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年末，在朝鲜战场的战场上，彭德怀将军这位不常言怒的将领，连续几次忍不住爆出了粗口，对那些不法资本家愤怒地斥责：“利欲熏天，丧尽天良！”
上一次他的怒火是因为梁兴初将军的战术失误，而这一次的愤怒则源于药品供应的严重问题。
当时，众多志愿军战士在服用完药物后，竟然出现了连续死亡的情况。
经过医生的细致检查，发现许多药物根本不合格，急救包中填充的是带有细菌的腐烂棉花，而青霉素则是用自来水稀释的。
由于伤口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大量战士因伤口感染、溃烂等问题长期无法治愈，最终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
数据显示，由于此次药物存在质量问题，导致一万多名志愿军战士的伤亡情况加剧，本不应牺牲的士兵不幸牺牲。
目睹此情景，彭德怀的愤怒之情不难理解。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初期阶段，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屡见不鲜。
这些不合格的成品以高昂的价格销售给志愿军，让身处前线的战士们苦不堪言。
这些问题虽然会对部队的作战能力产生影响，但并不会危及生命，且这些问题得到了迅速的改善和解决。
这次的药品事件，彭德怀却无法容忍。事件逐步上报，最终传至中央。
聂荣臻将含有病菌的棉花急救包和假冒的消炎药呈递给毛主席，毛主席的神情变得非常严肃，怒斥道：“该杀！”紧接着，他立即下令调查此事的幕后黑手。
通过追踪志愿军采购药品的记录，一个药商的名字逐渐显现出来。
这位药商的名字叫做王康年（记住这个名字，令人愤慨）。
1951年11月，由于志愿军药物短缺，后勤人员前往上海采购急需药品。
他们进入一家名为“大康西药房”的店铺，并向店主说明了采购的紧急需求，强调需要消治龙药粉、消发灭定药粉、氯儆素等消炎特效药。
在当时战乱年代，这些药品极为紧缺，且进口受限，普通药房很难找到。
尽管大康西药房同样没有这些药品，店主王康年却无视店员的警告，承诺已经联系进口，药品将很快送达。
后勤人员预付了3亿元订金，并约定12月11日交货。
到了交货日，王康年仍短缺大量药品。店员们焦急万分，这些药品是志愿军的救命药，他们纷纷质问王康年：“志愿军在前线为保卫我们的生命和财产英勇战斗，流血牺牲，我们却收了他们的钱却不配药，难道就没有良心吗？”
王康年却满不在乎地说：“朝鲜路途遥远，没关系，我有信心。”
实际上，他最终确实将药物送到了指定地点，但其中大部分却是假冒伪劣产品。
一旦发现了假药源头，便有必要深入调查此人和此事件。
调查一番，不禁令人瞠目结舌，此人堪称商界的“奇才”。
王康年，1924年诞生于杭州，17岁时便成功考入上海大亚电台，成为一名电台播音员。
王康年每日播报商品行情或广告，或许是职业特性使他得以接触众多通往财富的“捷径”。
因此，他决定开设一家店铺，在岳父的资助下，租赁了一间房屋，从事小百货中介业务，实则类似于现代的中介，从中赚取买卖双方的差价。
王康年是个极具商业头脑的人，但不幸的是，他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近年来，战争频仍，烽火连天，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都可能遭受伤害，因此药品需求量持续攀升，背后的利润自是相当可观。
于是，他将目标转向药品行业，既然从事，那就好好干，既不违背道德，又能获利，而且国家政策也给予了支持。
虽然店铺已开设，但购药需要大量资金，王康年手头并无太多积蓄，于是便采取“空手套白狼”的策略。
他决定将“大康西药房”迁至汉口路，于是空手而立地开业了。
顾客步入店内时，他早已预备了一套说辞，声称药品短缺，暂时无法提供，需待订单到位，顾客需先行支付定金。
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诈骗顾客钱财的手法。起初，顾客或许还会相信，但时间一长，王康年的伎俩逐渐被识破，不久后，他债务缠身，甚至被这些顾客告上了法庭。
这些起诉他的客户都有确切的姓名，且在原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的档案中有所记载。
1949年5月3日，江苏的严广骏提交了一份诉讼状，但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因为那时距离上海解放仅剩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官员们哪里还有精力去处理这类琐事。
观察图片所显示的药物种类，数量确实颇多，这些药物均存放在大康西药房。按常理，当持有取药单据的人前来取药时，王康年理应将药物归还。然而，他却选择躲避不见，声称大康西药房已经宣布破产并关闭，并将药物委托律师处理完毕。
尽管警方曾协助原告严广骏寻找王康年，但他却故意隐瞒行踪。此类事件频发，导致王康年的名声一落千丈，《解放日报》为了警示公众，特此报道：“大康西药房毫无资本。”
事实上，王康年并未欺骗严广骏，大康西药房确实因资金短缺而倒闭。然而，《解放日报》不久后再次提醒公众：“大康西药房在解放前投机失败，宣布破产，解放后负债开业，全靠国家政府支持。”
负债开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令人惊讶的是，政府原本支持他负债开业，却最终导致了灾难，导致一万多名志愿军丧生。
原来，在上海解放后，陈毅接管政权，为了恢复战乱后的经济，政府全面支持各行各业。
国家同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利用、限制和改造，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以促进和扩大经济发展。在这些措施中，曾经倒闭的“大康西药房”就是一个例子。
在政府的协调下，王康年所欠严广骏的药物债务最终由政府担保，转化为负债经营。在这个时候，王康年对政府至少也是心怀感激。
实际上，看到政府对自己的培养，王康年全力以赴地配合政府各部门，不仅经营药房，还积极参加政府活动。由于表现突出，他被推荐担任肃反委员会副主任。
这一切并非出于他内心的感激，而是有着其他的动机。在政府的支持下，他的大康西药房业务蓬勃发展。
据统计，1951年，大康西药房的营业总额达到350亿元，其中与国家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交易的营业额超过280亿，政府机关占据了其中80%的份额。可以说，政府为药业提供了几乎全部的资源。
在短短两三年内，从负债2亿元开业到350亿元的销售总额，王康年不仅清偿了债务，还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王康年在表面上也做得非常到位，特意为员工定制了一套列宁装，这样的形象正好符合当时政府的需求。
对国家而言，如果王康年没有贪得无厌，这无疑是政府扶持企业、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值得借鉴和学习。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王康年投机取巧的本性并未改变，在尝到甜头后，他的胆子越来越大。
志愿军的后勤人员在进行药品采购时，王康年所言“正在进口药物”一句并非虚言。他联系了香港商人李世明，负责从广州将药品转运至上海，并与金城沪行约定共同提货。然而，王康年却私自将这些药品取走，实施了双面操作。
尽管金城沪行的负责人与王康年进行了沟通，但并未察觉到他也骗取了志愿军的购药资金。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王康年突然消失，金城沪行负责人无奈之下只能将此事报告给公安机关。
与此同时，王康年底的员工们也忍无可忍，纷纷致信举报，指责王康年为黑心商人、奸商，甚至指控他连志愿军的药品都敢造假，侵占购药款项，行为令人发指。
其中一名员工更是详细揭露了事件经过：王康年在收到志愿军购药款后，并未按照采购单配药，而是用医疗器械和辅助药物敷衍了事。他将仓库中长期滞销的冷热水袋、玻璃片等数十种冷门货物提供给志愿军。
如此一来，战场上的志愿军伤员遭受了他的欺骗和伤害。
在《解放日报》一天内，由于检举人数激增，共收到24封带有签名的检举信，涉及181人。紧接着，又收到了39封实名检举信。1952年1月31日，王康年被捕。
尽管如此，毛泽东、聂荣臻、陈毅等领导人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既然有黑幕，就必有后台，王康年虽然被捕，但背后的保护伞也必须被拉下马，予以严惩。
王康年的资源主要来源于政府，尤其是在国家大力支持各行业发展的时期，他结识了许多政府官员。在“大康西药房”，他设立了专门的“外勤部”，负责招待客户。他的常用手段是宴请，一顿不够就两顿，并在餐后赠送贵重物品。
对于有权力的人，他更是格外重视。例如，他送给苏北卫生局的刘某265万元及一辆机器脚踏车。这些好处是什么？比如，苏北卫生局因此购买了16架显微镜，每架价格高出市场价300万元。
再比如，南京区卫生部在“大康西药房”购买止血钳时，王康年以次充好，从中获利2亿元；而解放军购买外科器械时，他又用产科器械进行冒充。显然，这些受贿者对此是心知肚明的，只是选择了视而不见。
更为恶劣的是皖北卫生处，在三年内从“大康西药房”购买了价值25亿元的药品，但大部分药品未能及时交付，甚至在王康年被捕后，仍有大量药品尚未收到。
皖北卫生处，正式名称为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卫生处，其采购负责人为段海恩。王康年一眼便看出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因此，他派自己的哥哥王康庆以及“外勤部”的负责人去争取合作。生意达成后，王康年打算继续深入，亲自参与。
他夸耀自己公司的规模庞大，尽管店面不大，但货物充足。他越说越起劲，声称自己在解放区时，都是无偿提供商品，对革命有贡献。
他还提及了一些高级干部的名字，声称与这些人关系密切，实际上他只是知道他们的名字。
段海恩被王康年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完成采购任务后，回到公司便推荐另一家卫生处的负责人张振立前往。
张振立一到，便受到了热情款待，连续数日都有专人陪同他吃饭、游玩。张振立无论购买何物，都是王康年支付，有一次张父生病，王康年立刻代汇了50万元，之后又为张的弟弟代汇70万元。
面对王康年的糖衣炮弹，张振立逐渐被拉下水。在随后的交易中，王康年以十多亿的购货款换取了劣质货物，而大量拖欠的药物去向不明。
至于他贿赂了多少人，上海市法庭的判决书已有明确记载：他向37个国家机关单位的85人行贿，贿赂金额高达2亿元。
他的“外勤部”也详细记录了每一笔消费，据账册显示：仅1951年，他在客户身上的花费就高达1.9亿元。
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客户进行贿赂，腐蚀干部，骗取企业银行资金，甚至欺骗志愿军，王康年不仅不反省，反而狂妄地说：“大康就是干部改造所，所有来大康采购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尽管王康年玩得一手好鹰，但最终他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院作出裁决，宣布王康年因犯有“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三项罪行，被判处死刑，并即刻执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庭公开宣布，王康年故意欺骗志愿军，在收取3亿元订货款时，所列清单中的六种关键药物并未实际采购。
由于前线连续五次催促交货，这导致了志愿军伤员的不必要牺牲。
王康年的所作所为，堪比东郭先生与狼、农夫与蛇的故事，暴露了他的道德败坏和贪婪本质。
彭德怀因此怒斥，唯有身处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方能深刻感受彭德怀此刻的内心世界。
或许你会疑惑，国家当时提供了如此优厚的支持政策，为何仍有此类现象发生？
实际上，这种人在任何时代都难以避免。王康年的行为让我想起了疫情初期，口罩供应紧张，部分药店或厂商趁机涨价。幸亏如今信息传播迅速，国家迅速采取严格措施进行管控。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抗美援朝时期，虽然出现了王康年这样的例子，但同时也涌现出无数荣毅仁式的人物。
1950年10月26日，北京汇聚了社会各界精英，经过数小时的讨论，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郭沫若担任委员会主席，其宗旨明确，即全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捍卫国家领土安全。
至1952年6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起的武器捐献活动正式落幕。根据统计，所筹集的资金足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
抗美援朝总会成立后，同年12月，上海工商界亦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游行活动。荣毅仁亲自高举旗帜，走在游行队伍中。
荣毅仁的参与使得原本20万人的上海工商界，当天参与游行的人数增至15万。这一数字充分说明了王康年的行为如同百年一遇的稀世之鼠。
作为享誉全国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为抗美援朝捐赠了12架战斗机的资金。
一年之后的五一劳动节，全国范围内的游行参与者达到了1.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9%。
尽管当时美国操控联合国通过决议，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然而我国民众对美国的抵抗情绪高涨。大家将这股热情转化为发展生产的动力，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了一场生产竞赛。
在这场竞赛中，钢铁生产竞赛尤为激烈。工人们坚信：轧钢即是战场，钳子便是冲锋枪！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共增产节约了193亿元，相当于购买13架战斗机的资金。
缝纫工人们也全力以赴，希望志愿军战士能尽快穿上保暖的军装。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年仅28岁，她卖掉金银首饰，将三个不满7岁的孩子送进托儿所，自己则不辞辛劳地通过巡演筹款。
她共演出178场，这个数字，即便是现在的明星也无法达到。常香玉的义演捐款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共筹集了15.2亿元，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
这架以常香玉命名的战斗机，如今已被珍藏在中国航空博物馆。
这些人士具备筹集资金的能力，那么普通民众又能做些什么呢？
在那个时期，彭德怀采纳了后勤部长李聚奎的建议，要求后勤部门生产炒面。当周恩来将这一指令传达至全国各省后，几乎每家每户都能见到炒面的身影。
1952年5月的一个夜晚，志愿军42军的文化教员武际良回到北京，已是深夜。他推门而入，发现家中灯光通明。
当他看到母亲正在炒面时，眼眶不禁湿润。母亲见到儿子归来，含泪对他说：“我在给你们炒面呢，怎么哭了？”
那个年代，是一个同仇敌忾、全民一心的时候。在整个战争期间，全国人民为志愿军前线提供了总计超过560万吨的作战物资。
正如志愿军高炮512团政治处宣传员黄会林所言，当美军飞机飞至丹东上空，目睹了牺牲的丹东百姓，全国人民的抗美情绪瞬间高涨。
相比之下，王康年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他的良心早已丧尽。
注：文中提及的人民币均为旧币，一万人民币旧币相当于新币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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