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风雪中，雪莲照常开放，那是生存的奇迹，也是高寒中一束不屈之花的生命之光。

一个人骨头最硬的时候，是面临巨大痛苦和灾难，泰山压顶不弯腰，在向死而生中不屈不挠，顽强向上，傲然挺立；一个人精神最亮的时候，是面对民族危亡依然生死不顾，滴血凝钢，舍身追求真理，向着光明和爱，发出坚强的声音和光芒。

在中国现代史上，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抵御外侮的军事斗争，更是一场全民族的精神觉醒。在这场关乎国家存亡的伟大抗争中，中国的一切爱国志士、民众并肩作战，共同谱写了团结救国的壮丽篇章。

冯友兰生于1895年，唐河人，早年留学美国，师从杜威等哲学大家，归国后成为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奠基人之一。然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炮火打破了他平静的学术生涯。面对日寇的侵略，冯友兰与众多知识分子一样，毅然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在颠沛流离中播洒文化火种，在战火纷飞中培育民族希望。

“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随着北平、天津相继沦陷。1938年，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的师生们被迫踏上南迁之路，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南迁途中，众多名师硕儒颠沛流离，历尽艰辛，但是，即便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他们也没有停止对中华文化的深研与覃思。其中就有“边关断臂”的冯友兰先生。从长沙前往昆明的途中，冯友兰和清华大学的几位教授结伴辗转经过广西的凭祥县。当车辆经过狭窄的城门时，司机叮嘱，千万不要把手放在车窗外，以免发生危险。当其他人遵嘱而行时，冯友兰正陷入沉思。只听“咔嚓”一声，先生放在车窗外的左上臂撞到了城墙上，骨折了。对于这段经历，冯友兰先生颇有感慨，并有诗作记：“水尽山穷路迂环，一车疾走近南关。边墙已满英雄血，又教书生续一斑。

到昆明临建校址后，由于经费极度匮乏，设计方案一改再改，教舍从现代化的高楼变成茅草屋。西南联大的校舍，除了图书馆和食堂是砖木结构外，教室仅有铁皮屋顶，学生宿舍则完全是茅草屋。下雨时，铁皮屋顶叮咚作响，常常压过教授的讲课声。

教授、学者们的生活，更不是清贫，而是清苦，甚至有连个鸡蛋都吃不上，还有挨饿日子。冯先生从蒙自回校后，先住校园，校园被炸，为防空袭又疏散到小东城角防空洞旁；后不久，再次疏散到城北郊龙泉镇龙头村，开始奔走于学校与家之间。平时在学校上课、办公，住在城里，周末才回家。进城来往，都是步行。他常与闻一多、朱自清两位清华同仁一起回到龙头村。一次，在同闻一多由城内走回龙头村时，他们顺着河堤的林子，一边走一边谈论，走了两个钟头，到家了，话还没有谈完。

被迫过着疏散乡间的生活，冯友兰写了《联大被炸以后》一文，表达鲜明的见解。冯友兰说：“他们（指日寇）如此重视吾们的大学，实在使我们在大学中底人，’受宠若惊’。这可见我们的工作，对于国家民族，是’功不唐捐’，这很可予我们以很大底鼓励。”

西南联大八年，大个子、长袍马褂、黑长须、戴着眼镜，背着八卦黄布包袱，伴有口吃的冯友兰，曾是校园一景。

冯友兰就曾在炸弹坑里坚持授课、演讲，这种特殊的教育场所，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他曾在布告中引用《左传》中的话对学生们说：“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无论是投笔从戎还是坚守学业，都是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联大校歌的创作阶段，冯友兰作为校歌校训委员会主席，满怀爱国热情、报国壮志，为校歌写了勉词——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辰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冯先生与其他教授一道，以“刚毅坚卓”的精神，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抗战和未来的建设储备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正是这所在民族存亡之际诞生的特殊大学，虽然仅存在8年11个月，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在她的茅草校舍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171位两院院士。

冯友兰作为西南联大的重要教授和领导者之一。不仅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还积极参与学校的行政工作，并为战时中国抗日军民提供精神支撑。

烽火连天中，冯先生接连出版了“贞元六书”，建立了自己的“新理学”体系。该体系的核心观念，一是“两个世界”，即一个真际世界又称“理世界”，一个实际世界。二是“四个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一方面，“贞元六书”所构建的“新理学”体系肯定中国哲学主流，力求汇通中西，对传统思想“继往开来”。比较完整地综合了中西哲学，对理论思维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贞元六书”中充满着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满怀着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初心，洋溢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先生以笔为剑，捍卫着真理尊严。他的哲学思想，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无数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心灵，给予人们以力量和希望。他的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更是系统地归纳总结了中国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普及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冯友兰先生在95岁生日时自拟了一副对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基本概括了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也代表了他一生的学术贡献。

先生深知，抗战不仅是军事上的抵抗，更是文化上的坚守和政治上的革新。他在《新理学》等著作中强调“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这与民盟追求民主、团结、进步的理念高度契合。他积极参与民盟的政治活动，呼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谋划一条光明的道路。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在联大即将北返复校之际，校方决定在原址立碑纪念。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碑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刻、罗庸书丹，被誉为“三绝碑”。碑文1100余字，纵古论今，激情飞扬 ，气韵流畅，才情激荡，不仅记述了三校南迁的艰辛历程，更表达了对抗战胜利的喜悦和对民族未来的信心。文中洋溢的爱国热情和豪迈气概，至今读来仍令人振奋。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八年抗战，西南联大“与抗战相终始”，肩负了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的重任。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和言行支援着抗战，用自己的方式捍卫着中华文明。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绝非虚言，中华文明有绝境中抗争生存的决心和能力，也有面对困局革新自我的勇气。

对比晋人空余《哀江南赋》、宋人徒呼“还我河山”、南明遗民哀叹“风景不殊”，包含西南联大在内的第四次南渡，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成功击退了外来侵略者，收复失地，实现了“南渡北归”。

在冯友兰先生看来，这不但打破了中国历史上三次南渡成绝响的宿命，而且灭顶灾难中涅槃重生，实在是一件值得铭刻的大事件，他用了“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的典故，表明这不仅是地理的收复，更是文明的胜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惟我国家，亘古亘今！”

冯友兰在抗战中的烽火岁月，是学者、教育家、民主战士三重身份交织于一身。他不仅以哲学思考民族命运，更以行动投身救国事业。他的选择代表了民盟先贤的共同特质：既有深厚的学术修养，又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既关注民族文化的存续，又致力于民主政治的推进。

抗战岁月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浴血抗争的至暗苦难，也是迎接新生民族复兴的可歌可泣经历。今日之中国，一定意义上是抗战胜利之胜利续篇。抗战时期，冯先生风集云聚，如日中天，是一生最动荡流离，也是最出彩，最辉煌的一段岁月；也是他一生知识分子风骨、精神思想光芒最耀眼最高光时刻。如先生所言“在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的近十年生活中，我写了六部书……颠沛流离并没有妨碍我写作。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变化，倒是给我许多启示和激发。没有这些启示和激发，书是写不出来的”。“如同一条河，在平坦的地区，它只会慢慢地流下去。总是碰到了崖石或暗礁，它才会激起浪花。或者是遇到了狂风，它才能涌起波涛”。冯先生的《贞元六书》就是这哲浪慧波。可以说，抗战国难成就了冯友兰哲学。冯先生对中国文化坚定自信和深邃眼光，坚信抗战必胜的文论与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可谓异曲同工。 

在电影《无问西东》中，当那些闪耀的名字——包括冯友兰、闻一多等民盟先贤——在片尾彩蛋中被一一道出时，观众无不肃然起敬。这些名字背后，是一个民族在最黑暗时刻仍然坚守文明火种的伟大故事。

冯先生曾言：“哲学的任务不在于给人知识，而在于提高人的境界。”在民族危亡之际，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境界”。他的爱国情怀、勇于担当的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我们前行。仰望先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盏照亮未来的明灯。

今天，回望冯友兰先生在抗战烽火中的经历，我们看到了一位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完整形象：作为教育家，他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办学；作为学者，他构建中国哲学体系以振奋民族精神；作为民主人士，他为中国的政治进步奔走呼号。

我们缅怀冯友兰先生的抗战岁月，不仅是为了铭记历史，更是为了汲取精神力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应当赓续为黑暗燃灯、为民族请命，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不惜献出一切的知识分子精神血脉，继续发扬“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做一个追求真理、向往光明，为民族卓然屹立争光的人。

如今，先生老家祁仪的青山绿水中，先生亲植的那一株银杏仍郁郁葱葱，秋天里，一地金黄；一簇簇茁壮的腊梅，冬雪里，正放出阵阵幽香。

万山丛中一点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华民族血脉中，应该永远继承和发扬那一缕不屈的殷红和卓然傲骨。

像伫立山顶崖岸的雪莲花，即便山裂雪崩，也要绽放出生命中那属于自己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