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主理人 _ 梁捷（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期经济学家：博特凯维茨
博特凯维茨（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1868—1931），波兰裔俄罗斯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数学家。他的工作涵盖了古典经济学、人口统计学和理论、数学统计学和概率论、数学经济学和物理统计学。这些领域非常不同，但与他使用的方法相似。博特凯维茨对数学统计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外，作为价值转形理论偏离系数法的开创者，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学者对马克思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思路。
长久以来，经济思想研究者对于1917年以前俄罗斯的经济学发展历程所知甚少。1917年以后，俄罗斯的经济思想为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所主导，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已有非常翔实的整理。俄罗斯的经济体制转向计划经济，经济理论自然也转向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从此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分道扬镳。
但是在此前的100多年时间里，俄罗斯经济研究一直与欧洲同步。大量俄罗斯学者前往德国、法国学习经济学理论，俄罗斯本土也涌现出众多才华横溢的经济学者。即使在1917年以后，俄罗斯经济学界与西方脱钩，市场经济思想的影响犹存，并有很多俄裔经济学家在海外从事研究。时至今日，俄罗斯经济已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俄罗斯学者在不少经济学领域仍有不俗表现。
所以，从头梳理这200多年俄罗斯经济思想的演变历程，大有意义。2022年出版的由阿夫托诺莫夫（Vladimir Avtonomov）与哈格曼（Harald Hagemann）主编的Russian and Western Economic Thought（《俄罗斯与西方经济思想》）是一本少见的系统回顾俄罗斯经济思想脉络的著作，其为主流经济思想教科书补上了这一重要缺环。这本书中讨论了十余位重要的俄罗斯经济学者，其中我最感兴趣的当数博特凯维茨（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
Russian and Western Economic Thought
Avtonomov V. S., H. Hagemann
Springer 2022
博特凯维茨1868年8月出生在圣彼得堡一个富裕的波兰裔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上校和军事教官，教授炮兵学和数学；他的母亲则要确保孩子们学好德语和法语。博特凯维茨小时候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数学教育，只是按部就班地赴圣彼得堡大学学习法律，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在数学上的天赋，业余时间自学了大量数学和统计学知识，并在毕业前发表了两篇关于人口统计的论文。
他偶然读到法国经济学家、一般均衡理论的发明人瓦尔拉斯（Léon Walras）的代表作《纯粹经济学要义》。瓦尔拉斯长年在瑞士洛桑教书，博特凯维茨就投书洛桑，与瓦尔拉斯取得了联系。博特凯维茨敏锐地意识到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不够完备，缺少严密的数学证明，于是尝试引入一批俄罗斯数学家的理论工具来证明一般均衡理论。尽管这一工作并未成功，但给后人留下了启发。半个多世纪后，美国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 Arrow）与法国数学家德布鲁（Gérard Debreu）证明了一般均衡理论，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纯粹经济学要义
[法] 莱昂·瓦尔拉斯
商务印书馆 1989
从现存的通信来看，博特凯维茨曾向瓦尔拉斯抱怨，俄罗斯对经济学科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可谓“完全陌生”。在俄罗斯，经济学这门科学仍然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强烈影响。但博特凯维茨相信，在即将到来的经济学方法论变革中，数学方法必然被引入俄罗斯。博特凯维茨向瓦尔拉斯保证，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体系的精神“与我理解经济世界的方式是一致的”。为此，他还写了一篇对《纯粹经济学要义》的评论，替瓦尔拉斯反驳了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埃奇沃斯（Francis Ysidro Edgeworth）的一些批评。
1891年，博特凯维茨前往斯特拉斯堡留学，接着又去了哥廷根、维也纳和莱比锡，跟随多位名师学习统计学。1895年，他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私人讲师（privatdozent），教授统计学和精算科学。1897年，博特凯维茨回到家乡圣彼得堡，尝试申请教职却遭遇失败，只得进入一家铁路公司工作。但博特凯维茨没有离开学术界太久。1901年，他获得当时莫斯科大学统计学教授丘普罗夫（Aleksander Chuprov）的大力推荐，前往德国的弗里德里希 · 威廉大学（洪堡大学的前身）教授统计学和政治经济学。此后，他的教学科研生涯都在德国度过，直至1931年去世。
博特凯维茨才华横溢，受到很多前辈学者的器重，比如瓦尔拉斯就非常喜欢这个与自己通信的俄罗斯青年。1892年，瓦尔拉斯健康状况恶化、准备从洛桑的职位退休时，曾直接写信问24岁的博特凯维茨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博特凯维茨回复他，自己已经转向统计学，也不大想继续研究瓦尔拉斯的课题。瓦尔拉斯这才转向另一个候选人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后来，瓦尔拉斯与帕累托留下的学术传统被称为“洛桑学派”。
博特凯维茨在青年时对于统计学抱有浓厚兴趣。他在1898年出版的统计著作《小数法则》（Das Gesetz der kleinen Zahlen），是统计学史上有名的对于泊松分布的应用。在这本书里，博特凯维茨分析了从 1875 年到 1894 年这20年间，普鲁士军队中 14 个骑兵军团的士兵被马踢死的事件数据。他将每个军团每年发生的死亡人数视为一个独立的随机事件，发现这些数据非常符合泊松分布。泊松分布是一种用于描述在固定时间或空间间隔内，发生次数较少且相互独立的随机事件的概率分布，特别适用于那些发生概率较低但并非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今天我们已经知晓，大量影响重大的经济事件的发生概率都接近泊松分布。
博特凯维茨在德国任教期间，又转向纯粹经济理论，也获得了极高声誉。韦伯（Max Weber）曾多次表达对博特凯维茨的尊敬，并一再推荐他担任教授。博特凯维茨则对韦伯的理论不以为然，曾多次提出批评。1913年，韦伯推荐博特凯维茨去巴塞尔大学任教，但博特凯维茨告诉韦伯自己无意离开柏林。1918年，韦伯又想推荐博特凯维茨去维也纳大学任教，博特凯维茨又一次婉拒，这次最终任命的是斯潘（Othmar Spann），即哈耶克的导师。博特凯维茨也失去了成为奥地利学派一员的机会。
奥利地学派的徽章。图片来自Wikimedia Commons
博特凯维茨在海外时，内心对于俄罗斯的感情十分复杂。他曾多次积极尝试取得俄罗斯的大学教职，无论是在圣彼得堡还是在莫斯科，他的一些好友如丘普罗夫对此也极为支持，但其教职申请总是遭遇阻碍。最主要原因是，博特凯维茨后来的专业学位都是在欧洲其他国家获得的，且几乎所有出版物都用德语写作。丘普罗夫甚至建议，俄罗斯的大学可以授予博特凯维茨名誉博士学位，问题就解决了，许多教授也支持这一提议，但这需要经历复杂的行政流程，最终未果。博特凯维茨终究没能再回到俄罗斯。
但是在德国，他始终被视作一名俄罗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在一战和俄国革命之后，博特凯维茨曾吸引了大批来自俄罗斯的学生，其中就包括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与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马尔沙克于1919年移民柏林，跟随博特凯维茨学习了六个月，然后搬到海德堡，之后又搬到芝加哥，最终成为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里昂惕夫则于1925年至1927年在柏林学习，其间博特凯维茨正是他的指导老师之一。里昂惕夫后来去了哈佛大学，提出“投入产出理论”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博特凯维茨个人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涵盖了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精算学和物理学。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平均寿命的计算方法及其与死亡率测量的关系。他在转向经济学之后，对于主要的经济理论也都有深入研究，尤其精通李嘉图、马克思、瓦尔拉斯、庞巴维克和帕累托等人的理论。作为一个精神流亡学者，博特凯维茨十分擅长识别不同学者之间的共通与差异之处，仔细比较他们的论点，并且将分析嵌入更为宏大的理论背景之中。
总体而言，博特凯维茨在经济学理论上是一个李嘉图主义者，也是半个瓦尔拉斯主义者或半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肯定不是奥地利学派的拥趸。他对奥地利学派领袖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的思想很了解，也为庞巴维克的很多书写过评论，但结论几乎都是不赞同。例如庞巴维克特别强调主观知识对于价值的影响，但博特凯维茨否定这一点，他认为商品的价值依赖于实际应用的技术知识，但无论在何种基础上，商品的价值都不应受到知识的影响，不管这些知识是否被利用。又比如庞巴维克最有名的理论“利息理论”认为利率必须是正的，因为人们有时间偏好，借贷者必须为更长的偿还时间支付更高的利息。但博特凯维茨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必须证明正的时间偏好独立于利息现象存在，因为如果后者是正的，那么前者也必然是正的，正的时间偏好必须被证明相对于利息现象是优先的（prius）。
资本与利息
[奥] 欧根·冯·庞巴维克
商务印书馆 2012
博特凯维茨反对经济学借用主观性太强的心理学，主张回到客观理论体系。这一点是他与奥地利学派的根本分歧所在。博特凯维茨主张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有一套全面性的基础框架。在所有理论体系中，他最欣赏的是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然而，李嘉图所在的时代的数学发展水平还不够，博特凯维茨试图将李嘉图体系数学化，并部分做到这一点。他坚信，只要给出商品（包括劳动力商品）生产的技术条件，那么利润率和相对价格就可以确定。除了生产系统和实际工资率（劳动力商品的报酬），经济系统里就不再需要其他数据。
事实上，博特凯维茨还一直试图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与瓦尔拉斯的数理均衡方法相结合。李嘉图强调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瓦尔拉斯的研究则侧重于通过供求关系在所有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状态。博特凯维茨的努力旨在寻找一种能够调和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方法，从而更全面地理解经济运行的机制。数十年后，凯恩斯的学生斯拉法（Piero Sraffa）与罗宾逊（Joan Robinson）也都怀着这样的想法做研究，而博特凯维茨无疑是他们的精神先驱。
博特凯维茨还对马克思抱有浓厚的兴趣，曾潜心研究过马克思和《资本论》。他在1907年发表了两篇与马克思经济学有关的论文。在第一篇论文中，博特凯维茨肯定了李嘉图与马克思对于古典经济学的共识。李嘉图认为，利润率不受某些产业条件变化的影响，因为这些产业既不生产工资商品，也不生产用于工资商品产业的生产资料。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而马克思也注意到了。
资本论
[德] 卡尔·马克思
人民出版社 2018
在第二篇论文中，博特凯维茨尝试解决马克思在未完成的《资本论》中留下的“转形问题”。为此，他构建了一个三部类模型：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二部类生产劳动力商品，第三部类生产资本家消费的奢侈品。他用严密的数学证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决定了利润率，第三部类则不在其内。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思考方向和最终结论基本是正确的。
在博特凯维茨的年代，这两篇技术性很强的论文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一直到1942年，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重新发现了它们，并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中做了详细介绍，引发了新一轮对“转形问题”的讨论。大家这时候才意识到，当年曾有这样一位俄罗斯经济学家，虽然他似乎既没有被俄罗斯接受，也没有被德国接受，却已在经济理论上走得很远。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