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
所有的无名都是应该被纪念和祭奠的
中环的领事区暗藏玄机，维多利亚港的商船承载秘密，兰桂坊的霓虹掩盖行踪。近代香港因其自由港属性、特殊地缘政治地位，成为国际情报角逐的枢纽，更上演了国共情报人员长达数十年的暗战博弈。从土地革命时期的秘密交通线守护，到抗战时期的情报角逐与国际合作，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生死较量，香港的每一寸土地都曾见证双方情报人员的智慧交锋与信仰坚守。
在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过程中，香港这片风情万种的土地上亦曾上演了二十载看不见的战线上的厮杀。
土地革命时期：秘密交通线的守护与破坏
20世纪30年代，香港已成为中共连接上海中央与中央苏区的关键枢纽。周恩来亲自谋划建立的华南交通总站设于香港铜锣湾，李少石、廖梦醒（廖仲恺之女）等情报人员以家庭为掩护，承担起输送干部、文件、药品及无线电器件的核心任务。
1931年百色起义失败后，邓小平便在交通员护送下，经广州乘船抵达香港，再转往中央苏区；
1930年9月至12月间，叶剑英、左权、萧劲光等数十位革命骨干均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奔赴苏区，东南亚侨党干部也经此转入内陆。与此同时，李强在香港成功组装中共第一部远程电台，实现了中央与各地根据地的无线电通信突破。
李强（曾培洪）老前辈年轻照
而复兴社特务处（即军统）早已紧盯香港这一关键节点，将其作为破坏中共秘密网络的重要战场。军统通过渗透、收买、暗杀等手段，多次冲击中共秘密交通站，首任华南交通总站站长饶卫华、继任站长肖桂昌先后因内奸出卖被捕，多条秘密交通线被斩断。
唯有香港经大埔到苏区的绝密线路凭借严密的保密措施得以留存，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双方围绕交通线的守护与破坏，展开了早期情报战的残酷交锋，中共情报人员以“多重身份伪装”“安全标记通报”“文件即时销毁”等严格保密制度，在敌人的严密监控下艰难维系革命血脉的流通。
抗日战争时期：多维情报网的交锋与国际博弈交织
抗战全面爆发后，香港涌入大量沿海企业与社会名流，成为公开抗战活动与秘密情报工作的“双重舞台”。中共中央社会部指定潘汉年在香港组建华南情报局，统管沪、港、澳、穗等地情报工作。潘汉年利用妻子董慧的香港商界背景（其父为香港道亨银行董事长），以“商界大亨女婿”的身份为掩护，在香港构建起覆盖政、商、学、媒及外国领馆的庞大情报网络，甚至在日本特务机关内部安插眼线，形成独特的“日本人小组”。
潘汉年、董慧夫妇
中共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成为香港抗日情报工作的核心力量。1942年2月，港九大队成立国际工作小组，黄作梅任组长，成员多为懂英语、有本地社会关系的骨干，他们以杂货铺为掩护，与英军服务团建立秘密联络站，合作营救盟军人士、收集日军情报。1943年秋，为配合盟军轰炸日军驻港军事目标，港九大队沙田武工队冒险登上观音山，拍摄启德机场、铜锣湾军火库等目标照片，后又精准记录盟军轰炸弹着点，修正情报后协助美军第14航空队重创日军军事设施。1944年“营救克尔”事件中，港九大队凭借缜密的情报网络成功营救美军飞行员，其情报能力获得美国重视，进而开启与美军的情报合作，为其提供日军舰艇、气象等关键情报。
国民党军统在香港的情报布局同步升级，将香港从“站”升格为“区”，负责人王新衡凭借与蒋经国的留苏同学关系执掌大权，以香港外交特派员公署为公开掩护，将香港打为敌后工作联络总站。戴笠曾亲赴香港召开军统骨干会议，部署针对日军及中共的情报行动。
这一时期最激烈的博弈莫过于对“桐工作”的角力：1939年起，日方与国民党军统在香港秘密开展“中日和谈”（代号“桐工作”），潘汉年通过安插在军统、香港大学及香港警方的眼线，全面掌握密谈细节，随后巧妙设计，向日本外务省透露“国民党代表系赤色伪装分子”，引发日本陆、外两省矛盾，最终成功破坏此次秘密媾和。
“桐工作”日方主要人员今井武夫
港英当局的态度成为博弈的重要变量。英国殖民当局为维护殖民统治，对国共情报活动采取“暧昧中立”政策，既默许双方在港开展抗日相关情报工作，又在压力下实施镇压。
1939年3月，港英当局突袭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以“粤华公司”为掩护），逮捕连贯等五人，后经周恩来交涉才予以释放。而英军为对抗日军，又不得不与中共东江纵队深度合作，形成情报战中的复杂三角关系。
（注：1937年冬，奉中央命，廖承志和潘汉年在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连贯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除少数人从中央调来担任交通和机要工作外,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和广州中共组织调来。为了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的所谓“中立”地位，遵照伍豪指示，不公开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招牌，而采用“粤华公司”的名义。办事处成立于1938年1月，至日军占领香港后的1942年1月撤销，存在时间长达4年之久。期间，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争取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同情和支持，动员华侨青年和港澳同胞回国抗战，仅1938年和1939年两年间，经办事处输送回国参战的就达600多人。）
解放战争时期：生死较量与战略博弈升级
二战结束后，里斯本、卡萨布兰卡的情报中心功能衰退，香港却因两岸对峙的地缘格局，继续稳居“东方谍都”地位。中共香港情报机构的核心任务转向护送民主人士北上、收集国民党军事情报、转运战略物资；国民党军统（后改组为保密局）则将重点放在监视中共活动、阻挠民主人士转移、破坏中共情报网络上，双方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
中共情报人员创造了“不带枪的游击战”模式，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在日军投降后转型为地下情报力量，队员以商人、工人、记者等身份潜伏，制定严格的保密制度：领导人使用代号（如队长方兰代号460）。
方兰老前辈
骨干拥有多个住处并设置安全标记，队员间非工作需要互不往来，甚至对亲人隐瞒身份。他们利用驻港国民党机构的内部矛盾，策反关键人员，获取国民党在华南地区的军事部署情报；同时精心策划，成功护送沈钧儒、黄炎培等大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解放区，为新政协召开奠定基础。
1948年冬，保密局特务获悉一批民主人士将从香港乘船北上，随即策划在码头实施拦截，中共情报人员通过策反的港英警方内线提前掌握消息，紧急调整转运路线，将人员分散从多个小型码头分批出发，成功规避风险。此外，保密局还利用在港的反动势力，制造针对进步报刊的打砸事件，试图压制舆论声援力量，中共情报人员则联合爱国侨胞组建“护报队”，暗中保护报社人员安全，维持进步舆论阵地。
1949年，香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与中国内陆的“过渡地带”，“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孤岛”国共情报博弈进入“守成与破坏”的核心阶段。中共在港情报工作重心从“配合解放战争”转向“捍卫新生政权安全、保障国家经济命脉、维护港澳地区稳定”；退守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则将香港定位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情报行动聚焦于渗透破坏、暗杀策反、经济封锁与舆论抹黑，博弈呈现出“隐蔽性更强、牵涉面更广、与国际势力交织更深”的特征。
中共架构“公开机构掩护、秘密力量支撑”的双层网络。以港澳工委为统筹核心，将华润公司、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等公开机构打造成“情报掩护中枢”，一方面严密防范国民党保密局针对内陆的渗透破坏，保护在港爱国侨胞、进步团体及中资机构安全；另一方面突破西方经济封锁，通过秘密情报网络联动商贸系统，从香港转运橡胶、钢材、药品等战略物资，缓解内陆物资短缺困境。同时收集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外交态度、经济制裁情报，为内陆国防建设与外交决策提供支撑。
而退守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则将香港视为“反攻大陆的前沿跳板”，情报行动聚焦于渗透破坏、暗杀策反与舆论攻击，双方围绕全新目标展开更为隐蔽且激烈的较量。面对中共情报网络的高效运作，国民党保密局香港区展开疯狂反扑，推行“铁幕监控”计划：在中共可能活动的中环、湾仔等区域布设便衣特务，对中资机构、进步团体实施24小时跟踪监听；在维多利亚港码头、罗湖口岸等交通要道安插眼线，严查北上人员身份，试图阻断民主人士与革命物资的转运通道。
1950年，中共情报人员通过截获的保密局密电，获悉其计划袭击华润公司香港办事处，随即联合港英警方提前布控，成功抓获特务骨干3人，缴获炸药、枪支等作案工具，挫败此次恐怖袭击计划。
香港呢香港为什么这么香，建国以后，国共在港岛的谍战更为复杂和惊心动魄，曾经有大陆谍战电视剧《誓言无声》、《誓言永恒》从艺术的角度描绘过。下期我也会聊聊这建国到回归后的港岛谍战往事。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的功勋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