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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忆城中李，坚如涧上松。雪深断爨火，腕病惊蛇龙。掩袖不东视，洗襟有北风。诗灯阁非远，僵卧倔强翁。
这首《忆生翁》，是施叔范于一九四五年春间所作。说“城中李”，是因为徐生翁一生足迹不出绍兴，住东郭孟家桥。他早年被寄养外家，嗣姓李，名徐，号生翁，中年以“李生翁”署书，晚年复姓徐，署“徐生翁”。而施叔范为姚北乡下坎墩人，同属绍兴。
施叔范把徐生翁比作“涧上松”，以明末清初遗民画家徐枋相譬，更因徐生翁早年有隶书题《明徐涧上先生岁寒松柏图》，并跋曰“清寒孤洁，肖其为人”，其实也是他自己的为人写照。徐生翁作为鬻字为生的书家，在抗战时期不卖字给日寇汉奸，处境艰难，时“断爨火”，但他始终以“腕病”为托词，不为所动。施叔范所言“倔强翁”，正是徐生翁人格与艺术的写照。
难怪唐大郎说：“叔范的旧体诗，在我的朋友中，也可以说在我所知道的近世文人中，他是写得最好的一个。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了许多忧国伤时的好诗。”但施叔范是谁？冯其庸曾因几首年轻时读到的诗，记挂“施叔范”这个名字六十年，最终还是没有打听到。时至今日，恐怕知道的人更少了。与徐生翁因其书画强烈的个人风格，不断引起争论，被人模仿，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们读郑重《唐云传》，在前半部，“施叔范”这个名字，隔几页就会出现。他是唐云朋友圈的重要一员，若瓢、邓散木、白蕉、唐大郎、桑弧等，他们是肝胆相照的诗文酒友。唐云来上海前，船过余姚，上岸去看望施叔范，脚下一滑跌到河里，朋友没看成。后来施叔范也来到了上海，在旅行社任秘书兼编辑，写了不少律诗散文。施叔范那时候收入微薄，家累也重，一般都是唐云替他掏了份子钱，更把黄宗羲仲弟“鹧鸪先生砚”送给了他。但彼时施叔范最想做的事，却是“印一部《震川文粹》，修一座震川新墓”，真诗人的浪漫想法。唐大郎“则是每首必读，他称施叔范为’施诗师’”。所以，郑重说他“诗文都朴实丰赡，风神秀整，他的诗尤为同辈人所推崇”，并非虚语。
一九三七年施叔范回到余姚，主《浙东日报》政笔。曹聚仁说：“你的标题是律诗，我的标题是散文。”所拟标题对仗精当，尤为人称道，其实这来自于施叔范的家学，去上海前，施叔范曾任国学专修馆教师，后来成为名医的裘沛然是他当时的学生。他身上还有一股侠气，曾营救革命者马承烈，并策动乡勇，成立“姚北抗日自卫大队”，狙击维持会的汉奸，四名为首分子遭击毙。他被悬赏万元购其首级，只得避居四明山，这里是黄宗羲当年结寨抗清的地方。他此时留下了“谁能杀我千金赏，杀贼我先试剑新”之句，比之陆游也不为过。在两浙山水间，他过起了流亡生涯，母亲去世也归家不得，写下“流亡诗草”两百多首。
而在施叔范流亡的同时，年近七旬的书法家徐生翁也在苦苦支撑，靠糊火柴盒、种植园菜度日。他的儿子翁旦被敌寇掳去，被枪杀于龙山，觅尸不得，年仅二十岁，翁旦很有才华，书法诗文俱佳。所以，抗战胜利后徐生翁被邀前往禹庙《唐往生碑》刻字，他写下了“丁丑浴佛日生翁与四子同观”，“丁丑”是在一九三七年，日寇未至，而刻字要在十年之后。巨大的悲痛倾注笔间，这是徐生翁所有字迹中，写得最为端正的一篇，字字泣血。我们至今依然可以在《唐往生碑》上，看到徐生翁的这篇题刻，不能单纯以书法视之。
抗战胜利后，施叔范回到了上海，回到旅行社，回到他的朋友中间，重新过上他的文字生涯。他关心时事，也参与政治，但他的笔下完全是另一番境界了。他在《七日谈》上有一个专栏，名为“白衣集”，别的不论，仅《记李生翁》一篇，鄙意以为是所见记生翁的文字当中，最有价值的一篇。文章句句写实，他们在抗战年月里，历经丧乱，所以感同身受，贴近生翁，对其艺术更有知音之赏。文章放在桐城一路的散文中，也毫不为弱。《记李生翁》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因全文不长，也不易看到，索性照录：
李叟生翁，清贞奇苦，战前借砚墨收益，差赡饔飨。迨陷后，端居绍城，不避亦不屈。寇索其书，则辞以腕病；伪新贵求之，更谢以心疾。于是人如不食字之仙蠹，长与白米无缘矣。地不布金，天无雨粟，故其日食二顿，无非是苜蓿、薤菜、南瓜、蕃薯之类。自春徂冬，四阅星霜，骨渐渐高，而墨亦渐渐稀，船友闻者哀之，馈以金换其书画，要仍不过支持三旬之麦粉腐耳。浙西贺培心氏，尝谋迎至天目，安其笔砚，又以家累甚重，而卒不果。
春间余去平水，叩金功亮，审老而弥坚，穷而愈笃，为之慨慕整宵，晤有期矣。会迫于东归，仅留一诗以将意。顷续前缘，想石帆山下之约，乃似梦中之又梦也。
翁住于东郭门，颓栋栉比，霜草上腰，真可谓之陋巷。叩门，老妇来窥，彼不识我，我固知为翁之夫人也。投刺告之，旋即握见。翁高我矮，翁喘我咳；翁发如银，我髯有霜。翁说：“此会难得！”我道：“果然意外！”言时彼此似笑又非笑，惟闻邻儿讶呼曰：“年老人何以亦会哭耶！”五年之别，中杂如许丧乱，从何话起？从何答问？
翁但谓：“吾耳益重听，今以复姓为徐矣，留不久矣，死无憾矣。平水之诗，能大书一过，则拜嘉多矣！”余皆唯唯应之，蘸墨展笺。不管鲁班坐上头焉：七年吾不死，再到石帆山。春雨茶仍绿，废堂燕怯还。凄然长夜话，老矣故人颜。多累田园在，忍能笔共删。 绝念城中李，坚如涧上松。时危甘掩抑，腕病禁蛇龙。傲骨炊三釜，单衣过一冬。还怜诗意苦，为我一书封。翁亦为余署“流亡诗草书”签一，故及之。
时鸦啼有顷，锅中麦香已久，其夫人出告余曰：“翁年来作书益苦，谓笔笔要脱尽碑帖。每成一联，撕而复写，写而复撕，累日不休，如此悲腕益劳，而入益寡，宁不可姓，先生曷稍劝之！且李虽系外家姓，然人诵之已熟，仍旧何妨？乃必归宗，致又损失一二。”我视翁，颇似有所察，喟然微搔其鬓曰：“往年不死，岂谓余生尚难逃饥冻劫耶？吾书吾自乐耳，讵必人知？吾姓固是徐，无可久假？”
出其《复姓说》与近作手卷，如玩原始文字。忆曩与粪翁客吴门，聆萧父蜕庵指定光寺壁上之条幅谓：“生翁之字，真不食人间烟火，吾辈追踪抗手，似须来生。”恨是日所见，未能与萧叟、老铁共之也。
当年小报，限于版面，文不加点，一段到底，信息量着实密集。首先是徐生翁作为一个靠鬻字为生的书法家，在抗战前后的日常处境。他育有八子：朔、己、振、旦、雁、旦、迪、宇，三女：书、雯、素。他的家庭负担沉重，靠笔墨勉强营生，异常艰辛。到了最艰难的时刻，简直吃不饱饭。但也绝不卖字给日寇和新贵，“我不要这造孽钱”，掷地有声。
他住东郭孟家桥，历史上虽为毛奇龄女弟子徐昭华“青未了阁”旧址，但当时已是车夫船友的聚居地。这些人富有同情心，向他买些字画，其实他们哪需要什么书画，无非是看不下去这样一个年近七十的老者忍冻挨饿。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中，他选择“不避亦不屈”，绍兴专员贺扬灵非常赏识他，为回报知遇之恩，徐生翁为之题写“言论集”。但他从来能避就避，贺当时想要迎他去天目山暂避，他没有答应。
二是施叔范与徐生翁当时相见的情形。在陋巷颓栋之中，两人再度见面，面貌都已不是当年，一个发如银，一个髯如霜，施叔范是胡子美男，在上海一直被友人称为“施髯”，但他也老了。他们似笑又非笑，似哭又非哭，真如八大“哭之笑之”，劫后余生，不知从何说起。这时出现一个儿童的画外音，“难道老年人也会哭啊？”调皮又贴切。
过后徐生翁又向施叔范说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他的重听越来越严重，恐怕活不久了。徐生翁让施叔范录下诗稿，这两首诗是前一年施叔范到平水时所写，既回忆前缘，也写耳闻的徐生翁处境，感时伤世，感人至深，请他当场写出可见徐生翁亦是首肯的。那首《忆生翁》也是由此化出。徐生翁为他的“流亡诗草”题签，可惜后来随着施叔范所有文稿的付之一炬，没能流传下来。
徐生翁有一件大事必须办好，那就是复姓为徐，这是他郑重提出的。他平生唯一一次离开绍兴，就是应族人之邀，回原籍淳安，并作诗三首。现在一般可用署名的不同，来区分徐生翁书法创作时间的早晚，早期“李徐”，中年“李生翁”，晚年“徐生翁”。但也有例外，徐生翁写于一九三一年的禹庙窆石题刻“会稽山万古，此石万古”，署为“徐生翁”，位于宋元人之间的这个徐生翁题刻，他知道是要传之后世的，所以直接题为“徐生翁”了。从这个例外来看，他的内心一直有复姓为徐的冲动。历经丧乱，徐生翁正式决定复姓，并写有《复姓说》一文。可惜施叔范当日“如玩原始文字”的这篇手迹，我们目前也没能看到，或已不存。
当然对于职业书家而言，改名意味着受损，所以徐生翁夫人不以为然，并且也很体谅徐生翁的辛苦创作，施叔范记录的夫人这句话，“翁年来作书益苦，谓笔笔要脱尽碑帖。每成一联，撕而复写，写而复撕，累日不休”，后来研究者多有引用。这话之所以重要，因为这是徐生翁晚年的创作状态，他跟一般书家有很大不同，创作对他来说是一项异常艰难的工作。他的作品并非一挥而就，而是苦心经营的结果。他的创作成功率非常低，只有他自己满意，才能让作品出门。他把自己关在门里，几乎谁都没有看到过他写字。这与我们寻常对于书法家的印象，截然不同，徐生翁写字真是苦心孤诣的。
徐生翁窆石题刻
徐生翁对于夫人的疑虑，回答也是斩钉截铁，“吾书吾自乐耳，讵必人知？”对书法这么艰难的创作过程，他却乐在其中，一个“倔强翁”的形象跃然纸上。据他的孙子回忆，徐生翁几乎足不出户，坐在房间里不是看书，就是写字，从来不干家务，有时候仅到竹园中走几步。他享受他的书斋生活，虽然穷困，但一直以书写为日常生活。晚年他焚毁了他不少作品，但从四大本集联来看，他的阅读量极大，创作量也极大，幸存的仅是很少一部分。
数年前我曾寓目很小的一页信札，仅留下一张不甚清楚的照片，从没发表过，徐生翁在信中说：“嘱书墓碑两块，楹联一副，画一帧，便面已就，邮奉，希察收。碑字刻好，近地有拓碑者，望各拓一分寄示。如觅不到拓手，摄影亦好。”字写得一丝不苟，是他晚年的日常手迹，正如陆维钊评论其字“简、质、凝、稚”。这个信札内容，可视为徐生翁晚年创作鬻书生涯的一个侧面。写墓碑两块，也说明其字在当时的浙东乡间，是被普通接受的。绝非后来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他的字被目为“孩儿体”，没有多少受众，实则是一种误解。
嵊县人胡兰成，抗战前也曾访徐生翁，他论生翁书法也极精当：“先生盖老氏之所谓婴儿，得天独厚，书法精湛，饶归真反朴之趣。其造诣有非他人所能及者，曰’生’曰’拙’……然世俗于先生书，徒见其不受准绳，而不能见其雍容安详之致，固未足与言先生之书也。”确如他所言，我们可从徐生翁这封寥寥数语的信中，见出生拙，更能见雍容安详之致，这种气象弥漫在生翁晚年的日常书写当中。胡兰成又说：“余最钦佩先生之处，为其对于艺术之认真，无一毫苟且心理，意有所未安，不出以示人。盖其作书作画作印，非仅为人，亦以为己也。”这个说法可与施叔范的记录相互印证，他的书法是为自己写的。
回头再看施叔范的文章，他也提到邓散木老师萧蜕庵对徐生翁的评价，他说徐生翁的字，不食人间烟火，要赶上就只能靠来生了。邓散木作为施叔范的朋友，也被深深拜服。他跟着施叔范专程来绍兴拜访徐生翁，还一起回了坎墩家里，用施叔范的笺纸写了四首诗送给叔范。回上海后，邓散木在《新民报》上对徐生翁作了介绍。在他笔下出现的近现代书家，只有三个人，他的老师、梅调鼎，还有就是徐生翁。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声誉日隆的布衣书家徐生翁，被吸收进了浙江省文史馆，开始有了固定津贴。作为职业书家，不再有他的市场，他的创作也跟之前数十年呈现不同的样貌。他的书写进一步趋于楷化，此时他更多抄录诗文，书风也不再那么激烈。经常应公家之请，题写“革命烈士纪念碑”“王右军将军祠”“徐锡麟纪念馆”“宋天章寺遗址”等，可谓适得其所，整个绍兴再也找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了。有人说他所题纪念碑，“似乎从字上面就能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悲壮和伤痛”。徐生翁写字，有所寄托，极富情感。这时，黄宾虹、宋云彬、柯灵都有向他求字的记录，黄宾虹甚至想邀他到美院任教，但徐生翁依然没有答应。
而此时的施叔范，却遭厄运，他被投入狱中一年，之后被冠以“历史反革命”遣返原籍，被管制达二十多年。《唐云传》的后半本，就再也没有他的名字，友人间甚至传闻他在乡下已经作古。施叔范留有一份《自述》，记录到一九六八年，从文句用语来看，可能是一份交代材料。其中有一句透露：“从六二年写文史稿到本年（一九六四）四月，被政协转省采取的约卅八篇。”实际写作应不止此数。也就是说，施叔范并没有停止写作。笔者手头有一份题作“施叔范遗文十篇”抄本复印件，收稿时间为一九六三年，并钤有“施叔范”印鉴。打头一篇就是《有骨气的书法家李生翁》，他还坚持用“李生翁”这个名字，可见是不通音讯的。如果说《记李生翁》一文为访问记，那么这篇就是回忆录，对徐生翁有着更为详细的记录。他甚至还保持着他一贯的文风，几乎看不出时风对他的影响。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篇艺术文献，长久以来湮没无闻了。对徐生翁的生平和艺术进行研究，施叔范是一个先行者。
文章先叙徐生翁早年的学书经历：“顾其时挥濡落墨，尚不脱右军风姿。观赏者爱其圆劲秀拔，渠独引以为甚恨，以十之六七犹依样葫芦也。”这类作品，存世稀少，徐生翁书法的出类拔萃，在于不与人同。施叔范接着说：“故在后期，致力于流沙木简、六朝造像，意运笔创，蜕变前体，人无以名之，称为’孩儿体’，实乃彼所戛戛手造之新形象。于时并改署为生翁，有生辣、生动、新生不息之含义……且以曩昔流传人间者，意殊不慊，循户搜换新迹，了不惮烦。”这是对“生翁”名字的一种新解，并未在别处见到。毁旧换新这个举动，看来也是他的习惯。这可与徐生翁弟子沈定庵的经历相印证。他拿着抗战时去世的父亲留给他的徐生翁旧作，去看望徐生翁时被要求换掉。这也是徐生翁对旧作的态度。他的书法一直在探索与转变，其创作抱着“万无一毫苟且心理”的态度，认真而苛刻，以致于其早年作品流传不多。
该文记萧蜕庵、邓散木师徒对徐生翁书法的评价，也远比《记徐生翁》详细，他说：“一九三五年春……一日，同游戒幢寺西园后，过定光寺。步入方丈，见壁上张有李生翁所写之条幅，萧凝注有顷，喟然语粪翁曰：’此公落墨，不着一丝烟火气，自开生面，非可几及，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钦慕之忱，殆过似归震川之于徐文长。临去复回顾再三，若恋恋不置。迨四六年夏，我导粪翁谒见此老时，彼此反复互证，几忘日暮，归途邓告余曰：吾于萧师之外，又得一尊宿矣。”这是两代书家对徐生翁书法的拜服，高手过招，自叹不如。所以，在《记李生翁》一文中，施叔范遗憾的是，萧、邓两人没能一起观看徐生翁的近作。邓散木来过之后，这种遗憾得到了弥补。
后面记录的是当时绍兴文人与贺扬灵的交往，以及徐生翁不同他人的态度。关于抗战中徐生翁的生活，也要详细得多，兹不再录。同时，他那首《忆生翁》又有另一个版本，在字句上有所不同，可见这些诗作，都记在施叔范的心里，时时都在修改。
本文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记有徐生翁对时人书法的评价，因为绝无仅有。文章写道：
余昧小学，又不解六法，然喜举时人墨迹以相叩，翁未尝不娓娓倾告。尝问叶恭绰之笔意如何？答谓：“放而近野。”问余绍宋，则曰：“劲敛中也要有萧疏气，否则便是局促。”问马一浮，讷讷有间，继莞尔曰：“渠自有妙趣，但年来署名’蠲叟’之’叟’字末笔，故作不断波磔，亦是魔道。”惟于沈尹默、白蕉之胡桃行书，齐白石之篆文，誉为难能，终且曰：“室内臧否，不足为外人道也。”
涉及马一浮的部分，被横线划去，个别词被涂黑，但依稀尚可仿佛。鉴于施叔范的写稿时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马一浮时为浙江省文史馆馆长，首长对其相继拜访。此时的施叔范在农村老家被管制，让其写稿几乎有一种废物利用的意思。他在《自述》中曾说：“因不服公社书记扣发我稿，冲突至于拍桌辱骂，无法无天。十二月间，县政协副主席叶令民、县文化馆长黄宗正来过我家，为写稿向公社说话，我更翘起尾巴来。”这是一九六二年的事，话虽如此，在其写作文本中，可以做到毫无时代痕迹。就这一点来说，施叔范也是倔强的，他的确可算是徐生翁的知交。马一浮这部分字句上的画线，可能正是相互较劲的结果。
正如徐生翁所言，在几十年后，沈尹默、白蕉式的“二王”书风大行其道，齐白石也一直没有过时。他的判断确实超前，要知道这是四十年代的谈话。虽说不足为外人道，在六十年代初，还是被施叔范毫无保留地记了下来，其文献价值独一无二。因为施叔范是同辈友人，徐生翁跟他的谈话方式，跟学生相比，当然不同，他是言无不尽的。徐生翁甚至还告诉施叔范写字的具体操作方法，这一点连学生都没有记录，尤可宝贵：
亦曾告我以运笔之道，翁谓：“每笔起落，要作∽形势，既熟生巧，自然雄浑蓄力。”“写大字，倾注全身之力，运于右臂，自腕而凝聚拇、食、中三指，乃能墨透纸背。”“唐以前，每字皆密，如北魏之曰，其中一画必然到边，六朝以后便不然。然疏密贵在得宜，不拘拘时代。”“作草书必不能连，手滑，那能掣得蛟龙来？”
这种具体的书写方式，除《我学书画》寥寥数百字外，徐生翁再无只字片语。施叔范也是行家，他很清楚哪部分谈话有其价值。文无定法，书法也一样，本没有秘密可言。那些口耳相传的部分，才是最要紧的，徐生翁可以说是毫无保留了。
施叔范说徐生翁“不常作诗，仅得其手稿三章”，这三章应为生翁佚诗，因为他并不在乎自己的诗。其学生本想成集，但他不置可否。施叔范抄录了下来，但这生翁手稿，怕也化作灰烬了。文章结尾交代，他们的交往始于一九三八年，因缘是施叔范的诗，被此老所见，遂定交。最后附注：“计生翁现年不足九十，想当健在。”施叔范写此稿时，也是生翁的最后一年，他于一九六四年初，以九十岁高龄去世，走之前焚毁了很多作品手稿。他们没有再见面，鉴于施叔范自己的身份，他是不好再登门拜访了。如相见，是该哭，还是该笑。邻家那位儿童，想也已成年。
徐生翁似古松，据说他生前经常去府山，默默观察山上的古松。他真像古松一样，定在了绍兴东郭孟家桥，一意孤行，写了一辈子的字。我们去他老宅，陋巷老屋，墙上挂着他的照片，至今还是老样子。
施叔范如浮萍，“人生才命相妨”。在失去联络二十多年之后，唐大郎再度联系上他，信中他不大谈自身的遭际，倒是更多谈论诗文。没过多久，施叔范悄然在姚北乡下的女儿家去世了，他的诗“全都烂在他的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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