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ˉ [日]八木春生ˉ译ˉ陈思遥
【关 键 词】岷江流域 西方净土变相图 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 敦煌莫高窟唐前期西方净土变相图
中国四川地区的西方净土变相图龛流行始于盛唐末至中唐时期，并在晚唐时期达到鼎盛。此前，与阿弥陀信仰相关的图像主要表现为阿弥陀佛周围、坐于同茎莲花之上的五十尊化生菩萨像，即所谓“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然而有研究认为，这类图像是将道宣所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记载的灵验故事图像化表现的产物，若将其与《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以及《无量寿经观》所图像化的西方净土变相图完全等同，是不恰当的[1]。在四川地区，这类“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图”既无像敦煌莫高窟初唐窟（唐前期第二期诸窟）开始出现的西方净土变相图中所见的楼阁，也未表现出西方净土的场景。因此，尚无法将其直接视为西方净土变相图。但在四川地区，自盛唐末至中唐时期，这类“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龛中开始逐渐加入楼阁、“十六观”，以及“未生怨”等出自《无量寿经观》的要素。到了晚唐时期，四川地区多地已与敦煌莫高窟盛唐时期（唐前期第三、四期）的西方净土变相图一样，将“十六观”及“未生怨”图像分别置于纵向排列的数个方形区块内。由此可见，四川地区的“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龛”与“西方净土变相图龛”之间关系密切，难以完全将其视为截然不同的类型。此外，随着楼阁数量的增加与构图的愈加复杂，“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逐渐移至侧壁，其重要性也随之降低[2]。
自盛唐末至中唐时期（约755—835）[3]开始，四川地区的摩崖造像营造活动的中心从广元、巴中地区逐渐转向此前并不活跃的众多地区。首先，在盛唐末至中唐时期，岷江中游西侧的丹棱、邛崃以及东侧的仁寿地区，开凿了大量的摩崖造像龛。随后，到晚唐时期，造像活动范围向南延伸到岷江下游的夹江、乐山，以及沱江中下游东西两侧的资中、内江，并且安岳等地的造像活动也变得活跃起来。晚唐至五代时期，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了涪江流域西侧的遂宁、潼南，以及大足等地。这些摩崖造像龛规模不一，数量众多，分布广泛，难以在本文中一并论述。因此，本文将聚焦于盛唐末至中唐时期岷江中游流域出现的西方净土变相图及相关实例，具体研究的对象包括丹棱郑山摩崖造像龛第71龛、第42龛，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以及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第20号龛、第28龛，邛崃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第6龛和盘陀寺石窟第3龛。通过对这些摩崖造像龛中的西方净土变相图龛进行概观和形式分析，并与敦煌莫高窟西方净土变相图进行比较，探讨四川地区西方净土变相图龛的形成过程、空间布局，以及往生观念，从而深入揭示其所具有的独特性，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郑山、刘嘴摩崖造像龛
郑山、刘嘴摩崖造像龛位于四川省丹棱县西北的双桥镇黄金村千佛寺内，1984年在县文物普查时被发现。两处摩崖造像龛相距仅数百米，分布在郑山与刘嘴两处大小不一的数块岩石上，共计152龛。当地合称为“大石包造像”。王熙祥曾于《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发表《丹棱郑山——刘嘴大石包造像》，对其作了调查报告[4]。
（一）郑山摩崖造像龛第71龛
郑山摩崖造像龛分布在四块岩石上，其中一块岩石上开凿了“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龛”和“西方净土变相图龛”。多龛造像分布于该岩石的南、东、西三面。南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第71龛（报告中编号为第60龛）“化佛图”的“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龛”（图1a、图1b）。下层为带有“天宝十三年”（754）铭文的第61龛。根据此铭文推测，第71龛的年代为盛唐末至中唐时期。该龛宽95cm，深67cm，高125cm[5]。
图1aˉ 郑山摩崖造像龛第71龛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图（笔者摄）
图1bˉ 郑山摩崖造像龛第71龛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图局部（笔者摄）
龛内上部雕有阿弥陀佛及左右胁侍菩萨像，头部均已残损。阿弥陀佛结转法轮印，左右胁侍菩萨（观音与势至菩萨）呈单足下踏姿势。这种形式与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第二期（如第341窟南壁）的西方净土变相图相似（图2），但阿弥陀佛与胁侍菩萨同坐于长茎莲花上的形式却较为罕见。类似的长茎莲花的形式还见于附近的眉山大石摩崖造像龛（眉山东坡第16龛）中，但其莲茎长度不及第71龛。此外，四川省旺苍县佛子岩的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龛及巴中南龛第78龛，虽莲茎较短，但仍保留了阿弥陀佛与胁侍菩萨坐于莲茎上的特征。由于上述两例皆为盛唐后期（后者为740—750年）的造像，笔者推测这种长莲茎的“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图”在盛唐时期可能在成都及中原地区（如西安）广为流行。
图2ˉ 敦煌莫高窟第341 窟西方净土变相图（采自《敦煌石窟全集5 阿弥陀经画卷》，中国香港商务印书馆）
第71龛主尊阿弥陀佛坐像结转法轮印，身披通肩袈裟，上半身较为扁平，下方莲花座上的裳摆部分下垂。头光呈椭圆形，外圈刻有唐草纹，内侧饰有两道联珠纹。值得注意的是，主尊身后配有印度笈多式背屏，并饰有毗耶罗（Vyāla）和摩迦罗（Makara）等图像。龙门石窟约从650年开始出现笈多式背屏，最初作为优填王像座位的背屏使用，龙门石窟第565窟（惠简洞，约673）以后，逐渐成为弥勒菩萨像的座饰[6]。在西安宝庆寺塔造像龛（703—704）中，弥勒像坐于带有笈多式背屏的台座上，而两尊菩提瑞像则无笈多式背屏。与之相比，在四川广元地区千佛崖摩崖造像龛第366龛（710—712）、巴中地区南龛第37龛（约710）以及蒲江地区大佛坪龛第9龛（8世纪30年代）等龛中，均可见菩提瑞像坐于带有笈多式背屏的台座上。然而，这种背屏作为阿弥陀佛座位的附属装饰，却是前所未见的。左右胁侍菩萨像抬起远离主尊一侧手臂置于胸前，另一手臂置于腹前，右菩萨的手掌中似乎托着某物。二菩萨均将远离主尊一侧的腿下垂呈半跏坐，下垂之足踏于小莲花之上。虽然推测二菩萨可能分别为观音菩萨和势至菩萨，但无法确定哪尊为观音菩萨哪尊为势至菩萨。二菩萨头光呈细长的宝珠形，外层为火焰纹，内层沿边缘刻有联珠纹，肩部附近可见宝缯和肩饰。虽风化严重，但仍能辨认出胸饰，手臂上似有天衣垂挂，上半身及膝部以下刻有璎珞装饰。
在阿弥陀佛和二菩萨之间，同样可见立于长茎莲花座上的小型弟子像。左侧弟子像面向主尊，双手置于腹前似乎奉持着某物；右侧弟子像正面朝向主尊，左手曲臂握拳于肩部附近，右臂下垂似握有宝瓶于身侧。阿弥陀佛所坐的莲茎前方另有三朵莲花，每朵莲花上坐一供养菩萨，中间一尊背对观者，另两尊则举起靠近主尊一侧的手臂。这种布局在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第二期的窟中也较为常见。龛下方基台上，有两尊供养菩萨立像，举起远离主尊一侧手臂，其天衣左右交错，可能为舞乐天。若是如此，此基台则可视为“宝地”。从基台周围的平面（宝池）上延伸出莲茎，托载各种姿态的供养天像，以及从莲蕾中探出头部的化生像。在左右壁同样可见多尊供养菩萨坐于从宝池生长出的长茎莲花上（图3），荷叶也有雕刻。左壁共计22尊，右壁21尊，正壁除伎乐天有9尊，共计52尊菩萨像。这些菩萨像似乎是从同一莲茎上延伸而来，但细节尚难确认。不过，有些菩萨像身穿袈裟。左右壁最下方也有几尊立像，可见此龛的主题应与“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图”有关。但阿弥陀佛所坐的莲座配有笈多式背屏，并在其底部表现“宝地”等要素，这是其他地区尚未见过的特殊形式。陈思遥认为，第71龛的供养天中，主尊阿弥陀佛及两侧胁侍菩萨之下方的供养天并非坐于莲华座，而是坐于台座之上，与其他供养天有所区别。这可能与《无量寿经观》中所描述的上品上生者及上品中生者坐于“金刚台”或“紫金台”相关[7]。
图3ˉ 郑山摩崖造像龛第71龛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图局部（笔者摄）
（二）郑山摩崖造像龛第42龛
1.正壁造像
第42龛开凿在岩石东面，为双层龛。内龛宽127cm，深55cm，高146cm。在内龛外左右两侧，有一尊披宽袖上衣的供养菩萨（左）与身着天衣的供养天（右），并刻有唐草纹（图4）。龛内雕刻的并非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图，而是带有楼阁的西方净土变相图。
图4ˉ 郑山摩崖造像龛第42龛西方净土变相图局部（笔者摄）
主尊阿弥陀佛通肩披袈裟，胸部虽比第71龛的阿弥陀佛更为饱满，但并无明显的胸肌及腹部隆起，双手结转法轮印。左右菩萨与第71龛相似，都以远离主尊一侧的腿下垂踏莲。阿弥陀佛原本似坐于“裳悬座”上，但因破损严重已难以确认。这里阿弥陀佛像不是坐在长茎莲花之上，而是坐在由三重仰莲瓣、束腰部及基座所构成的莲花座上。仰莲瓣中央饰有联珠纹环绕的圆花纹样，这种形式在梓潼县卧龙山千佛岩石窟造像第1龛（634）中也能见到。第42龛主尊不仅有头光，还具备身光。其头光顶部可见缠绕的绳状物，可能是表现阿弥陀佛头部发出的光芒。菩萨像与完全失去头部的阿弥陀佛像不同，虽然破损严重，但左菩萨像仍保留了原有头部的轮廓。菩萨像头发及宝缯垂至肩部仍可辨识，上身于条帛之上佩戴X形璎珞。覆盖双肩的天衣似在腹部交叉，其衣端搭于双臂上。胸前垂挂十字形的胸饰。在裳悬座中央可见系成十字交织的带子，应为装饰带。右菩萨像下垂的脚踏于小莲座上。
2.正壁楼阁及宝池
阿弥陀佛头顶上方，雕刻有一座阁顶为鸱尾翘起的庑殿顶双层楼阁，左右两侧各有与其相似，但规模较小的建筑（呈斜向状），这些建筑之间由空中回廊相连，回廊上可见行人。比之更为复杂，但类似的表现在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第四期第171窟的南北壁中也可见（图5）。在第42龛中，胁侍菩萨像头顶均雕有宝幢。阿弥陀佛所在宝坛前（下）方的宝地内，有两尊舞乐天像。右舞乐天像的右侧及左舞乐天像的左侧有众多供养菩萨像，这些供养菩萨均位于围栏（栏杆）之内（宝地），栏杆中央处设有一座向龛外延伸的宽桥（图6）。这些供养菩萨像被认为位于宝池之中，但若如此，宝池的水便会从桥上流出，因此更合理的解释应是，这些供养菩萨像位于宝地之上。桥面向观者的表现形式，还见于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第四期第172窟南北壁（图7）。由此可以判断，在正壁，承托带有栏杆的莲花座下方的平地应为宝池，阿弥陀佛与胁侍菩萨像位于宝坛上，而供养菩萨像和舞乐天则位于宝地上。值得注意的是，围栏由多个小圆弧连成轮花状，这可能与敦煌莫高窟中宝坛前呈凸凹状的表现相同（图5）。此外，宝池中左右两侧各有一身供养天像，似正试图翻越围栏（图8）。
图5ˉ 敦煌莫高窟第171窟西方净土变相图（采自《敦煌石窟全集5 阿弥陀经画卷》）
图6ˉ 郑山摩崖造像龛第42龛西方净土变相图局部（笔者摄）
图7ˉ 敦煌莫高窟第172窟西方净土变相图（采自《敦煌石窟全集5 阿弥陀经画卷》）
图8ˉ 郑山摩崖造像龛第42龛西方净土变相图模式图（笔者绘制）
3.左右壁
与敦煌莫高窟的西方净土变相图相比，第42龛的主要差异在于：左右壁布满了浮雕的供养菩萨像，这些像均坐于以莲茎彼此相连的莲花座上（图9a、图9b）。由此可见，五十菩萨像的相关图像已从正壁转移到了左右两侧壁。还可以看到一些较为罕见的姿态，如有展开经卷似乎从邻近供养菩萨像接受教诲的形象，也有抓住莲花茎的供养菩萨像（图9c）。靠近龛口处下方雕有树木及六角形楼阁（图9a、图9b），但由于树枝上长出的莲花承载着供养菩萨像，故其难以称为树木[8]。从中央宝坛到左右侧壁的六角形楼阁之间有拱桥相连。正壁与两侧壁并非相互独立：正壁下方设有莲池，并向左右侧壁延伸（图8），且六角形楼阁下方同样能见到正壁围栏下方的莲花座，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关联。另外，阿弥陀佛所坐的宝坛两侧，还有被宝池隔开的另外两座宝坛，其布局使人联想到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第二期第341窟南壁的西方净土变相图（图2）。
图9aˉ 郑山摩崖造像龛第42龛左右壁（笔者摄）
图9bˉ 郑山摩崖造像龛第42龛左右壁（笔者摄）
图9cˉ 郑山摩崖造像龛第42龛供养菩萨像（笔者摄）
在左右壁拱桥上的众多人物中，左右各有两位持幡人物，身后分别雕有骑象的普贤菩萨（左）与骑狮的文殊菩萨（右），他们似乎乘云而行。孙明利认为，持幡人物可能是引导亡灵前往净土的“引路菩萨”；黄夏则指出，一位持幡者戴幞头，另一位梳峨髻，皆为世俗人物[9]。黄夏还提到，重庆大足北山观音坡，有一龛（1154）题刻与地藏菩萨组合的“引路王菩萨”龛；资中西岩摩崖造像龛第21龛，虽造像后期有重修，但仍存有“造阿弥陀佛观音地藏引路菩萨七佛共一龛”的铭文。[10]该龛以结禅定印的阿弥陀佛为中心，左侧为观音与另一位菩萨，右侧为地藏菩萨与戴幞头的造像。肥田路美根据龛内的铭文，认为观音左侧上方雕刻出的持幡菩萨像为引路菩萨，负责引导亡者往生净土，而幞头人物可能与阎罗王相关[11]。因此，第42龛的持幡人物应与引路菩萨有关，表现引导亡者灵魂往生西方净土的场景[12]。类似的表现，在夹江千佛崖晚唐所开凿的摩崖造像龛第99龛、第137龛中也可见[13]，但在四川地区其他地方很难发现类似图像。不过，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一幅约9世纪的绢画（藏于大英博物馆），绘有持幡菩萨像及其身后的女性形象，并有“引路菩”的榜题[14]。
值得注意的是，第42龛中的持幡人物面向龛外，仿佛在引领后方的骑象普贤菩萨与骑狮文殊菩萨前行。若他们为“引路王菩萨”，则可能表现的是其迎接位于龛外的现实世界中众生的场面。若幞头人物与阎罗王相关，则桥可能为连接现世与净土之间的奈何桥[15]。因此，与内龛正壁中央向外延伸的宽桥一样，可能同样是为了帮助那些现实世界的人们进入西方净土而雕刻。另外，从左右两侧承载六角形楼阁的宝坛，也分别有桥向外延伸。由此可见，想要到达阿弥陀佛所在的宝坛的路径可能不止一种，展示了进入净土的多种方式[16]。
（三）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
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与郑山摩崖造像龛第42龛同为双层龛，宽79cm、深30cm、高102cm（图10a、图11）。在其附近开凿的第37龛菩萨立像带有“元和十三年”（818）的铭文。因此推测第39龛的造像年代为中唐时期，但可能晚于郑山摩崖造像龛第42龛[17]。内龛外侧的左右两侧雕刻有唐草纹样、华盖、上半身已损毁的供养菩萨像。内龛基部有七格壶门，每个壶门内均刻有侧面的莲花纹，而外龛的左右外侧则可见八角柱（可能为宝幢）（图12a）。
图10aˉ 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西方净土变相图（笔者摄）
图10bˉ 牛仙寺摩崖造像龛西方净土变相图（笔者摄）
图11ˉ 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西方净土变相图模式图（笔者绘制）
图12ˉ 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西方净土变相图局部（笔者摄）
内龛正壁上部中央，雕刻有坐于莲花座上的阿弥陀佛，身披通肩袈裟，双手结转法轮印。左右壁分别雕刻有位于阿弥陀佛两侧的胁侍菩萨（观音菩萨与势至菩萨），此二菩萨均将远离主尊一侧的脚下垂，似踩于带茎的莲花上，同时似乎均坐于束腰圆形台座上，但无法完全确认。在左胁侍菩萨左侧与右胁侍菩萨右侧，各有数尊供养天像，均举起靠近菩萨像一侧手臂。阿弥陀佛有头光及身光，头顶发出的光线向两侧延展，并在上方配置一座建筑，而胁侍菩萨像头顶上方为宝幢，这一点与第42龛相似。不过，第39龛与第42龛也存在诸多差异。第39龛的阿弥陀佛头部发出的光线呈长条云纹状；头光上方的建筑为单层鸱尾式庑殿顶，建筑左右两侧延伸出回廊，右侧菩萨上方宝幢在主尊一侧可见一座小屋顶，但宝幢后方是否存在建筑尚不明确（图12b）。正壁建筑内与回廊中，可见着通肩袈裟的佛坐像，而回廊上方（建筑两侧）则各雕刻三尊乘云的十方诸佛。
阿弥陀佛坐于由三斗拱和人字斗拱组合的栏杆上方。仔细观察可见，栏杆内中央两尊供养菩萨像的左右后方，隐约可见一道低矮的墙壁。而在阿弥陀佛坐像左右两侧，延伸出两道纵向的双层矮墙，并与上述墙壁相接。在这两道纵向延伸的矮墙上方，刻有双臂高举的力士像（图13）。上方雕刻的并非力士像，而是佛立像，这在夹江牛仙寺摩崖造像龛中可以发现与之极为相似的布局（图10b）。从两者的比较来看，推测阿弥陀佛左右纵向延伸的部分可能为桥（或坡道）。阿弥陀佛后方除楼阁，其余部分可能均为宝池（图11）。在这两侧桥（或坡道）外侧，分别雕有供养天像及宝幢，由于宝幡底部清晰可见，推测其所在空间应为宝坛之上（图13）。根据牛仙寺摩崖造像西方净土变相图龛的表现，左右壁胁侍菩萨像的台座可能也位于宝坛上。但菩萨右脚所踩的莲花茎，则明显从宝池中伸出。
图13ˉ 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西方净土变相图局部（笔者摄）
在宝坛之前（下方）没有由栏杆分隔的狭小区域；其前（更下方）则配置一座自中央向观者侧延伸的宽桥，并在桥道左右各设狭小区域。以上两处区域均为“宝地”，前者为上宝地，后者为下宝地。宽桥的桥头雕有舞乐天，而两侧狭窄的宝地内则雕刻有伎乐天。在这下方宝地的左右两端可见向外凸出的部分，内部由栏杆围合，其间雕刻众多人物。此外，在宽桥与左右凸出部分之间，各由一座与栏杆平行的小桥相连。其余的地面雕刻有大型荷叶。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第二期西方净土变相图中，常见宝池的水从画面深处流向近处（图2b），表现出当时人们对于西方净土的空间认知是“越向后越高”。第39龛中纵向并列的栏杆构造，或许也源自这一空间观。在左右壁（胁侍菩萨像与内龛前壁之间的空间）上，莲花座上的供养天像（其中一些举起靠近主尊一侧的手臂）被置于栏杆外侧，这些供养天像均位于栏杆外侧，若将这些人物也视作处于宝池之中，则意味着阿弥陀佛所在的宝坛及其两侧的桥（或坡道）外缘和下方的宝地也被宝池环绕。由此可见，第39龛在保留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图诸多构图要素的同时，以一种不同的空间结构与理解方式加以呈现。
二、牛角寨摩崖造像龛
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位于岷江与沱江之间、距成都以南54公里的仁寿县高家镇鹰头村牛角寨与玉皇顶东崖下的山坡上，开凿在数十块岩石上。该处摩崖造像龛由牛角寨区与坛神岩区组成，两者相隔约500米。牛角寨区开凿了40龛，坛神岩区则开凿了62龛[18]。在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现存的8处铭文中，仅有坛神岩区的“天宝八年”（749）和牛角寨区的“贞元十一年”（795）两处有纪年铭文。与西方净土变相图相关的造像位于牛角寨区，共有4龛，即Y-2区的第20龛、Y-3区东侧巨石的第24龛及其右邻的第28龛，以及Y-4区的第31龛。这些龛中的造像均为中唐时期，但无铭文记载[19]。其中，第20龛与第31龛为“西方净土变相图”，而第24龛与第28龛则为“无量寿经观变相图”[20]。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龛楣和左右两侧门柱是否刻有“十六观”或“未生怨”图。这四个龛虽彼此相似，但“西方净土变相图”的第20龛和第31龛，以及“无量寿经观变相图”的第24龛和第28龛，其基本构图几乎相同。因此，本文选择保存状态较好的第20龛（“西方净土变相图”）和第28龛（“无量寿经观变相图”）进行探讨。
（一）第20龛
内龛宽101cm，深38cm，高113cm，被认为营造于中唐时期[21]。内龛采用仿佛帐的形式（图14、图16a、图16b），类似的例子在盛唐时期的巴中南龛等地较为常见。内龛上部仿箱形天盖形式，下缘带有飞檐，并雕刻有卷草纹的高浮雕。天盖下方（内龛外侧上部）刻有帷幕，内龛外侧两侧饰有从底部向上伸展的卷草纹、单膝跪坐于莲花上的供养天、莲蕾及侧面形态荷叶等图案。内龛上方的弧线轮廓的伞形华盖下垂有帷幕，阿弥陀佛及两侧胁侍菩萨坐于长茎莲花之上，该莲茎从同一壶中生长而出。正如孙明利所述，这种构图让人联想到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梁代造像。然而，第20龛中还刻有枯萎下垂的莲茎。黄夏指出，这种表现方式与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第四期第23窟天顶北坡的图像类似[22]。
图14ˉ 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第20龛西方净土变相图（笔者摄）
图16aˉ 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第20龛西方净土变相图局部（笔者摄）
图16bˉ 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第20龛西方净土变相图局部（笔者摄）
龛内上方中央的主尊阿弥陀佛与胁侍菩萨像之间，以及胁侍菩萨外侧，均雕刻有树木，其枝叶间呈透雕状。阿弥陀佛身披通肩袈裟，结转法轮印，左脚在下盘坐于座上，裳垂挂于仰莲瓣座上。尖端突出的头光和身光边缘饰有火焰纹，头部后方饰有锯齿纹而非莲花纹。这种形式在四川地区较为常见，与透雕状高浮雕的技法以及仿箱形天盖的龛形一样，多出现在巴中地区。左胁侍菩萨像左腿垂下，右胁侍菩萨像因腿部受损，姿态无法辨认，但此二菩萨的华盖以及头光、身光均与主尊的表现形式相同。均佩戴X形璎珞，垂于仰莲瓣之上的裳，在正面呈左右分开状。在胁侍菩萨旁的树木外侧可见宝幢，其外侧雕有建筑。建筑有屋瓦、双层屋檐以及三斗拱清晰可见，但不确定其是否为楼阁，也无法确定该建筑是否位于宝坛中。
承载阿弥陀佛与胁侍菩萨的莲花茎均从壶中延伸而出，此外，多数供养菩萨也位于从壶中延伸出的莲茎上。在供养天像中存在通肩披袈裟的形象，也能看到展翅立于莲花上的鸟。栏杆中央部分雕刻有供养菩萨，包括宝壶在内的栏杆内部可能为宝坛。不过，由于一些莲茎并未从壶中生出，这暗示壶的后方（正壁下部）可能存在宝池。三斗拱支撑的栏杆中央呈弧形，两侧栏杆由三段小弧形构成（图16a、图16b、图15）。这一结构使人想到郑山摩崖造像龛第42龛中并非直线排列的栏杆布局。与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一样，第20龛前（下）方也有类似的栏杆，由此形成凸出的狭窄空间（宝地），呈纵向排列。此空间内安置有伎乐天，中央设有弧形桥，桥上刻有供养天像。其前（下）方的下部宝地可见三斗拱支撑的栏杆和两座弧形桥，在左桥左侧与右桥右侧分别雕有四足动物，但由于其头部已缺失，难以判断是狮子还是象。在中央位置，桥与桥之间的栏杆有断裂部分，但从其伸展的方向来判断，可能为面向观者延伸的桥，连接到疑似宝池的平面上。
图15ˉ 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第20龛西方净土变相图模式图（笔者绘制）
与刘嘴摩崖造像第39龛类似，第20龛的构图上也是表现出“越向后方越高”的空间观念，且深受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图的影响。虽然阿弥陀佛的头顶未见楼阁，但龛的下方延伸出的宽桥表明[23]，第20龛与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其造像年代可能相距不远。
（二）第28龛
第28龛与第20龛同样为双层龛，被认为营造于中唐时期。内龛宽130cm，深27cm，高147cm[24]（图17、图18）。内龛外侧左右雕有从底部向上生长的唐草纹，以及坐于莲花上的供养天、莲蕾侧面的荷叶等。与第20龛不同的是，第28龛表现了《无量寿经观》中的“未生怨”和“十六观”的内容。内龛两侧下方雕刻有由三斗撑拱与人字拱组成的栏杆，栏杆后方可见到建筑（左侧）和人物群（右侧），被认为是“未生怨”的场景[25]。右侧人物群上方依次雕了日想观、水想观、宝树观、宝池观和宝楼观，左侧虽然可以辨认出“像观”一类的内容，但其他部分的具体内容较难判断。内龛外侧上部可见被辨认出的七宝、宝珠等元素[26]。这种未用方框明确分割场景的“未生怨”与“十六观”的组合，在四川地区较为罕见[27]。在内龛外侧的最上方，还雕有乘云的球形物体、马，以及两尊疑似佛像的乘云图，但这些目前尚无法确定为七宝。
图17ˉ 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第28龛西方净土变相图（笔者摄）
图18ˉ 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第28龛西方净土变相图模式图（笔者绘制）
阿弥陀佛披通肩袈裟，结转法轮印，菩萨像远离主尊一侧的腿下垂踏莲，头光内侧同样刻有锯齿纹，与第20龛有诸多共通点。阿弥陀佛依旧坐于从壶中延伸而出的长茎莲花之上，从部分枯萎的莲茎下垂至壶外的表现来看，两龛可能采用了相似的粉本。但两龛的细节也有所不同：在两侧的胁侍菩萨外侧（左像的左侧与右像的右侧）浮雕有树木，但主尊与胁侍菩萨之间并未出现树木，而是雕刻了弟子像的头部。右侧壁的最上方雕刻有莲花座上的小型建筑。宝坛栏杆所围的部分中央向内凹，左右部分向前凸，但与第20龛不同的是，其左右两端的栏杆呈直线状。值得注意的是，第20龛下方前凸部分所雕刻的狮子像，在第28龛中被移至栏杆内，这表明栏杆内并非宝池。长茎莲花从壶中涌出的形式出现在宝坛之上，这点有别于敦煌莫高窟第23窟天顶北坡的宝瓶在宝池中的表现。在宝坛的前（下）方向前凸出的空间（宝地）栏杆内，不仅雕刻有伎乐天与弧形桥，还雕出一尊高举远离主尊一侧手臂的力士像。宝地左右两端前凸部分，背靠“未生怨”图，分别配置有骑狮文殊菩萨像（左）与骑象普贤菩萨像（右）。中央部分（由三斗拱支撑的栏杆之间）设置了一个平台，上面可见三尊正面朝向的供养天像。在平台前方向龛外延伸的宽桥上，可能雕刻有三尊正面朝向的供养天像和两尊侧面的供养天像，其下方还刻有疑似展开翅膀的鸟。
在牛角寨摩崖造像龛中，第20龛和第28龛的阿弥陀佛及胁侍菩萨像皆坐于从壶中生出的莲花座上。两龛的壶均置于宝坛上，而非宝池中。与之相比，敦煌莫高窟第23窟天顶北坡所绘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图中，宝瓶位于宝池之中。而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的西方净土变相图，则以阿弥陀佛通常坐于宝坛上的形式为主流。因此，第20龛与第28龛展现了从“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图”向“西方净土变相图”转变的阶段。此外，第28龛还雕刻了“十六观”和“未生怨”，但这些内容仅是在第20龛外侧两边的唐草纹及莲花化生的基础上，加入了与《无量寿经观》相关的夕阳等图像而已。与第20龛相比，第28龛的宝地数量减少，且将宝地的轮廓由弧形改为直线，显得更加简化，因此第28龛可能晚于第20龛，但两龛的开凿时间相差不大。
仁寿牛角寨地区摩崖造像龛的特点在于，不仅吸收了四川地方的信息，还接受了来自北方的西方净土变相图的影响，并将其融合，创造出独特的形式。第28龛阿弥陀佛头上未配置楼阁，因此其开凿年代应早于元和十三年（818）左右的刘嘴摩崖造像第39龛。
三、石笋山摩崖造像龛
石笋山摩崖造像龛位于邛崃西北约30公里的大同镇景沟村，共33龛。中央有一尊高近8米的倚坐佛像（第14龛），其左侧（东侧）开凿有13龛，右侧（西侧）开凿有19龛。第28龛有大历三年（768）的铭文，与其相连的第26龛、第27龛、第29龛被认为是在768年之前就已开始建造。左侧的第3龛、第4龛、第6龛、第8龛、第9龛被认为是8世纪后半期的作品[28]。其中以西方净土为主题的是第4龛和第6龛，此两龛的整体构图相近，但在龛的下半部分的构图有所区别。
（一）第4龛
1.正壁
第四龛为双层龛，内龛采用仿佛帐形式，模仿箱形天盖并带有飞檐（图19a、图19b、图20）。内龛宽241cm，高303.5cm[29]。龛楣中轴部分被分为13个区块，每区块内部装饰圆花图案，下方雕刻有三角形与帷幕。外龛的左右两侧，雕刻有轮廓呈弧形的伞状华盖与下方两尊菩萨像，菩萨像立于由栏杆围合的区域内伸出的莲花上，周围可见荷叶和莲蕾。外龛左侧靠近主尊一侧的菩萨像右膝弯曲抬起脚跟，另一尊菩萨像则腰部后收，将支撑身体的相对一侧的腿向前伸展。华盖上方的椭圆形残迹被认为是孔雀的尾羽[30]。外龛右侧同样雕刻有两尊菩萨像，虽然上半身缺失，但从下半身的姿态来看，应与外龛左菩萨像对称。外龛左壁上、下方各开一个圆拱额小龛，上龛内为一尊较大的菩萨像及左右两尊小菩萨像；下龛内则并列安置两尊小型菩萨像（图21a、图21b）。右侧壁未见圆拱额龛，仅雕刻碑形。
图19aˉ 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西方净土变相图（笔者摄）
图19bˉ 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西方净土变相图（笔者摄）
图19cˉ 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西方净土变相图龛部局部（笔者摄）
图20ˉ 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西方净土变相图模式图（笔者绘制）
内龛大致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由顶端带有三斗拱的高柱支撑（图19b）。上部四周被雕刻有卍字变形纹和唐草纹的栏杆所环绕，栏杆内雕有阿弥陀佛及胁侍菩萨像。阿弥陀佛位于华盖之下，结跏趺坐于由三重仰莲瓣、束腰部分和反花组成的莲花座上，似乎身披通肩袈裟（图19b、图19c）。其头光与身光各分两层，外层雕刻有火焰状的唐草纹，内层为唐草纹，两层之间还有一条饰以细小联珠的带状纹饰。胁侍菩萨像位于左右两侧，佩戴胸饰、肩饰及璎珞。菩萨像并非位于华盖下，而是置于宝幢之下，并以远离主尊一侧的脚下垂踏小型莲花而坐。右侧菩萨像已损毁，左侧菩萨像将远离主尊一侧的手臂弯曲抬至胸前，另一只手臂则放置于膝上。阿弥陀佛背后雕刻有两层楼阁。上层为鸱尾翘起的庑殿顶，内部似有佛坐像，楼阁的上方雕有云纹。两侧胁侍菩萨像后方也有类似阿弥陀佛背后的双层楼阁。这些楼阁的上层设有带屋顶的空中回廊，下层则以弧形回廊（桥）连接。类似的表现形式也见于郑山摩崖造像第42龛和刘嘴摩崖造像第39龛，但这些例子的空中回廊仅与楼阁上层相连，且没有屋顶。相对而言，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第三期第171窟北壁的“弥勒经变相图”中，则可见有屋顶的空中回廊表现（图6）。在第4龛上层回廊屋顶上，还雕刻有鸟。
在阿弥陀佛与胁侍菩萨像前方的上层平面，雕刻有大量莲花及坐于莲花上的供养菩萨像。阿弥陀佛与左右胁侍菩萨像坐于宝坛内的莲花座上，周围环绕着宝池。从左右壁面各延伸出一座弧形桥通向宝池，桥与承载菩萨的宝坛共同将三尊像前方的上层平面的宝池分隔开来（图20、图19c）。入口一侧的上层平面以五道缓弧的栏杆为界。沿栏杆内坐于莲花上的供养菩萨像可视作位于宝池之中，而栏杆外侧的表面，则有两只展翅飞翔的鸟（图19b）。
2.上部左右壁
在左右胁侍菩萨像上方的楼阁檐下，各有一条沿壁面延伸的空中回廊，这些回廊经由二层楼阁屋顶上的露台，最终可通向龛口侧另一座楼阁顶部的露台。类似的表现也出现在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第二期第341窟的南壁（图2）。不过，左右壁上并列的楼阁与唐前期第四期第171窟的西方净土变相图（图5）更为接近。第4龛在每个露台的中央雕有树木，其间还可见一座飘浮于云间的小型建筑。此外，在内龛前壁与龛口侧楼阁之间的狭窄空间中，还可见到乘云的佛与飞天等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胁侍菩萨像与左右壁楼阁之间（空中回廊的下方），能见到一艘被称为“摩羯鱼船”的雕刻，此船以双头鱼为船首装饰，船上承载有楼阁[31]。从雕刻中可清晰辨认出张大嘴的摩迦罗面部及侧面的鳍状物。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上部亦为宝池”的观念。
3.下部
包围上部的栏杆，左右两端较中央部分更向外凸出，栏杆内可见众多人物（可能为僧侣）。沿着壁面雕刻有连接上下部分的斜坡，斜坡上雕刻有向上攀登的人物，此处应是表现往生净土的场景（图21a、图21b）。斜坡与下部的类似平台相连，平台上有一尊仅存双脚的立佛和低矮的宝幢。然而，这一平台实际上是与正壁相连，不仅设有支撑上部的柱子，还一直向左墙延伸（图21c、图21d），因而可将该区域视为设于下部平面上的基坛（宝地）。从基坛上残存足部的立佛和宝幢前方开始架有桥梁，在平面上靠近正壁一侧可见一尊坐于由下部平面伸出的莲花上的大型供养菩萨像（图21a、图21b、图21d）。在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第二期以后，所绘的西方净土变相图中，也常见从被渠状宝池分隔的宝坛向宝池中延伸的桥梁实例（图2、图5）。由此可将宝地环绕的这块区域视为宝池，但下部中央位置相对而立的伎乐天，因风化严重，难以判断这些伎乐天是否位于宝池之中。因此，下部中央区域未呈现明确的宝地表现，但它仍可被认为是被宝池包围的宝地。至于之前提到的坐于莲花座上的大型供养菩萨，以及从其中生出莲华、荷叶等的方形“花坛”般的造型，则可能位于宝池之中（图21c）。
图 21aˉ 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西方净土变相图龛左右壁（笔者摄）
图21bˉ 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西方净土变相图龛左右壁（笔者摄）
图21cˉ 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西方净土变相图龛上部平面（笔者摄）
21dˉ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西方净土变相图龛上部平面（笔者摄）
在左右壁楼阁的下方，雕刻有坐于同茎的莲花座上的供养菩萨像，但数量较少，与郑山摩崖造像龛和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相比，石笋山摩崖造像龛中五十菩萨像图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下部宝池左右两端的前（下）方，各有一处低矮的凸出部分，分别安置有骑象普贤菩萨（左）和骑狮文殊菩萨（右）。从这些凸出部分可见通向中央（内龛底部）的阶梯，而在左右两侧阶梯之间，则雕刻有疑似供养人像及其背后带茎的莲花（图19a、图21a、图21b）。在中央还可见树木状的植物。但在这些供养人像中，左右两端的人物跪拜于中央的四尊人物面前，中央的像颈部细长，可能并非普通人。在后述的第6龛西方净土变相龛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形象，五尊类似的供养人像分别雕刻于左右壁楼阁的正下方。
第4龛整体分为上下两部分：承载阿弥陀佛及胁侍菩萨像的宝坛周围，以及支撑该宝坛的列柱前（下）方位置，分别雕刻有宝池。这一设计不仅表现空间的上下层次，也凸显出阿弥陀佛坐于净土的高处；同时还意味着在阿弥陀佛所在宝坛周围的宝池前（下）方另有一座宝池，且该宝池与左右壁的五十菩萨像一同环绕下部的宝地。正如敦煌莫高窟第172窟南北壁的西方净土变相图（图7）中所描绘的那样，为了表现出纵深感并营造立体的西方净土景象，需要将宝池设计为上下两层。而之所以将五十菩萨像移至左右壁靠近入口的狭窄区域，则是因为从宝池中延伸的莲茎表现无法有效展现后方愈高的空间结构，难以表现出后方的纵深感。相反，通过左右壁分隔的下部底面宝池的布局，却能够有效传达其无边延展的视觉效果。
![[日]八木春生 | 四川地区岷江流域盛唐末至中唐时期西方净土变相图的诸相](https://www.fanshouji.com/wp-content/uploads/2025/11/293751.png)
与先前提到的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和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第28龛不同，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不见从内龛下部中央向外（即朝向观者方向）延伸的宽桥。然而，在内龛入口侧的基坛上雕刻的阶梯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出现的持宝幡的人物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摩羯鱼船，它似乎承担了同样的迎接功能。此外，还表现出人们沿坡而上，前往上部有阿弥陀佛所居的宝池，从而使得多种净土往生的方式更加具象化。
（二）第6龛
第6龛的西方净土变相图风化程度较轻，原貌保存较好，与第4龛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细节的表现上，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第6龛同样为双层龛，内龛采用模仿佛帐的形式（图22a、图22b）。顶部为箱形天盖并附有双层飞檐，上层上方为唐草纹，下方则刻有联珠环绕的圆花纹。外龛左右两侧雕刻有华盖与下方的菩萨像，菩萨像屈膝的姿态与第4龛相同，但仅雕刻了一尊像，其左右脚分别置于从壶中伸出的两朵莲花之上。外龛左侧壁开凿有容纳菩萨像的圆拱形小龛，仅有一个较大的龛，其形式与右侧壁相同，不像第4龛右侧壁那样是刻碑。第6龛内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雕刻有阿弥陀佛及胁侍菩萨像，在其上方及左右壁上还雕刻了众多楼阁。上部设于较高的基台之上，与下部有明显区分（图22b、图23）。
图22aˉ 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6龛西方净土变相图（笔者摄）
图22bˉ 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6龛西方净土变相图（笔者摄）
图23ˉ 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6龛西方净土变相图模式图（笔者绘制）
与第4龛不同的是，第6龛阿弥陀佛的头后雕刻有莲花。袈裟披法也有所差异，并非通肩式，而是在胸下水平系了一条宽布带，可能是表现袈裟下所穿的内衣。主尊以右脚居前跏趺坐，右脚尖露出衣裳外也与第4龛不同。相较而言，第6龛的菩萨像保留原貌较好，与第4龛的菩萨像也有所差异，其天衣左右交错垂挂，腹前璎珞交叉部分疑似带有圆花纹的饰物。此外，双脚踝上方还雕刻有玉环装饰，可能为装饰带的一部分（图25b）。阿弥陀佛与胁侍菩萨背后皆雕有楼阁，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均设有屋顶回廊。在左右胁侍菩萨像头顶的宝幢两侧，各设有空中回廊，并与左右侧壁建筑相连。但左右壁两座建筑屋顶与阿弥陀佛背后楼阁屋顶高度持平。靠近龛口一侧建筑被认为是砖砌[32]，使人联想到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第三期第217窟中的小台阁（图22b、图24）。楼阁上方浮雕有飞天、树木及乘云的三尊佛像。左右胁侍菩萨像在远离主尊一侧的腰部位置设有台阶，并从中间开始延伸一段通向上层平面的坡道（图25b）。坡道上还雕有握住扶手登上台阶的人物，坡道下方则是向斜下方延伸的拱桥，桥下有一艘顶部载有八角塔的摩羯鱼船（图26a）。由此推测，沿着斜坡向上攀登的人物可能是乘坐摩羯鱼船抵达净土的人们。值得注意的是，在摩羯鱼船旁还有一艘小型帆船，颇具趣味性。
图24ˉ 敦煌莫高窟第217窟西方净土变相图（采自《敦煌石窟全集5 阿弥陀经画卷》）
图25aˉ 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6龛西方净土变相图上面（笔者摄）
图25bˉ 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6龛西方净土变相图上面（笔者摄）
图26aˉ 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6龛西方净土变相图下面（笔者摄）
图26bˉ 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6龛西方净土变相图下面（笔者摄）
图26cˉ 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6龛西方净土变相图下面（笔者摄）
上部平面上，阿弥陀佛及胁侍菩萨像置于低矮的基台上（图25a、图25b）。由于从雕刻中可以看到台座的框架，可知台座位于宝坛之上，而非宝池内。宝坛下方的上层平面上雕有小型供养菩萨像（图25a、图26），表明阿弥陀佛与胁侍菩萨像所在的宝坛与周围的宝池是彼此独立的。上部基坛的边缘（即栏杆）垂直切分，形成与下部区隔的高基台，其正面装饰联珠纹及联珠环绕的圆花纹。与其连接的下部基台，从中央向上部伸展出大型的莲蕾和荷叶，其左右两侧还有从花苞中延伸出的莲蕾等，外侧可见前文提及的摩羯鱼船和帆船，由此可以确认该区域为宝池。在这些的前方，有一道矮墙阻隔了宝池的水。墙并非直线，而是由中央向内鼓出呈弧形，然后又内收形成棱角，中央部分（弧线内侧部分）是宝地，雕刻有伎乐天（图26a、图26b）。宝地前方及左右两侧略低的位置，左侧有骑象的普贤菩萨像，右侧为骑狮的文殊菩萨像，两者一侧均有御者。左右壁的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的上方（上部楼阁的下方），则雕刻了同茎的供养菩萨像（图22a、图22b）。由于这些供养菩萨像从宝池中伸出的莲花梗上分枝而出，可判断其位于宝池之内。
第6龛的西方净土图中，上部平面与下部平面通过高基台加以区隔。在上部后方稍高处的宝坛内，供奉着阿弥陀佛及胁侍菩萨像。若将阿弥陀佛与胁侍菩萨像之间的树木状莲蕾和荷叶视为从宝池中生出，那么其背后楼阁之间也可能存在宝池。第4龛与第6龛相似，上部平面上，阿弥陀佛及胁侍菩萨像所坐的宝坛前方同样表现了宝池。不过第4龛的宝池由高柱支撑，其底部有围绕下层平面形成的宝地，其内部却表现出宝地与宝池。另外，在下部的左右壁上，设有通往上部的阶梯。在上部和下部的宝池之间有隔离，同时又明确表现了通向上部的路径，这是此前未曾见过的形式。第6龛也与第4龛一样，下部同样建有安置伎乐天的宝地，但该宝地因墙壁与宝池隔开。尽管第6龛通过高基坛将上部与下部区分开，但下部的宝地既不被宝池围绕，也没有从上部宝池直接通往下部宝池的阶梯。或许可以推测，亡者先搭乘位于下部宝池中的摩羯鱼船或帆船抵达上部宝池，再经拱桥和斜坡抵达宝坛前，并见到阿弥陀佛及胁侍菩萨。不过，此龛的摩羯鱼船和帆船船首均朝下方。因此，可以推测这些船在上下两层宝池之间反复往返，但更强调迎接亡者到净土的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第4龛与第6龛相邻，且规模相近，很可能是作为一组同时开凿的，其设计上的差异，应为出于刻意的构想。两龛皆在上层配置有阿弥陀佛与观音菩萨、势至菩萨，下层则雕刻出宝地部分。不同之处在于，第6龛的宝地与阿弥陀佛之间没有距离感，这似乎是由于信众的位置非常靠近宝地所致。通过与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第四期的西方净土变相图（第172窟，图7）进行比较，可知第4龛更为接近敦煌样式。在第4龛中，伎乐天所在的宝地之后，还设有通往另一宝地的阶梯；而第6龛中，信众的位置则更接近前方宝地。此外，第6龛下层中出现摩羯鱼船与帆船，也强化了“靠近宝坛上的阿弥陀如来”的空间感。可见，这两龛之所以并列开凿，很可能是为了构建一种较之西安传入图像体系更能贴近阿弥陀佛，使往生净土变得更为具象与贴近的视觉经验，而发展出这一具有独特风格的图像形式。
四、盘陀寺摩崖造像龛
盘陀寺摩崖造像龛位于邛崃市西五公里的西北河乡盘陀山麓，邻近此前提到的石笋山摩崖造像龛。根据最早开凿的第1龛刻有的“元和十五年”（820）铭文，可推测以西方净土变相图为主题的第3龛略晚于第1龛，属于中唐时期的造像[33]。第3龛为双层龛，其内龛宽213cm，深128cm，高186cm。总体构图与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和第6龛相似（图27、图19a～图19c、图22），但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内龛未采用表现佛帐的形式，内龛入口两侧壁雕刻有“十六观”的内容（图28a、图28b）。
图 27ˉ 盘陀寺石窟第3龛西方净土变相图（笔者摄）
图 28ˉ 盘陀寺石窟第3龛西方净土变相图左右壁（笔者摄）
内龛外壁的左右两侧，各雕刻了两尊站立于同根莲花上的供养天像，腰部或膝部均弯曲，呈现向前奉献钵的姿势。每尊供养天像的头顶雕刻的是云纹而非华盖，这一点与石笋山摩崖造像有所不同，但显示出与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6龛的密切关联。内龛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平面由三斗拱的柱子支撑的栏杆围绕。栏杆内雕刻有阿弥陀佛及胁侍菩萨像，与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相近，但宝池设在阿弥陀佛与胁侍菩萨之间（图29、图30）。上部栏杆的左右两端呈弧形向内侧（正壁方向）延伸。阿弥陀佛位于轮廓为弧形的伞形华盖下，身披通肩袈裟，双手结转法轮印，眉间白毫向左右发出光芒。以左脚居前跏趺坐于由仰莲瓣、束腰和反花组成的莲花座上，右脚尖从衣裳下微露，袈裟与裳的下摆部分搭覆在仰莲瓣之上。束腰部分雕刻有圆花纹等装饰。阿弥陀佛的头光和身光外层饰以火焰纹，头光后部刻有锯齿纹，并在火焰纹与锯齿纹之间以联珠纹的细带加以装饰。身光与头光基本相同，但联珠纹带为双列，内层似乎未加雕刻。在与阿弥陀佛相同的华盖下，垂挂宝缯，并佩有胸饰及璎珞的左右胁侍菩萨像，其衣裙下摆搭覆于台座的仰莲瓣之上，天衣及装饰带延伸至莲台的反花上。右侧菩萨像的颈项明显倾斜[34]，头光及身光也随之倾斜，这种情况颇为罕见。两尊胁侍菩萨均抬起靠近主尊一侧的手臂，另一手臂置于膝上。
图29ˉ 盘陀寺石窟第3龛西方净土变相图左右壁（笔者摄）
图30ˉ 盘陀寺石窟第3龛西方净土变相图模式图（笔者绘制）
阿弥陀佛后方雕刻有上下两层的楼阁。上层为带鸱尾的庑殿顶，中央柱间雕刻有佛坐像[35]。楼阁下层与阿弥陀佛左右两侧肩部齐平的位置，刻有攀登阶梯的人物。左右胁侍菩萨像后方的楼阁也分上下层，均呈六（或八）角形，这与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第四期第120窟等西方净土变相图中的楼阁相似（图31）。阿弥陀佛背后的楼阁与胁侍菩萨背后的六角形楼阁通过空中回廊相连，回廊上刻有行走的人物。在正壁与左右壁之间还刻有宝幢，左右壁分别表现两层楼阁（正壁侧）和小台（靠近龛口），并在其间雕刻宝幢，底部雕有佛立像（图28a、图28b）。小台采用砖砌基坛，其屋顶为阳台状，上有佛坐像与众多立像，形式与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类似。但将小台座置于腾云之上这一形式，却是此前未曾见过的。此外，从左右侧壁面靠近正壁一侧的楼阁底部延伸出桥，与胁侍菩萨像旁侧的上层平面相连。
图31ˉ 敦煌莫高窟第120 窟（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 inscriptions et peintures murales , I-VI, Paris）
在由三斗拱的立柱所支撑的上部栏杆内侧，雕刻有众多的供养天像（图29）。由于宝池位于阿弥陀佛和胁侍菩萨像之间（但左侧尚无法确认），因此可以认为，不仅阿弥陀佛和胁侍菩萨像，连供养天像也位于宝坛之上。另外，内龛下部中央设有一低台，其上可见舞乐天和伎乐天（图32），由此可确认此处为宝地。左右两侧雕刻有合掌的供养童子及迦陵频伽围绕着他们，造像表现了多组莲花化生和荷叶的宝池。下部宝池两端，可见载有正面朝向楼阁的摩羯鱼船（图27）。下部宝池边缘下方雕刻有三斗撑拱和人字拱组合装饰的栏杆，其下方被切割为基台，两端设有凸出的低矮基台。左侧基台上配置骑象的普贤菩萨像，右侧配置骑狮的文殊菩萨像，二菩萨均配有御者。在这些雕像上方，可见前述内龛外侧的供养菩萨像等。内龛左右两壁（龛口两侧壁面）刻有小区块，左壁表现“十六观”中的第一至第八观，右壁则为第九至第十六观[36]。但具体观想内容尚难确定。左右两壁最下层为浮雕荷叶及莲花。
图32ˉ 盘陀寺石窟第3龛西方净土变相图下部（笔者摄）
第3龛上部不仅阿弥陀佛及胁侍菩萨像位于宝坛上，供养天像也在宝坛上，左右壁楼阁与宝坛之间设有桥梁相连。但宝池较小，尚不清楚如何连接下部宝池。推测可能与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6龛一样，通过下部宝池两端的摩羯鱼船实现。此外，此龛摩羯鱼船与前述例子相同，均为正面朝向并驶向下方。左右壁高台上的人物立于宝池升起的祥云之上，类似于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左壁上部的小型建筑，以及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第二期第341窟南壁（图2）等表现。根据这些形式推测，龛内上部被认为是净土世界，而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可视为引领人们从现实世界前往上部宝池（净土）的引路者。
五、四川地区的两类西方净土变相图龛
正如先行研究所指出的，四川地区的诸多西方净土变相图龛与“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图”有关，其中部分龛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楼阁的表现，并在内龛左右外侧出现“十六观”或“未生怨”。“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图”衍生出的西方净土变相图龛的早期实例，可见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第20龛和第28龛。这些龛将阿弥陀佛及其胁侍菩萨像，还有大量供养菩萨像均置于从宝坛中央壶中生出的莲茎之上。比较特别的是，在宝坛前（下）方有栏杆围合的狭窄空间（宝地），呈纵向叠加排列，这一形式在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以及夹江牛仙寺摩崖造像龛西方净土变相图龛中也有表现（图14、图10a、图10b）。此外，在第28龛中，“十六观”和“未生怨”图虽尚未被分成单独场景而逐一表现，但已经出现在龛内外侧的左右两边（图17）。相比之下，开凿于8世纪后期的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第6龛，以及盘陀寺摩崖造像龛第3龛（820年以后），龛内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宝坛上安置阿弥陀佛及其胁侍菩萨像。上层宝坛与下层宝地之间设有宝池，下层宝地上雕刻有舞乐天（图19a、图22a）。不仅阿弥陀佛像背后雕刻有楼阁，龛内左右壁上也有楼阁等建筑。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第20龛、第28龛，以及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夹江牛仙寺摩崖造像龛西方净土变相图龛，可以看出与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第二至第四期洞窟中的西方净土变相图之间存在一定关联。然而，与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第6龛及盘陀寺摩崖造像龛第3龛相比，上述这些龛与敦煌莫高窟第四期第172窟南北壁及第148窟东壁所表现的西方净土变相图之间，并未表现出同样强烈的图像关联性[37]（图33）。即便在石笋山摩崖造像第4龛、第6龛及盘陀寺摩崖造像第3龛中，左右壁的小区域依然雕刻有与五十菩萨像相关的供养菩萨像，而且从上层宝坛到下层宝地的空间关系，并非像敦煌莫高窟的西方净土变相图中以桥相连，而是通过摩羯鱼船进行往来。由此可见，即使受到中原地区西方净土变相图的强烈影响，四川地区的西方净土变相图龛仍呈现出具有自身特点的表现形式。
图33ˉ 敦煌莫高窟第172窟西方净土变相图模式图（笔者绘制）
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第20龛和第28龛，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夹江牛仙寺摩崖造像龛的西方净土变相图龛，以及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第6龛与盘陀寺摩崖造像龛第3龛，被认为使用了相同或相关的粉本[38]。不过，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第20龛、第28龛与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及夹江牛仙寺摩崖造像龛西方净土变相图龛之间虽有相似之处，但后者却并未采用阿弥陀佛与胁侍菩萨所坐的莲花茎从宝坛中央壶中延伸出的形式，而是在宝地的左右清晰地表现出宝池。另外，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第6龛和盘陀寺摩崖造像龛第3龛中，只有盘陀寺摩崖造像龛第3龛的上部宝坛内，阿弥陀佛与胁侍菩萨像之间设有狭小的宝池。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和盘陀寺摩崖造像龛第3龛，通过柱子将上部宝坛与下部宝地隔开，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6龛则以基台代替立柱进行分隔，第6龛的构图可能是为了使人更容易感受到往生阿弥陀净土之愿而作出的改造。但无论哪种形式，这些龛都通过宝池将宝坛与宝地隔开。
四川地区的西方净土变相图龛以三维形式表现净土的独具特色，通过清晰的结构以及生动的景象，为信众呈现出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净土场景。若将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第20龛、第28龛，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以及夹江牛仙寺摩崖造像龛西方净土变相图龛归为一组，与由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第6龛及盘陀寺摩崖造像龛第3龛组成的另一组进行比较，我们难以得出前一组向后一组演变的结论。因此，从盛唐末期至中唐时期，岷江上游地区同时存在着两大起源不同的西方净土变相图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郑山摩崖造像龛第42龛（图4）在阿弥陀佛及胁侍菩萨像后方雕刻有楼阁，而五十菩萨像相关的供养菩萨像则雕刻于左右两壁。该龛在承袭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龛的形式这一点上，与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第20龛、第28龛以及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类似。但第42龛并未采用像上述诸龛那样，将前方（下方）宝地由栏杆围成狭窄宝坛纵向叠加的形式。此外，第42龛在左右壁设有承载楼阁的宝坛，并通过弧形桥梁与中央阿弥陀佛像所在的宝坛相连。这种构图与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第二至第四期西方净土变相图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但龛内并未分为上下两层，其图像形式与岷江中游地区的其他西方净土变相图龛存在显著不同，因此并未在四川地区的其他地方得到广泛接受。
岷江中游地区西方净土变相图龛的造像年代难以准确断定。虽然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与盘陀寺摩崖造像龛第3龛，被认为都属于9世纪初期，但郑山摩崖造像龛第42龛，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第20龛、第28龛，以及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第6龛则被认为开凿于8世纪后期。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极为相似的夹江牛仙寺摩崖造像龛所在的牛仙寺中，现存有“大历十二年”（777）和“贞元三年”（787）题记的早期龛铭[39]。而在所见的西方净土变相图龛中，也出现了“咸通十五年”（874）的纪年。与刘嘴摩崖造像龛第39龛极为相近的西方净土变相图龛（图10b），虽然开凿于9世纪，但若视为咸通十五年之前开凿亦无不可。由此推测，进入9世纪后（中唐末至晚唐初），岷江中游各地之间的交流已日益频繁。此外，本文中未能详细讨论的岷江中游地区中晚唐时期的夹江千佛崖摩崖造像龛第115龛西方净土变相图龛[40]（图34）的内部也分为上、下两部分，且上部由宝坛和宝池构成，结构上让人联想到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6龛（图22），其下部中央（虽然方向相反）也呈弧状。但位于阿弥陀佛前方、仅上半身被雕出的供养天像是否位于宝池之中尚难以断言，该上部有可能仅由宝坛构成，未设宝池。同时，其下部狭小的宝地则与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第20龛和第28龛相似。另外，同样被认为是中唐时期造像的夹江千佛崖摩崖造像龛第99龛，其上部设有宝池[41]（图35），而下部狭窄的宝地中雕刻了持幡的人物，类似于之前提到的郑山摩崖造像龛第42龛。由此可见，晚唐时期岷江流域各地的西方净土变相图龛不仅逐渐开始融合不同地区的元素，还可能产生了新的理解与样式。
图34ˉ 夹江千佛崖摩崖造像龛第115龛西方净土变相图（符永利提供）
图35ˉ 夹江千佛崖摩崖造像龛第99龛西方净土变相图（符永利提供）
结语
由于敦煌莫高窟与四川地区摩崖造像龛群在造像年代上存在差异，因此很难认为彼此之间存在直接的图像影响关系。两者似乎更可能各自基于从长安等中原地区获取的信息，发展出各自的西方净土变相图像形式。不过，四川地区存在一些在敦煌莫高窟的西方净土变相图中几乎未见的独特元素，其中之一便是前文提到的摩羯鱼船。经典中关于这类船的记载甚少[42]，而船首为何装饰鱼头也尚无明确解释。这或许与郑山摩崖造像龛第71龛中的阿弥陀佛坐于带有笈多式背屏的莲花座上的表现有关，但具体原因尚不清楚。
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中，除了摩羯鱼船，还表现了通过坡道到达阿弥陀佛所在之处的情景。而在第6龛中，并未见支撑上部的柱子，也没有表现连接上部宝池与下部宝池的阶梯。但摩羯鱼船与帆船位于下部宝池之中，人们似乎可以借此通往上部宝池。此外，在第4龛与第6龛的下部宝池左右两侧靠近前方（下方）的位置，还分别设置了骑象普贤菩萨（左）和骑狮文殊菩萨（右）所在的低矮平台。这些平台的高度与信众面对净土的视线高度大致相近，或者稍高。这种设置将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作为净土的守护者和引领者[43]，使信众能够更为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正处于接近净土或与净土紧密相连的位置。通过摩羯鱼船的迎接，以及通过坡道通往净土的路径，信众得以在视觉上感受并想象与阿弥陀佛相见的场景。摩羯鱼船和帆船始终以正面形式呈现，表现为迎接亡者灵魂的状态，成为四川地区特有的艺术表达形式。它们或许如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一样，甚至可能更能安抚信众的内心，使其感到宁静与慰藉。
今后，笔者将进一步关注晚唐时期分布于沱江及涪江中游地区的西方净土变相图龛，并探讨其与岷江中游地区之间的关系。正如在夹江千佛崖摩崖造像龛第99龛的西方净土变相图中所见的那样，自中唐时期以后，流行的形式并非像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第6龛具有纵深感的构图，而更接近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第20龛、第28龛，在宝坛下方层层叠加狭窄宝地的形式。从龛的形式来看，这种缺乏纵深感的结构形式显然更为适合，同时也减少了建造所需的时间和费用，这可能正是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形式流行的原因所在。然而，为什么这类图像中未延续南朝以来的阿弥陀佛坐于宝瓶中长出的莲花茎上的经典图式，以及在沱江与涪江地区的西方净土变相图龛中所显现出的地域特征等问题，之后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注释：
[1]孙明利：《四川唐五代摩崖浮雕无量寿经观变分析》，载《石窟艺术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16，第201页。
[2]同上；黄夏：《阿弥陀仏五十二菩薩像の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早稻田大学，2018。
[3]本文中同样采用孙明利的划分，将中唐时期定为安史之乱到甘露之变（835）。见孙明利《四川唐五代摩崖浮雕无量寿经观变分析》，载《石窟艺术研究》第一辑，第177页。
[4]本文采用的编号为造像龛附近壁面上标注的编号，并非王熙祥《丹棱郑山——刘嘴大石包造像》（《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中所述编号。其中部分编号与胡文和、胡文成《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巴蜀书社，2015，第418—419页）中的编号相同。但需指出的是，带有“天宝十三年”（754）铭文的第61龛在《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中则被标为第48龛。
[5]以下郑山及刘嘴摩崖造像龛的尺寸均见王熙祥《丹棱郑山——刘嘴大石包造像》，第32—33页。关于第42龛的年代，陈思遥认为该龛的建造年代晚于第71龛，但也属于中唐时期，见陈思遥《丹棱县郑山摩崖造像中西方净土变相龛的图像研究》，《美术大观》2024年第8期。
[6]曾布川宽：《龙门石窟中的唐代造像研究》，载《中国美术的图像与样式》，中央公论美术出版，2006，第375页。
[7]陈思遥：《丹棱县郑山摩崖造像中西方净土变相龛的图像研究》。
[8]黄氏指出：“左右内壁的莲茎虽与树枝相似，但在化生菩萨像的周围未见树叶和果实，因此不应称其为宝树。”见黄夏《阿弥陀佛五十二菩萨像的研究》，第54页。
[9]孙明利：《四川五代摩崖浮雕无量寿经观变分析》，载《石窟艺术研究》第一辑，第210页；黄夏：《阿弥陀仏五十二菩薩像の研究》，第252页。
[10]黄夏：《阿弥陀仏五十二菩薩像の研究》，第254页。
[11]肥田路美：《地蔵·観音並列像資料攷》，载《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第三分册，2005，第106页。
[12]黄夏：《阿弥陀仏五十二菩薩像の研究》，第254页。
[13]孙明利：《四川唐五代摩崖浮雕无量寿经观变分析》，载《石窟艺术研究》第一辑，第210页；黄夏：《阿弥陀仏五十二菩薩像の研究》，第247—249页；龛的编号依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安美术学院、乐山市文物局、夹江县文物管理所《四川石窟寺大系：夹江千佛岩》，文物出版社，2012。
[14]黄夏：《阿弥陀仏五十二菩薩像の研究》，第252页。
[15]小野寺郷：《奈何と三途の川》，《南山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所报》1995年第5期，第26页中指出：“敦煌出土的编号为Perio2003的《十王经赞》图，Perio4523的《佛说十王经》图，以及长尾美术馆藏的《十王经》图中，均可见亡者在河底渡河的场景，河上架有桥，一名女子站在桥上……这些图表明，中国早期已存在过奈河桥的观念。”
[16]陈思遥：《丹棱县郑山摩崖造像中西方净土变相龛的图像研究》。
[17]同上。
[1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仁寿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四川石窟寺大系：仁寿牛角寨石窟》，文物出版社，2018，第3—4页。
[19]同上书，第270、262页。
[20]本文认为，即使没有“十六观”或“未生怨”图，这些龛仍可看出受到《无量寿经观》的影响，因此将它们统称为西方净土变相图。
[2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仁寿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四川石窟寺大系：仁寿牛角寨石窟》，第85、294页。
[22]孙明利：《四川唐五代摩崖浮雕无量寿经观变分析》，载《石窟艺术研究》第一辑，第201页；黄夏：《阿弥陀佛五十二菩萨像的研究》，第67、94页，http://hdl./2065/00062591.
[23]孙明利提到关于此桥的《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卷中》中：“永泰二年（766）四月十五……正念佛时……忽见一道金桥，从自面前，徹至西方极乐世界，须臾即至阿弥陀佛所，头面作礼于阿弥陀佛所。”载《大正大藏经》第85册，第1253页。这一记载被孙明利引用为与桥梁信仰相关的重要依据。见孙明利《四川唐五代摩崖浮雕无量寿经观变分析》，载《石窟艺术研究》第一辑，第200页。
[2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仁寿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四川石窟寺大系：仁寿牛角寨石窟》，第112、295页。
[25]孙明利：《四川唐五代摩崖浮雕无量寿经观变分析》，载《石窟艺术研究》第一辑，第217—218页。
[26]黄夏：《阿弥陀仏五十二菩薩像の研究》，第108页。
[27]孙明利提到，在潼南南家湾摩崖造像龛第10龛（晚唐）的外龛中可以看到类似唐草的十三观表现形式，见孙明利《四川唐五代摩崖浮雕无量寿经观变分析》，载《石窟艺术研究》第一辑，第221页。
[28]卢丁、雷玉华、肥田路美主编《中国四川唐代摩崖造像：蒲江·邛崃地区调查研究报告》，重庆出版社，2006，第152页。
[29]以下龛的尺寸参考卢丁、雷玉华、肥田路美主编《中国四川唐代摩崖造像：蒲江·邛崃地区调查研究报告》，第161页。
[30]同上书，第165页。
[31]同上书，第163页；孙明利称其为宝船，见孙明利《四川唐五代无量寿经观变光明转与宝船因素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4期。
[32]卢丁、雷玉华、肥田路美主编《中国四川唐代摩崖造像：蒲江·邛崃地区调查研究报告》，第175页。
[33]同上书，第266页、282页。
[34]同上书，第284页。
[35]孙明利指出，这种建筑表现形式与敦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西方净土变相图中的建筑表现形式类似。见孙明利《四川唐五代摩崖浮雕无量寿经观变分析》，载《石窟艺术研究》第一辑，第191页。
[36]卢丁、雷玉华、肥田路美主编《中国四川唐代摩崖造像： 蒲江·邛崃地区调查研究报告》，第286—287页。
[37]但石笋山摩崖造像龛第4龛、第6龛及盘陀寺摩崖造像龛第3龛中并未表现从内龛向外延伸的宽桥。
[38]孙明利指出，川中及川东地区使用了相似的粉本，例如牛角寨摩崖造像龛第24龛、第28龛，潼南南家湾摩崖造像龛第10龛及安岳西禅寺西寨门摩崖造像龛第3龛等。此外，四川地区的西方净土变相图龛和敦煌莫高窟盛唐、中唐时期的西方净土变相图中，阿弥陀佛面前跪拜的上品往生者的形象等表现出使用了相同来源的粉本的可能性。见孙明利《四川唐五代摩崖浮雕无量寿经观变分析》，载《石窟艺术研究》第一辑，第185、225—227页。
[39]关于牛仙寺摩崖造像龛的纪年铭文龛及西方净土变相图龛的相关问题，见陈佳《四川乐山牛仙寺摩崖造像调查与初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华师范大学，2024。
[4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安美术学院、乐山市文物局、夹江县文物管理所：《四川石窟寺大系：夹江千佛岩》，第316页。
[41]同上书，第266—267页。
[42]孙明利指出，这种船的表现形式与易行道的思想有关，见孙明利《四川唐五代无量寿经观变光明转与宝船因素分析》，第131页。
[43]小岛彩：《騎象普賢と騎獅文殊の図像》，《美术史》1995年第44号，第54页；朴亨国：《中国における騎獅文殊と騎象普賢の成立と一対化過程に関する一試論》，载《密教图像》23，2004，第20页；孙明利还指出，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与菩萨行密切相关，普贤菩萨与西方净土相联系，骑狮文殊菩萨与骑象普贤菩萨被认为是净土的守护者。见孙明利《四川唐五代摩崖浮雕无量寿经观变分析》，载《石窟艺术研究》第一辑，第214页。
（八木春生，日本筑波大学艺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思遥，日本筑波大学世界遗产学在读博士。）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5年第4期第2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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