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崇尚以“礼”治国，以维护天下秩序。
到了明朝，这种“礼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强化，甚至运用到了与邻国和藩属国的建立外交关系的领域中。
明太祖朱元璋在大明开国之初，就建立了非常森严的礼仪等级制度，而“封贡”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
在众多接受明朝封贡的国家里，朝鲜是最重要的附属国之一，并在之后的几百年间一直与明朝保持着友好互敬的外交态度。
图-明代朝贡图
特殊的是，在明朝与朝鲜建立宗藩关系之后，两国曾在“迎诏”和“女乐”问题上产生过分歧，并展开了长达近百年的礼仪之争。
从朝贡制度窥探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
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早在周朝就已经建立。
西周的分封制在秦朝一统天下后被郡县制所取代。
而早期的分封制度，则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打理与邻国关系的外交贸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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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隋唐时期，朝贡制度已经初具规模。
但是彼时，华夏的政治中心依旧在北方。
因此统治者们将重心放在预防北部外族的入侵上，所以外国来华朝贡的制度没有达成一致。
直到明朝，统治者才开始重视朝贡制度，将其视作官方垄断海外贸易的强大手段，并且规定“非朝贡不得互市”。
至此，朝贡制度被推上了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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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发展建立起来的森严的朝贡贸易体系，充分显示着中国在各个邻边国家中的外交主导地位。
而朝鲜就是众多臣服于明朝的一个国家。
在古代，朝鲜一直都是作为中国附属国的地位存在的。
特别是自明朝以来，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进一步得到强化。
1292年，朝鲜王朝的开国国君李成桂推翻高丽政权，登上王座后，明成祖朱棣便赐予其国号——“朝鲜”。
朝鲜对明朝忠心不二地奉行“事大”政策。
这种出自中国儒家思想理念的外交主义，是在实力强弱的对比下，实行小国侍奉大国，向大国朝贡，以便获得大国一方的政治军事庇佑的一种利益互惠手段。
这也是1392年-1895年朝鲜对中国明清两个朝代奉行的最主要外交朝贡政策。
图-朝鲜来明朝的使臣
当时的朝鲜是在明朝朝贡贸易体系中，表现最为积极的一个国家。
因此明朝也赋予它最高贸易国的礼待。
根据史料记载，在洪武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设立了15个国家。
并且承诺后代，不能对这些国家展开侵略和使用武力手段进行压制，而朝鲜便是其中之一。
但同时，朝鲜需要定期向明朝进贡礼物，使用明朝的年号和年历法，以表示自己的从属地位，表达对明朝的忠诚和敬意。
大明与朝鲜版图
朝鲜每次来大明进贡礼物，其实也是为本国引进先进农业和工业技术的重要途径。
就以纺织业为例，早期朝鲜只能种植生产亚麻，从明朝引入棉花种植技术后，丝绸织物才在其国内得到广泛传播。
不仅如此，它先后还从中国引进火药制造和造船等先进工业技术，极大地改善了朝鲜本国的社会经济生活。
因此封贡制度体系是让宗藩两国各取所需，实现和谐共赢的一种重要手段。
佛郎机模型
土木堡之变：朝鲜对于迎诏礼仪的态度转变
自从明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稳固后，双方之间的使节来往也变得愈加频繁。
一方面，朝鲜会派出来华的外交使团。
另一方面，明朝也派出大量的文官使臣前往朝鲜。
为了规范“华夷秩序”，明朝制定了一系列的藩国礼仪，来彰显自己宗主国的主导地位。
在明朝与朝鲜所遵从的礼仪体系中，藩王极其官员的迎诏礼是两国一直争执的重点。
在洪武二十一年，《洪武礼制》中就有五拜三扣头的拜礼模式，但当时也仅仅是针对明朝内臣所制定的礼仪规范。
后来在《明会典》中规定：“稽首頓首五拜，乃臣下見君上之禮。先拜手稽首四拜，後一拜叩頭成禮。”
图-《明会典》
这种“五拜礼”的模式，逐渐演变成了明朝内臣和藩国外臣都需要遵守的礼仪规范。
据史料记载，朝鲜地宗和太宗两父子，就曾经使用“五拜三扣头”的礼仪，去远郊迎接明朝使节宣读圣诏的。
不仅如此，明朝为朝鲜颁布《大统历》的时候，朝鲜也非常隆重的使用了“五拜礼”。
在中国历史上，“三跪九叩”本来是用来祭天使用的，而“五拜三扣”则成了君主专制体系下臣服君主的忠诚象征，具备非常强的专制压迫属性。
从朝鲜使用“五拜礼”上，就能看出早期它对明朝的敬畏与臣服。
然而，在明朝正统十四年，经历了大明一直视为耻辱的“土木堡之变”后，明朝与朝鲜关系发生了微妙的转折。
当时明英宗因为听信了宦官王振出兵瓦剌的建议，在没有任何防御准备的情况下御驾亲征，最后导致全军覆没，自己也被捕，成为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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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兵变让大明承受了不可估量的国力损失：四朝元勋张辅、兵部尚书邝埜、内阁成员曹鼎等五十余位朝廷重臣被杀害。
就连明成祖朱棣留下来的五十万精锐部队，也全部在这场兵变中湮灭如灰。
大明的军火武器研发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财产损失更是数不胜数。
朝中文武大员对君主和朝廷心灰意冷，开始离心离德。
国家意志权威受到挑战，国力也不胜从前。
朝鲜因此对明朝的忌惮有所减弱，也不再像从前一样有所敬畏。
朱棣
当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传到朝鲜时，朝鲜的世宗认为大明会像安史之乱后的唐朝那样，大厦将倾。
但有碍于自己从属国的臣服位置，他们不得不顾及表面功夫，对明朝维持着恭敬顺从的样子。
但同时，他们却以最早的《藩国仪注》为借口，将之前的“五拜礼”改成了“鞠躬礼”，并在接下来的八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对迎诏的礼节问题与明朝争执不下。
除了“迎诏礼”的争执外，朝鲜“女乐”也是礼仪之争的重要争论议题。
明朝文臣出使朝鲜：关于宴享“女乐”存废之争
十五世纪是明朝和朝鲜形成宗藩关系的最重要时期，双方通过互相派遣使臣的方式来达到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目的。
尤其是从明朝派出的大多数是位高权重、饱含才学的文臣，为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诗赋外交”的交流方式。
两国使臣在完成使命任务之余，就会通过诗文吟诵来进行文化交流。
朝鲜还将两国的文人交流的诗词汇集成册，并将其命名为《皇华集》，共计25册5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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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正是因为明朝派往朝鲜的使团以文臣为重，他们饱览经学，对朝鲜不合礼仪的行为大为不满。
其中宴享“女乐”问题便是双方的主要分歧之一。
女乐最早流行于中国的商朝，但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遭到了变革和废除。
而朝鲜王朝却将女乐流传和保存下来，并且加入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还将其列为朝鲜王朝中的重要礼节。
在朝鲜王朝颁布的《国朝五礼仪》中规定：使客宴是用来招待外国使臣的重大宴席，需要使用女乐作为主要的宴饗用乐。
根据《朝鲜纪事》中的相关记载，朝鲜的女乐不单纯承担歌舞演奏的职能，同时还需要起到“奉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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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的明朝来说，在程朱理学的文化影响下，社会伦理和男女僭越规范非常严格。
显然，在宴会上出现女乐严重违背了纲常伦理，而且破坏了政治社交礼仪中的严肃性，更会撼动大明宗主国“至高无上”的威严地位。
因此明朝的文臣对此非常抵触，甚至曾一度写下《劝女乐》来明志。
但“万国天朝”的大明派遣使臣到访，对于朝鲜来说是举国上下的盛事。
按照《国朝五礼仪》中的规定，接待使臣所用的礼节都是最为隆重的，宴饗女乐就是其中重要的国俗之一。
但明朝使节屡屡拒绝，义正严明。
两国对于女乐截然不同的态度让朝鲜女乐的发展变得一波三折。
在世宗、文宗、成宗时期，统治者就朝鲜女乐的存废问题都进行过商讨，赞成与反对的声音充斥其间，争执不休。
直到弘治帝继位后，让翰林院侍董越出使朝鲜并颁布诏书，在女乐问题上将“却女乐”改为了“阅女乐”，这才避免了两国间的冲突与矛盾，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大明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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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明朝借鉴前朝经验，摒弃了以武力统治他国的方式，转而使用儒家礼仪规范来禁锢“华夷秩序”，打理与邻国的外交关系。
表面上来看，无论是迎诏礼还是宴饗女乐，明朝和朝鲜不同的礼仪制度是两国礼仪之争的直接原因。
但论其本质，其实是宗藩两国在外交政治上的从属力量的竞争。
在封贡制度的影响下，朝鲜非常明显的就是明朝的附属国，礼制规范需要服从宗主国的规章制度进行。
虽然明朝与朝鲜经历了长达近百年的礼仪之争，但纵观整个历史发展，明朝的礼仪制度对当时的朝鲜起到了非常成功的规范效果，并对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国朝五礼仪》
《朝鲜赋》
《明史》
《藩国仪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