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None说起来有点怪,一开始注意到这份档案,其实是因为一句话——“河水三天三夜不清”。
不是诗,也不是比喻。
这句话就刻在苏州一个小村祠堂的石碑上,位置很偏,碑也不高,没人刻意宣传。
但看见那行字的瞬间,脑子里就只剩一个念头:这事儿,得查下去。
后来翻了很多旧档案,才慢慢拼出个脉络。
原来是1942年春天的事,地点在江苏吴江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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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军搞所谓“清乡”,其实就是一次大规模的屠杀。
那条河,就在盛泽镇边上。
那年三月,村民被集中在桥下,老人、妇女、小孩全都跪着。
日军一个命令,军刀一挥,河水立刻变红。
头一天红,第二天又红,第三天还是红。
直到第四天,水才重新变得清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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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作家的渲染,是当时村民在祠堂里亲手刻下的悼词。
也不是孤例。
根据江苏地方档案馆2006年启动的专项调查,吴江东部几个乡镇——盛泽、庙港、黎里——在那次“清乡”中,至少有1700人被杀。
村里老户口册直接撕了,因为全村没人活下来。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得往前倒。1937年冬,南京失守那天是12月13号,上午十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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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三路合围,谷寿夫指挥,松井石根在后方督战。
城门一开,进来的不只是军队,还有一场彻底失控的屠杀。
没有战斗,没有交火,基本是清场式的进城。
南京当时百万人口,六周之后只剩下三分之一。
南京宪兵队的内部报告写得很清楚:屠杀是有命令的,不是临时起意。
早在12月7日,朝香宫鸠彦亲王就签过一份密令,“杀掉全部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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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南京城里每天都有“处理现场”。
有的是刺刀,有的是火焰。
有照片记录的,有的是文字笔记,还有士兵写回家的信。
比如有一封信里写着:“今天斩了八个,耳朵割了带走,算战利品。”
这不是个别现象。
当时日军很多部队都有“记录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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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拍照、写日记、写信,甚至还画图。
这些材料后来都成了证据,直接被用于南京战犯审判。
比如《大阪每日新闻》拍到过一张照片,小女孩肚子被剖开,眼睛还睁着。

那种画面,连日军自己的医护兵都说:“支那兵看到都快瞪出血。”
这句话出自他自己的日记,地点在南京下关宪兵队。
他写得很细,哪天杀了多少人,血怎么冲进排水沟,断手扔哪儿,俘虏怎么不敢哭…他不是写小说,也不是忏悔,只是“记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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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写了一句特别冷的话:“我杀人,他吃饭。”这不是夸张,是他亲眼看到的场景。
那个“他”,指的是旁边正埋头吃饭的同僚。
其实那几年,苏南一带的老百姓早就知道日军进村意味着什么。
苏州、常熟、吴江,这些地方靠得近,消息传得快。1937年11月,苏州就已经沦陷,比南京早了一个月。
那会儿常熟方向的日军部队推进很快,村民来不及撤,全堵在桥头。
一声令下,军刀起落,一条河当场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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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当时有记录,是苏州党史部门后来复原的。
当年档案里写得明白:11月,苏州—常熟一带,至少一万人遇难。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焚尸。
日军“清乡”之后,会专门派摄影军曹来拍“秩序恢复”照片。
尸体拍完,就集中焚烧。
在盛泽镇口的粮站后头,当时就设了一个焚尸炉。
那个地方,一直有人记得。
到了1950年代,还有人在那堆灰里捡出骨头。
很多人问,怎么几乎没留下照片?其实,不是没有,是被拍完后集中销毁了。
但部分残片还是流出来了。
江苏抗战纪念馆里,现在还能看到几张当时的底片复印件,还有盖章的日军内部通报。
这时候要说到一个人——石川达三。1938年1月,他受命于《中央公论》,从日本到南京,本来是要写“帝国军人荣光”。
他是芥川奖作家,在日本文坛地位不低。
这趟本来是“表彰之旅”,结果一进城脸就变了。
他在第一天就写下:“街上没有活人,只有尸体。”
他去的第一个地方是中山东路,见到的第一个场景是:一个小男孩,肚子被掏空;一个女人,倒挂在树上,内脏翻出。
后来他在《活着的士兵》这本书里写到,“这不是战争,是屠戮。”
他在南京住了八天,去了宪兵队、码头、难民区外的“无人地带”。
有一次,他亲眼看到一个俘虏被钩子从肚子里拉出肠子,扔到狗堆里。
他写得很克制,几乎没有形容词。
但每一句话都像钉子。
书出版后,日本国内一片哗然。
三个月后被查禁。
但那本书还是流到了中国。
翻译的人署名“江南一笔”,至今不知道真名。
他说:“一个敌国士兵写下的,远比我们的想象更惨。”这本书后来部分手稿被收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还有一部分,被翻译者后代交给了中国国家档案馆。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写“胜利”。
参考资料: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石川达三,《生きてゐる兵隊》,改造社,1938年。
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大屠杀档案汇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苏州抗战时期大事记》,苏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选编》,国家档案局,2015年。
王选,《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调查档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