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马鹤逸 信古斋 2025年10月12日 18:54 江苏

本期介绍文物
西汉晚期 “日光-君行有日”铭重圈铭文镜
山西榆次猫儿岭古墓群出土
晋中市博物馆藏
关于中国古代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众所周知，是非常之低的。自宋代以来，礼教在理学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极端异化，女性的社会地位日趋下降，完全沦为了男性的附属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娴静柔顺”便成为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美德要求；记得十年前在南京博物院参观过一场“中国古代女性文物大展”，策展者即以“温·婉”为展览题名，可谓是对中国古代女性“理想”特质的精准把握。
这种要求并不始于宋代，早在秦汉时已有渊源：东汉时班昭作《女诫》，首条即言“卑弱第一”，提出女性在夫家要“忍辱含垢，常若畏惧”，自东汉以后被奉为女训圭臬；北京大学收藏的秦代简牍有一章曰《教女》，开篇亦提到“凡善女子之方，固不敢刚，因安从事，唯审与良”，在夫家“虽与夫治，勿敢疾当；丑言匿之，善言是扬；中毋妒心，又毋奸肠”。
不过，秦汉时期毕竟去古未远，社会对女性人格的束缚与扭曲尚不算严重，而人类天性中对于平等与自由的渴求又是无法被抹杀的，因此在早期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中都保存有女性试图反抗既有秩序、在爱情与家庭中追求平等的史料。
这期文章，就来介绍一面罕见的西汉时期铭文镜，铭文中记录了一位妻子对丈夫的“威胁”，体现出一种爱情中的“对等原则”，非常有趣。
一、
关于西汉时期所谓的“相思”题材铭文镜，笔者此前已经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过了。
这类铭文大多以女性的口吻，表达对远方爱人的思念，或者倾诉被爱人抛弃的怨怼。
如目前所见最早的“相思”题材铭文镜——汉初淮南国铸造的“戚思”类铭文镜：

戚思悲，愿见忠，君不悦相思，愿勿绝。

戚思甚，悲欲见，勿说相思，愿勿绝。

大意：心里的愁思那么戚切又悲伤，想要再见一面，向夫君展露衷肠；如果你再也不愿与我像从前那样相互爱慕思念，那么我唯一的心愿就是不要从此与我永不相见。

铭文体现了一位被抛弃的女性，内心哀愁婉转，希望向爱人表达自己的情感；即便最终不能挽回爱情，也希望能够守在曾经的爱人身边。

又有几种比较典型的“相思”镜铭如：

道路辽远，中有关梁；鉴不隐情，长勿相忘。

大意：道路是那么的长远，中间还有关口和桥梁相阻隔；照镜子也不能抚慰我的深情，希望你（远行的恋人）千万别把我忘记了。

秋风起，使心悲；道路远，侍前稀。
秋风起，予志悲；久不见，侍前稀。

大意：萧瑟的秋风扬起，让我的心那么悲伤；你离开家那么遥远/那么久没有见到你，（我不在）还有谁在跟前侍奉你、照顾你呢？

忽以觉，寤不得。但自欺，私太息。

大意：忽然从美梦中醒来，再想回到梦里怎么也睡不着了。（罢了，罢了！）做梦不过是在自欺，梦醒后徒留下深深的叹息罢了！

长勿相忘兮久相思，伏念所欢兮无穷时。

大意：别忘了我呀，让我们相互思念；想到过去相处的欢乐时光，真希望那些日子能够永远延续下去！

在这些镜铭所表达的意境中，女性的地位在两性关系中都处于比较卑弱的地位，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感情来打动对方，与当时社会上的一般认识相同。

不过，今天介绍的这面铭文镜，其中所表达的意境却与上述镜铭大不相同。我们来看看这面铜镜的样子。

西汉晚期 “日光-君行有日”铭重圈铭文镜
山西榆次猫儿岭古墓群出土
晋中市博物馆藏

此镜出土于山西榆次猫儿岭古墓群，系笔者前时参观晋中市博物馆“榆次猫儿岭古墓群出土文物特展”时拍摄的。由于猫儿岭古墓群的发掘报告迟迟未出，因此此镜的出土背景信息与尺寸规格均不得而知，目测大概在13-14厘米上下，大约合汉尺六寸。

镜的形制是非常典型的西汉晚期重圈铭文镜样式，此类镜肇始于西汉中晚期武帝、昭帝、宣帝时期，至西汉晚期非常流行，新莽以后逐渐式微。

圆形，圆钮，连珠纹钮座，主纹饰为两圈环绕式的铭文带，铭文均为顺时针读。内圈铭文八字，每字中间以圆涡形云纹间隔，其铭曰：

见日之光，长毋相忘。

外圈铭文二十九字，其铭曰：

君行有日反有时，端心政行如妾在；时心不端行不政，妾亦为之，君能何治？

内圈铭文即当时汉镜中最常见的“日光”铭，但外圈的铭文则非常罕见。与之类似的铭文，还见于一面私人收藏的单圈铭文镜，收录于《汉镜铭文图集》一书：

西汉晚期 “君行有日”铭单圈铭文镜

资料来源：王纲怀编著，《汉镜铭文图集》，中西书局，2016年，第233页。

妾亦为之，君能何治——西汉女性爱情观中的“对等原则”

此镜的样式基本与榆次猫儿岭出土镜相同，唯前镜属重圈铭文镜，此镜属单圈铭文镜。镜铭曰：

君行有日毋反时，端政心行如妾在；时心不端行不政，妾亦为之，君能何治？

二镜的铭文基本相同，仅部分语句的顺序前后颠倒，且前镜铭文作“君行有日反有时”，后镜铭文作“君行有日毋反时”。参考另一类“行有日兮反毋时”铭文汉镜，当以“毋反时”为标准铭文，“反有时”中的“有”当属讹字。

反，即“返”；政，即“正”。因此猫儿岭镜外圈铭文的标准读法应该是：

君行有日返毋时，端心正行如妾在；时心不端行不正，妾亦为之，君能何治？

大意：夫君你这一去就是不少时日，什么时候回家还遥遥无期，请你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也要端正态度、注意操行，就像我跟在你身边一样；如果让我知道你在我不在的时候乱搞事情，我也会作出和你一样的行为，到时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这段铭文所反映的爱情观念，在今天的人看来不过是很平常的“对等原则”（一方要求对方怎样对待自己，就要以同等的原则对待另一方），但对于秦汉时期女性对于丈夫要“忍辱含垢，常若畏惧”、“虽与夫治，勿敢疾当”的主流社会观念来说，却是一种非常大胆的反抗，可以说是西汉时期女性对“平等权利”的一种朴素追求。

与之文辞相类、上面提到的“行有日兮反毋时”镜铭，与这则镜铭相类，但反抗性就要弱了许多：

行有日兮返毋时，结中带兮长相思；妾负君兮万不疑，君负妾兮天知之！

大意：夫君你这一去就是不少时日，什么时候回家还遥遥无期，我只能束起内衣带苦苦思念你；你千万不要猜疑我会背叛你，至于你会不会背叛我，那就只有上天知道了！

这则镜铭可以视为上则镜铭的“姊妹篇”，疑其撰作者为同一人，俱表达了在家的妻子对远行丈夫的不信任，一则诉诸威胁，一则指天为誓，读之令人感慨。

二、

镜铭中的“妾亦为之，君能何治”，是目前所见存世文物中最早体现女性“追求平等”这一爱情观念的。不过，这种思想的源流，早在先秦时期已有端倪，那就是《诗经》中的《郑风·褰裳》。

《褰裳》是一首爱情诗，作于春秋早期，是一位郑国姑娘对心上人发出的“最后通牒”：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大意：你如果真的还在想我，就提起衣裳渡过溱水/洧水来找我；如果你不想我，难道没有别的好男人喜欢我吗？你这个小子真是太自恋了！

溱水、洧水均在今河南密县，春秋时属郑国灭郐后所置新密邑，双河流经郑国全境，因此《郑风》爱情诗发生的地点大多与这两条河流相关。笔者的家乡即在河南密县，读之真是倍感亲切。
诗中的“狂”字，原本造字的含义是用来形容疯狗，后来引申义用以形容人的精神失常、疯狂恣肆。《论语·阳货》有言：“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则春秋时“狂”字亦可以形容人的骄傲自大。结合诗的意境来看，这里的“狂”笔者认为意译为“自恋”较佳。
与西汉“君行有日”镜铭相似，《褰裳》的女主以“转投他人怀抱”相威胁，要求爱人渡河前来向自己表明心意；宋代理学家视此为惊世骇俗之言，对其大加批判，如朱熹《诗经集注》中就评论此诗为“淫女语其所私者”，批评侮辱的态度表露无遗。
实际上，在先秦时期儒者的眼里，《褰裳》中这位郑国姑娘对待爱情的态度是完全合理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战国楚简中有一部《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存世最早的孔子对《诗经》的评论。简的保存状况一般，不少内容有缺失，目前留存的内容中尚可见到一则对《褰裳》的简短评论：

《涉溱》其绝。

《涉溱》即《褰裳》异名，均取自诗首章的第二句。“绝”，即决绝之意；孔子认为，吟唱这首诗的郑国姑娘对她的爱人表达出了决绝的态度：要么一心一意对待自己，要么就从此情断义绝。
《左传·昭公十六年》中的一则记载亦可佐证此说：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

鲁昭公十六年三月，晋国执政卿韩起至郑国聘问；四月，郑国的六位执政卿在国都新郑郊外设宴款待韩起。在宴会上，韩起提议郑国六卿各自赋诗，以展现郑国政坛的风采与六卿的志趣。
其中，郑卿游吉（子大叔）就赋了这首《褰裳》。春秋时期，郑国处于晋、楚二大国交锋的前沿阵地，归晋则楚人来讨，归楚则晋人来伐，可谓是苦不堪言。韩起来聘问时，恰逢楚国不久前发生动乱，灵王被弑、平王篡位，暂时无力北顾，郑国此时服从于晋国。子大叔赋《褰裳》，实则是在告诫韩起，希望晋国君臣能够善待郑国，才能得到郑国君臣的忠心归附；如果晋国不善待郑国，那么郑国又“岂无他人”（楚国）可以归附呢？
韩起领会到了子大叔的意思，立刻表示“只要有我韩起在，就不会（逼迫郑国）使得郑国发生’勤于他人’（投向楚国）这样的事情”。子大叔起身拜谢韩起的好意，韩起感叹说：“你这首诗赋得太好了。如果我们晋国不始终与郑国结心修好，那么晋、郑两国的关系哪里能够长久保持呢？”
从以上两则材料来看，《褰裳》所表达的“决绝”之情在先秦时期是为“君子”所称许的：如果男性不一心一意对待女性，那么女性自然应该拿出决绝的态度与男性一刀两断，无须自怨自艾或苦苦哀求。
这种态度不仅在男女之间适用，在君臣之间亦复如之。如果丈夫/君主以诚心来对待妻子/臣子，那么妻子/臣子自然应该以相同的诚心来回报丈夫/君主；如果丈夫/君主以二心来对待妻子/臣子，那么妻子/臣子自然就应该以相同的二心来回报丈夫/君主。孟子的名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正是这种“对等原则”在君臣之间的体现。
由此看来，唐宋以后儒生所主张的臣子对君主、妻子对丈夫那种无条件的“忠”，早已违背了先秦儒家的本质，是一种奴才式的愚忠，若使孔孟复生，亦将深焉不齿。
近几年来，网络上所谓“女权”与反对“女权”的声音相互攻讦，笔者甚感无聊；其实“君行有日”镜铭与《郑风·褰裳》中体现出的“对等原则”正可为这些讨论下一断语：
但凡是追求机会平等、反对某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特权，就是值得捍卫的真“权利”；而那些追求结果平等（甚至是结果不平等）、寻求某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特权（无论是“男权”还是“女权”），都是需要打击的假“权利”。
任何关系，无论是国外流行的性别、性向、种族等议题，还是国内流行的性别、劳资、职场等议题，亦应以这一原则作为根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