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金笔尖诗曰：

　　　　惊雷七月裂晴空，

　　　　克宫背信太匆匆。

　　　　专家去后留残局，

　　　　励志补天有劲松。

　　　　自力更生兴社稷，

　　　　从容挥剑斩棘丛。

　　　　盟破约毁寒风冽，

　　　　九州崛成万仞峰。

由于中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强硬态度，导致苏联精心组织的针对性批判完全没收到其想要的效果，甚至连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也敢于公开站到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苏联老大哥，这让赫鲁晓夫感到很是尴尬和愤怒。

气急败坏之下，赫鲁晓夫决定通过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方式来惩罚中国。

1960年7月16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向中国副外长章汉夫递交了关于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照会。照会提出：

“近来，中国方面开始对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执行了明显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而这种路线与中苏条约义务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都是不相容的。”

当时，外长陈毅不在北京，感到事态严重的章汉夫立即向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汇报。

　　　  苏联专家正在现场授课

此事非同小可，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从毛泽东在会上的几段话来看，他的心情是比较沉重的，但却表现出了自立更生的坚定意志。他说：

“苏联人民在过去十年中曾给了我们很大的援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从1917年至1945年，苏联是自立更生的，靠一己之力建设了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列宁的道路，我们现在也要走这个道路了。”

“我们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现在赫鲁晓夫不给我们，也没什么大不了，不给反而更好。如果他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周恩来则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苏方突然全面撤走专家，是把党际间的不同意见和思想争论引到了同盟国家间的关系上来了，是极不正常且违背原则的事情。

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做法感到愤怒，但还是希望赫鲁晓夫能够慎重考虑他的决定。7月31日，章汉夫向苏联驻华使馆递交了中国政府的复照。复照明确指出：

“苏联政府的这一行动，明显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准则，损害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共同利益。”

　　　　苏联专家在车间指导

由于当时绝大多数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合同尚未满期，他们手头上的工作还处在未完成状态，如果现在突然全部撤走，必将影响到两国政府的有关协定或合同，并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各项建设工作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这种单方面撕毁合同的行为，别说是在同盟国之间，即便是在一般的国家关系中也很罕见。

因此，中方通过复照对苏联照会的种种指责和借口进行了批驳之后，无可奈何地说道：

“如果苏联政府仍然坚持召回全部专家，这将令中国政府感到极大的遗憾。在保留自己意见的条件下，中国政府只能被迫尊重苏方的决定。”

中国政府当然清楚赫鲁晓夫撤走专家的原因，更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照会不过是走一次外交流程而已，不会对苏方的决定产生任何作用。因此，未等苏方对中国的复照作出答复，中国国务院就于8月1日发出了安排苏联专家撤走的通知。

通知强调：各部门、各地区应当把送别工作当成政治任务。对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和家属，尽一切可能热情送别，充分表达中国人民对苏联专家的谢意和友情。

为了让苏联专家明白让他们回国的原因，中方在送别活动中向他们宣读了苏中两国的照会文件，没想到却让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十分不满。

他找到外长陈毅，指责中方“有关部门向苏联专家宣读照会是非法的和不友好的行为。中方此举是在代替苏联机关行使职权，意在使专家们对苏联政府的召令产生怀疑。同时，照会是绝密文件，当众宣读容易泄密并被外国间谍利用，苏方对此感到气愤！”

同样气愤的陈毅对此进行了反驳：

“撤走在华专家，是苏联单方面制造的政治事件，是一起震动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大事。苏方丝毫不顾及两国的条约、合同和义务突然撤走全部专家，也不顾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却来责备我们宣读照会，是何道理？”

“专家是当事人，我们宣读照会只为了把真相告诉他们。这样的大事是瞒不住的，总有一天，中苏都要被迫交代此事。”

整个8月份，中苏双方都在互递照会，并在互相指责的同时又强调各自都致力于维护两国团结的大局，可撤退专家的步子却没有稍停。到8月底，苏联在华专家及其家属就全部撤离了。

实际上，在布加勒斯特会议过后，中方对苏联可能进行报复就有了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想到赫鲁晓夫竟做得如此绝情绝义。

自1957年开始，在经济领域执行援助任务的苏联专家就逐年减少了，所以本次撤走全部专家，对中国国家建设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国防军工方面。因为此时正值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的重点建设计划是国防工业，所以在这方面聘请的苏联专家也最多。

　　    　暴躁易怒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撤走专家的粗暴行为，本意是想通过实力逼迫中国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苏联屈服，但伤害的却是中国人民的感情，对苏联本身也并无益处，而最先有此觉悟的正是苏联人。

苏联国内不少官员就认为，撤回援华专家是一种因感情冲动而采取的外交政策。曾任援华专家组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就公开发表意见，反对撤回援华专家。

其实，当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接到撤退专家的通知时也感到非常“震惊”。他赶紧向莫斯科发报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撤退正在援助工作中的专家是违反国际公约的。如果必须结束对中国的援助，至少应当在专家们完成他们的合同项目之后再进行。”

最为纠结的是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他们认定这样做会被中国人看成是政治施压。于是就先行将照会文稿连同与此相关的通知等文件全部锁进了保险柜，指望过些时间上面领导人会冷静下来。然而他没能等到苏联领导人冷静下来，却等来了上级的一顿呵斥，最终也只好将保险柜重新打开。

当时的苏联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在回忆此事时如此说道：

“在不久前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曾批评斯大林从南斯拉夫撤回苏联专家。现在，他本人又干起了同样的事情，这对苏联来说完全就是一种嘲弄。”

后来，俄罗斯的史学家如此评价赫鲁晓夫撤走在华专家一事：

“撤退专家并非出于实际需要，而是赫鲁晓夫的鲁莽行为。这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并成了中苏分裂的重要原因。”

无论赫鲁晓夫撤走专家的行为是多么不得人心，但到1960年底，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就全部结束了，由他们维系和传递的中苏友谊也随之消失，只留下人们长久的思考和回忆。

然而，面对赫鲁晓夫这种极端的粗暴行为，中国方面还是保持了相对的克制。因为，此时中国的对苏政策正面临着选择上的困境。

一向不畏强权的中国领导人必须起而对抗来自赫鲁晓夫的粗暴压力，而国内经济的险恶状况，又迫使中国必须缓和与苏联的关系。

按照周恩来的话说，中国面临着“比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更加麻烦”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