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住在北京前门外大外廊营，在那一条胡同里，住有许多著名京剧演员。我因不断和他们接触，对于京剧演员的生活就比较熟悉。解放后，我的儿子也入了京剧界，我和京剧演员的来往就更加频繁。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的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京剧演员的地位变化格外显著。在旧社会，戏剧演员是一直受统治阶级轻视的，而在解放后则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受到人民的尊敬。
最近有个演员向我说：“旧社会，演一天戏，开一天份儿，没有固定工资，挣得多，还是拉亏空。几个月不唱戏，就要当尽卖绝。现在我们每月领工资，谁家里没有存款？”
其实，据我所知，旧社会一般京剧演员，不仅收入不多，而且和其他有些行业一样，还要遭受各种封建把头的剥削。
当时的观众，只看到演员在舞台上载歌载舞，谁知道这些演员每天价怎样含着眼泪吞下他的窝头？现在事过境迁，年轻的一代，那就更无法想象。
一
据我个人生活圈子里的见闻，旧北京京剧界里最早的一个把头应该算是余玉琴了。
余玉琴、陆华云之《十三妹》
余玉琴原籍安徽，幼年从原籍来到北京唱戏，专工武旦。有出拿手戏叫《大卖艺》，踩着跷在饭篓上练功夫，轰动了北京城。他小名叫“桩儿”，当时提起余桩儿，人人称赞。后来他被叫进清宫演戏，西太后和光绪都爱看他演的戏。以后就经常在宫里演戏。是清末最著名的武旦演员，后来的阎岚秋（九阵风）、八仙旦等著名演员，都是他的徒弟。
余玉琴是我的邻居，我称他作干爹，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早已不再登台演出了。
据著名的丑角演员迟子俊向我说：“在清朝末年，有四个班主。可是在余桩儿盛时，每逢王府演戏，总是由余领班。过去演员唱多少戏，给多少戏份儿，都有一定规矩。可是到了余桩儿这儿，随便由他给。给多少是多少，谁也不敢言语。”
迟子俊说：“我是个唱彩旦的，挣钱最少。人家大筐端银子，我只拿点碎银子，一叠大钱。我们苦哈哈，等着钱买棒子面呢。可是几钱散碎银子，都很零碎，五块里必有一块假的。除了谭老板(谭鑫培)，你干爹不敢惹，差不离儿的人，都接过他的假银子。姑娘，人家挣得多，不在乎此。我们多挣一钱银子，为的是活命，他还给一块假的。这个怨气，哪儿说去，只有一个字，认！”说到这儿，这位老艺人总是恨恨地说：“你干爹缺了德，儿女不会好的。”余桩儿的假银子是哪儿弄来的呢？原来有个穆子光，就指着造假银子发财。他盖下了一座望园，还开了东升平、西升平两家澡堂，在当年都是新兴的企业。余桩儿就和穆子光合作，使用假银子，专门剥削穷人。
余玉琴便装照片
民国初年，也有一个名演员垄断了当时北京的戏剧界，那就是俞振庭了。
俞振庭是清末名武生俞菊笙的儿子。俞菊笙外号俞毛包，一般人就称俞振庭为小毛包。民国初年的武生名演员杨小楼、尚和玉都是俞菊笙的徒弟，所以俞振庭和杨、尚齐名，演戏以火炽见长，他演的《金钱豹》耍叉的功夫，十分出色，内外行都很称赞，认为是一绝。
俞和杨、尚有个显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特具办事的才能，善于交际联络，所以经常自己成班。他很有眼力，哪个演员“是块材料”、“有出息”，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京剧的著名演员，有很多是他培养出来的。民国初年，他在文明茶园当班主，梅兰芳就在他的班里唱中轴，逐渐成名的。
俞振庭因为和袁克文争风吃醋，在演戏时下台殴打袁克文，判处三年徒刑。蹲了三年大狱，把肚子蹲大了。出狱以后，舞台上的艺术，已经大不如前。从此，他就很少上台演出，以成立戏班（剧团）作为他的主要业务了。
他一个人经营了两个戏班，一个叫作双庆社，一个叫作斌庆社。下面先说双庆社。
在旧社会里，一个演员要登台演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北京城里，当时只有有限几家剧场，而且早都被几个戏班常年租用了。要演戏，不能一个人唱，必须有同台演唱的演员，有演剧所用的服装道具一戏箱。所以必须有一个组织，这在当年就叫作“戏班”。
戏班成立的时候，要经当地政府的许可，演出以后也要和当地政府保持一定的联系，还要应酬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文武流氓，对于一个戏剧演员来说，这当然很不简单了。所以除了几个有名演员自己成立了一个戏班以外，一般都是搭班演唱，即搭入别人已经成立的剧团参加演出。这种剧团的承办人就叫作“班主”，一般人称之为“老板”。
当年北京的演员是没有固定的工资一包银的，一般是演一天给一天报酬，叫作“开份”。
俞振庭自己当老板，手下还用着一批管事的。每天晚上“开份”就由管事的负责，每场在演第三出戏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高级演员是由跟包的代领；一般演员和底包、龙套等人就自己去领。演员演出一场戏，拿多少钱，本来事先说好的，这用行话说叫作“讲公事”。尽管把公事讲好，可是发多少却由管事的临时决定，要看这一天上座儿多少。戏份都事先包好，演员照例不可以打开当面看的。如上座较少，演员的报酬就要打折扣，行话谓之“打厘”。如果上座太惨，甚至可以不付报酬，叫作“拍巴掌”。
龙套演员收入最少，在一般演员“拍巴掌”的时候，龙套也要照付；这似乎是对贫苦演员的照顾了。跑龙套讲究“龙头龙尾”，即头旗、四旗领跑，拿的钱比二、三旗略多。当时头旗每天挣100铜子；末旗挣60个子儿；二、三旗才挣50枚铜元。但每人每天，管事的要扣下1大枚。唱武行的演员，每天的份儿是1块到2块，也扣下1大枚，一律按人计算。
每天开支都由管事的作主。比如园子卖了个满座，收人五六百元，除去开支二三百元之外，余下全属俞的。如果卖了半堂人，演员的戏份打厘，他仍可以剩下一半。而且卖座如何，全凭管事人口头一说。明明戏园子里起满坐满，管事的可以对演员们说：“今天官面上要了几个包厢；某处某处要了多少座，客票（白看戏的）占了不少。看座儿挺多，实际收入不够。”这样，虽然卖了满座，戏份仍要打厘。总之，演员倒霉而已。当时一、二路演员，明说10块钱的戏份，一般只能拿到6块；如果上座不佳，3块2块都是平常的事。
最惨的还是底包们，收入不多，还要应酬管事的。因为底包们收人不多，演一场戏，挣个一块半块的，不够养家活口，必须连赶几处。戏班的管事人都互相通着的，只有经常把管事的联络好了，他才能适当地派戏码，让你可以同时赶几个园子，多演几场戏。
盖叫天、俞振庭之《英雄义》
在俞振庭那时候，管事的都得听他的，唱一场戏分多少钱由他支配。按照当时的规矩，堂会戏开两个半份；出外演堂会，就开三个份。可是由他承办的堂会，一切由他随意开支。不仅班里演员如此，外面邀请的角儿也是如此。
俞振庭凭着一个双庆社，就垄断了北京的戏剧界。只要在北京演戏，谁也不能不买他的账。他的组织能力很强，当时双庆社的演员阵容非常整齐。头牌是尚小云，还有小翠花（于连泉）配演；须生演员同时有两个名角，谭小培、王又宸、马连良、谭富英、时慧宝都曾先后在双庆社长期演出；小生是朱素云；武生由他自己或他的弟弟俞赞庭担任；武旦有九阵风；花脸有裘桂仙、侯喜瑞。所以在当时能够上座不衰。其实尚小云虽挂头牌，可是每唱一场戏，俞振庭高兴给多少是多少，尚并不争竞。
二
斌庆社是个科班，专收一些未成年的男孩子前来学戏。
俞振庭所办的斌庆社，远在富连成科班以后，结束又较早，所以它的影响不如富连成，但在斌庆社存在的时候的确可以和富连成并驾齐驱。当时富连成在广和楼演唱，仅唱日戏，而斌庆社在广德楼出演，每天日夜两场。广和不卖女座，而广德则男女都可以接待，剧场也比广和宏敞，所以营业情况比富连成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旧社会的科班制度，非常残酷。小孩进科班，要立下字据：“生死勿论”。学员在学期间生活极苦，教员教戏，动不动用鞭子打。所以当时演员把科班这一段生活比之“六年大狱”。这些地方，斌庆社、富连成都是一样的。可是富连成还有个特殊，传统学生学戏期间，绝对不能和女人见面，连观众都没有女性。斌庆社就在俞振庭家里，这些小孩除了学戏、演戏，还要替俞忙些家务，如揉煤球之类繁琐笨重劳动就照例由学生担任。
富连成学员灌音后合影
斌庆社有一个制度和早年的富连成一样，准许外边学戏的小孩到斌庆搭班演唱。也和一般演员一样，演一场戏开一场戏份。在斌庆社演出正忙的时期，富连成已经不接搭班的小孩了，所以当时学戏的年轻人，都愿意搭入斌庆，可以有实践的机会，积累舞台经验。
有很多名演员早年都曾在斌庆搭过班，例如杨宝森、王文源（当时名叫五龄童)、刘宗杨（杨小楼的外孙、刘砚芳之子）、魏莲芳、李万春、蓝月春等人。斌庆社培养出来的演员有徐碧云（原来学武旦，出科后才改青衣花旦）、徐斌寿（小生)、王斌芬（须生）、朱斌仙（丑）、小奎官（丑）、计艳芬（花旦，艺名小桂花)；而俞振庭的儿子俞步兰（青衣）、弟弟俞华庭（武生）、外甥孙毓堃（艺名小振庭，武生），也是在斌庆社出来的。
在斌庆社后期，李万春是主要演员。李万春的父亲名叫李永利，是演武二花的，功夫很好，久在外地演唱；李万春自小跟父亲学戏。李永利还教了一个徒弟蓝月春，专和李万春演对子戏。这两个小孩都是幼功，武功练得很好。
1921年前后，李永利带着这两个小孩来到北京，因为北京是京剧发源地，有名演员都聚集在北京，京剧演员必须在北京唱红，才能全国知名。李永利为了培养儿子，所以带来北京演戏。但他久在外省，北京城里两眼一抹黑，就托人介绍拜了俞振庭的门子。俞振庭知道李的艺术不错，再看两个小孩更是出色。李万春、蓝月春当时都只有10来岁，可是合演《夜战马超》、《神亭岭》、《狮子楼》等戏，起打十分紧凑，演戏也特别精神，俞振庭一看就很喜欢。于是李永利搭入了双庆，李万春、蓝月春就搭入斌庆。
李万春进斌庆，带有配角、下手、场面，好几个人。俞振庭答应每天给开40块钱戏份。没想到，李万春一唱就唱红了。北京城里的观众都很欣赏李、蓝这两个小孩，岁数不大，而起打那么火炽。
李万春、蓝月春合影
李万春、蓝月春之《两将军》
当时正是北洋政府军阀政客腐化享受最甚的时代，这些阔人常约堂会戏。一约堂会，都愿意看李万春、蓝月春的戏。头一个月，两个小孩唱了54个堂会，俞振庭一文戏份也没开，认为全包在那40块钱之内了。李永利最初还算不出这个账来，以为一天40，等于一个月1200块钱的包银，也没争竞。俞又天天请他父子吃两益轩、致美楼等小馆，觉得挺受优待呢。唱过一个月才知道吃了大亏，向俞振庭提出要求，这才说好以后每唱一个堂会给100块钱，而那54个堂会都白唱了。
俞振庭一个人办了两个戏班，他的地盘就是广德楼。他和一般成班的人不同：别人成班，只问公私两面，应酬到了；而开个剧院就更不容易了。因为剧院要应付一切观众，其中三六九等不说，北京城里专有些地痞流氓、散兵游勇，到戏园中无事生非，这就更难对付了。俞振庭能够应付自如，不仅是因为他有办事能力，主要因为他和官面、商界都很有拉拢。在官面上，他和历任警察总监吴炳湘、薛之珩都有交情，侦组队的李达三、田德山和一区、二区的署长，都是他一块打牌的朋友。
当时的俞振庭简直成了戏剧界的把头，大堂会都由他承办，他不点头，谁也不用想在北京城里唱戏。
1928年，北京改称北平，政治中心南迁，北京失去了过去畸形的繁荣，俞振庭也跟着没落下来了。
三
俞振庭没落的原因当然很多。首先是双庆社的主要演员纷纷脱离，自己组班。
头一个就是尚小云。尚小云的琴师赵砚奎，是个很能干的人，戏剧界关系深。哥哥在小荣椿社科班管事，大舅子李玉安给余叔岩管事。于是尚小云就不叫他拉胡琴，专给自己管事。当时的名演员，都不愿意和前后台零碎事务打交道，每人都有一个管事的，等于自己的代表（如梅兰芳的管事是姚玉芙，杨小楼的管事是刘砚芳)。在哪里演戏，演什么戏，拿多少钱，都由管事负责交涉。赵砚奎本来对于后台的事情非常在行，又认识不少官面，当管事的确是把好手。他看尚小云在双庆社声誉很好，可是拿不着多少钱，就鼓动尚自己组班演唱。
从尚小云开头以后，马连良、谭富英、小翠花……都先后离开俞振庭，自己挑班，于是双庆社就垮了。接着斌庆社也因为李万春自己挑班，杨宝森、刘宗杨等先后脱离，也就垮了台了。
这些当管事的人都有一套本事，不但能够对外，而且主要是抱住这个演员，把老板的脾气摸透了，连哄带拍，老板什么也听他的，离开他不行了。一切大权自然就落在管事的手里。管事的大权在握，而且所有管事的都互相勾通，谁要得罪了一个管事的，就很难搭班演戏。
俞振庭的没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京市面萧条，光靠北京这块地方，已经不能养这么多的演员了。有名的演员都得跑码头，主要是上海，其次是天津。演员到上海唱一个月戏，就够他在北京一年的生活了。于是北京的京剧界无形中就要受上海的操纵了。
北京京剧后台，归管事的把持，上海各地来北京邀角，也逃不过管事的这一关。这样就造成了经励科的黑暗势力。连俞振庭的外甥孙毓堃也不能不受他们的制。
孙毓堃原在俞振庭的双庆社演戏。他是俞的外甥，当然不买后台管事的账。他在扮戏时，管事的催他“马前”（快点），他一堵气，把脸洗了，重扮。在台上演出，下一出戏没扮好哪，管事的叫他“马后”（演慢一点），他偏赶快演完。管事的心里很不高兴，看在俞振庭的面子，谁也不敢惹他。
等到俞振庭垮台，孙要搭班演戏了。经励科的人彼此赌咒：“谁约他唱戏，如何如何。”这一来，孙一直搭不上好班。经励科宁可约那些艺术远不如他的，也不约他。孙很生气，后来就和他女婿宋德珠合演，自己成了一个班。可是这样他也逃不过经励科的手，演出结果，不够开支，场场赔钱。有时他大卖力气，唱重头戏：《铁笼山》、《艳阳楼》，唱完之后，浑身大汗。台底下很欢迎，上座不坏，可是还是一文见不着。经励科总说不够，查细账也查不出来。原因就是经励科有两本账，他只看了“明卡子”，哪里能摸清细底呢？
经励科虽坏，可是谁也坏不过佟瑞三去。大家把他恨透了，给他起个外号，叫作“戏霸天”。佟瑞三，就是前面所说赵砚奎的徒弟。
四
佟瑞三原来是唱小花脸的，因为艺术平常，就拜赵砚奎为师，入了经励科。他和上海、天津、汉口、济南、南昌、西安……各个码头都挂上了钩，手底下用了一群人。过去的经励科都是名演员管事的，佟却并不单独给哪个演员管事，可是马连良、谭富英、程砚秋、荀慧生……这些剧团的管事底包，都得走他的门路，好像他包下了一样。
他常洋洋得意地说：“我不傍角，你说马三爷（马连良）、程四爷（程砚秋），我还佟三爷呢。”因为他这种气焰逼人，所以才有了“戏霸天”的绰号。
佟瑞三能够在戏剧界气焰万丈，是在北京沦陷以后。主要是他和日寇方面有勾结。
有个拉胡琴的，姓赵，这天晚上到长安戏院演出，他去得较晚一点，戏已经开演了。恰好这天有日本大官看戏，门口有日本兵把门。赵不敢冒然进去，日本兵看见赵探头探脑，以为形迹可疑，过去给他几个耳光，踢了一脚，不让他进去。被票房看见，进去把佟瑞三找出来一说。佟赶紧进去，找着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立刻向门口的日本兵说明，日本兵知道是误会了，居然给赵道了个款。于是前后台都知道了，还是佟瑞三威风大，能叫日本人道歉。
在敌伪时期，佟瑞三凭借日本人势力，又和汉奸有勾结，他还利用各种流氓帮会势力，所以才能独霸北京京剧界，并和各个码头流氓组织拉上关系。轮船、铁路、关卡，对他都有个面子。他就自己吹牛：“凭我一个人，分文不带，走遍全中国，到哪儿哪儿得好吃好喝款待我。”
当时盛行跑单帮，带私货，戏剧界的人也常利用到外地演戏机会，做点走私买卖。其实都是佟瑞三和他的手下干的。因为他和水陆码头脚行都有勾结。鸦片、白面各种毒品随便带。
当时演员的出路，还是指着跑上海演戏，而上海戏院，都和佟有关系。例如上海的董朝斌（更新舞台老板，混血儿）和佟是把兄弟，董来北京约人全凭佟一句话。
上海如此，北京更是他说了算了。谁要得罪了他，就别想在北京唱戏。须生演员迟世恭在富连成出科以后，声誉很好。他自己订了一张价目表，演出《四郎探母》20块，《失空斩》15块，《捉放曹》10块……邀角的去找他，他就把价目表拿出来，有点言不二价的意思。邀角的都是佟的手下，向佟一报告，佟把眼一蹬说：“放他妈的屁，敢跟我讲价，永远不许约他。”于是迟世恭好几年唱不着戏，只好到外码头去搭班了。
迟世恭
花脸演员苏连汉功夫很硬，主演演员都很赞成他，愿意叫他配戏。只是因为不甘受佟瑞三的挟制，佟就向经励科说：“不许约他。”苏在家闲了两年，穷得吃尽当光，最后托了很多人情，才搭入了李万春的剧团。
前面说过，佟瑞三手下有很多人。这些人平时在他家里，听他驱使，给他干活。到有戏的时候，就跟他上园子。演员演出一场，该给多少，当然凭佟瑞三随便决定了。他还改变了过去的规矩，当天不开份儿，第二天派人送去。送，当然不能白送，还得给点车钱。积少成多，这些人光是车钱，每天就能挣个三四块。这些人在佟手下，不挣工资，全凭这些收入来维持。他们家里有什么红、白事，也由佟出头代办。
佟瑞三不但从剧团的“暗卡子”里弄钱，有时还在明处拿一份儿。如他在荀慧生的剧团里，拿的戏份儿和二牌老生一样多。到后来甚至比主演还拿得多。
外地戏院来北京邀角，总是先给佟瑞三一个电报。到时候，他就派手下人到车站去接，旅馆也准备好了。邀角的来到北京，住旅馆、逛窑子，吃喝玩乐一切费用都由佟给开支。这些人可以不用自己掏腰包，白吃白喝，自然非常高兴。表面看来，佟的手笔十分阔绰，其实他不但没有花一文钱，还从中赚了不少钱呢。因为邀角的来到北京，除了主演的演员以外，跟其他演员根本见不着面，而主演演员照例自己不谈公事的。所以包银多少，如何开销，完全由佟支配。他花了许多钱应酬邀角的，其实这笔钱全是演员们间接负担的。
由于佟对各地都有拉拢，所以他们有句常说的话，叫作“闲话一句”（上海话，意思是一言为定)。有一次，天津有个戏院约角，约了李洪春等人。这个邀角的，初出茅庐，没有买佟瑞三的账，也没有给佟什么好处。于是佟到天津，通知李洪春立刻把全班人马带回北京。戏院一看，慌了。这才知道是佟捣鬼，准备请客送礼，仍留李再唱几天。这个老板去找佟，遇见欧阳昭，欧阳去见佟一说，佟说：“你就说，我已经回北京了。”这天晚上，佟在南市听落子，被戏院里的人知道了，以为是欧阳昭在耍什么花样，就派人到落子馆找欧阳，把欧阳带到一个小胡同里，按在地下饱打一顿。把欧阳打得鼻青脸肿，爬着上楼，向佟说：“这都是你照顾我的。”佟一气，第二天早晨赶回北京，在梨园公会开会。那个戏院老板慌了，赶紧请出有头有脸的人来说合，点蜡烛，泡和气汤，这才一天云雾散。而不打不成相识，佟瑞三和这个戏院老板从此又成了自家人了。
佟瑞三和《三六九画报》的朱复昌甚好，和那些写稿“捧角”的无聊文人，都有勾结。如果一个女演员走了佟的门路，不仅可以上台演出，而且在演出之前，就可以将相片登在画报的封面，并在画报里登上许多肉麻的捧角文章，把这个女演员说得如何“色艺超群”。在演出的那一天，佟瑞三又把他的喽罗分别安置在剧场的楼上楼下，前后左右，一出场立刻有人叫“碰头好”，随后是“彩声不绝”。这样一来，就显得声势很不寻常了。于是打泡三天，就给观众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佟瑞三还和广播电台有联络，当时广播电台多数是私营的，经常要请演员放送戏曲，他们照例通过佟瑞三来约人。于是哪个女演员能够在电台放送，这个命运也掌握在佟的手里。一个女演员由于佟的捧场，有画报的宣传，又在戏园里演出几次，再加上经常在广播节目上出现，于是这个女演员就算在北京唱“红”了。然后才有机会，由佟介绍，到天津、上海“淘金”。
由于佟瑞三有这样左右一个女演员命运的能力，他就利用他的地位，侮辱女演员。
他侮辱过很多女演员，而受侮辱的女演员就更逃不出他的魔掌。不仅演戏的收入大部入了他的腰包，平时还要像奴婢一样伺候他。解放以后，这个恶棍曾经遭到一些女演员的控诉，经人民法院将他逮捕治罪。据他坦白，他曾侮辱过50几个女演员。但据知道内幕的人说，实际上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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