子里遍筑高墙铁屋，长此以往，整座园子必将面目全非而失去存在的意义。当然，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贬低或无视学科格局之下所形成的学术积累。作为现代学术的基本作业方式，分科治学是一个无可否认和规避的事实，如不充分了解和吸纳其范式、成果等，也只能使学术创新失却最坚实的根基。此间之判别与坚守，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期刊如何界定自身的主体性，以及如何看待和处理与“全局”的关系。

吕西安·费弗尔

《论语·学而》有言曰：“君子务本。”“务本”前提下的变通方为可行之道。正如人类个体的优秀品质——真诚、正直、勇敢、独立、充满爱心等等其实是永恒的，一份优秀的学术期刊所应具备的特质同样如此。像学界对于顾颉刚、陶希圣的学说和立场向来不乏质疑，但对于他们创办《禹贡》《食货》在学术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以及容纳不同意见之雅量，却有着相当一致的评价。这里并非要标榜某种个人英雄主义，只是这些振臂而呼、拨云见日的前贤，为我们洞彻学术期刊的“总原则”，提供了至为生动的范例。事实也说明，人们对于学术期刊的理想面貌和品格确有公论，问题更多在于能否在办刊实践中将其落地，能否经受“总原则”的检视而已。

回望《清华学报》创刊号，其首篇刊文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n Educated Man”可以说相当完满地体现了费弗尔所坚持的“科学和教育的双重任务”。110年后的今天，作为期刊人，我们仍需持续追问学术期刊之责任，从而在难免荆棘风浪的前路上不断确认并校准自己的方向。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作者：李扬眉，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

编辑：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