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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印尼，新秩序政权已经稳固运作。表面上，国家社会秩序井然，经济发展被不断强调。政府通过官方媒体反复宣传增长数据和建设成就，政治活动被严格纳入有限的政党体系之内。舆论空间收紧，新闻报道保持单一基调。对外而言，这一时期的印尼呈现出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形象。

城市的 “毒瘤：流氓盘踞

《罗盘报》1983年4月6日的新闻，报道了一起发生在日惹的案件：五名被称为“gali”流氓团伙的人员遭到枪击。

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城市的暗流却在汹涌澎湃。在印尼的大城市中例如日惹等，一种名为“gali”（流氓团伙/Gabungan Anak Liar）的势力如同毒瘤般迅速滋生蔓延。他们就像一群嗅到血腥味的鬣狗，盘踞在车站、市场、非法停车点这些城市的“动脉”上。

在熙熙攘攘的车站，这些流氓团伙会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洒下时，就开始了他们的“工作”。他们会将那些背着行囊、一脸疲惫的旅客围住，用凶狠的眼神和粗鲁的手势勒索钱财。

在市场里，商贩们战战兢兢地摆放着自己的货物，每到收摊时，都不得不将辛苦赚来的一部分钱交给这些地痞流氓，以求“平安无事”。他们往往三五成群，身上布满纹身，那些纹身就像是他们的“勋章”，彰显着他们的嚣张与跋扈。他们以威胁和违法为生存手段，在城市的角落里为所欲为。

警方面对这种情况，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警局里陈旧的设备、繁琐的程序以及有限的警力，都使得他们在应对这些流氓时捉襟见肘。

司法系统同样运转缓慢，冗长的诉讼流程让这些流氓们有恃无恐，在民众的眼中，他们几乎成了“无法无天”的代名词，而国家似乎对这种日益猖獗的街头混乱局面毫无办法。

以枪治 “乱”：国家的极端抉择

“稳定”是当时苏哈托政权最核心的政治诉求。面对这种流氓治市的乱象，政府决定采取一种极端的手段。1982年，一场没有对外公布的“神秘枪击行动”（Petrus）悄然拉开了帷幕。

没有对外公布的“神秘枪击行动”（Petrus）悄然拉开了帷幕。

在那个闷热的夏夜，城市的灯光一盏盏熄灭，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候，军方开始行动了。地区军区（Kodam）和县级军分区（Kodim）的军人们拿着名单，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的军靴踏在石板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这些军人面无表情，将目标锁定在那些流氓和有纹身的人员身上。

《人民主权报》1983 年 4 月 5 日以头条报道：所有’流氓团伙成员’立即投降！！

被抓捕的人往往在睡梦中就被粗暴地拖走。他们被带到临时审讯地点，那里灯光昏暗，弥漫着一股紧张压抑的气氛。简短的审讯过程中，常常伴随着酷刑。那些被审讯者的惨叫，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但却被周围严密的管控所掩盖。

随后，这些人被带到偏僻的地方，随着一声声沉闷的枪响，他们的生命在黑暗中戛然而止。他们的尸体被随意地弃置在闹市街头、河畔或者田野。有的尸体被扔在清晨集市必经的路口，当早起的人们看到那具双手反绑、口塞布条的尸体时，恐惧瞬间蔓延开来。这些尸体就像是无声的警告，向所有人宣告：国家机器正在以一种强硬的方式清理街头。

这种铁腕手段产生了巨大的震慑效应。城市里那些曾经门庭若市的纹身店，如今变得门可罗雀。店主们害怕被牵连，纷纷关门大吉。有些有纹身的人，为了摆脱可能的厄运，甚至不惜用强酸腐蚀自己的皮肤，或者用烧红的烙铁烫向自己的纹身。流氓们也如惊弓之鸟，纷纷逃离城市。他们背着简单的行囊，在夜色的掩护下，朝着乡村或者森林的方向逃窜。

城市居民们逐渐发现，夜晚的街道变得安静了，那种曾经出门就担心被敲诈勒索的恐惧逐渐消散，安全感似乎又回到了他们的生活中。市场里的摊贩也敢大声吆喝了。

然而，政府却从没公布过死亡人数，人权组织后来调查发现，至少有2000人死于这场行动，最多可能超过10000人——这些数字里，有真正的流氓，也有被误判的普通人。

典型惨案：“肯图斯案” 

1983年发生在日惹的“肯图斯案”（KASUS KENTUS），更是让这场行动背后的残酷暴露无遗。肯图斯，一个年轻的小混混，他手臂上的纹身就像他叛逆青春的标志。在这场行动的阴影笼罩下，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他听闻雅加达的法律援助机构或许能提供庇护，于是怀揣着一丝希望，踏上了前往雅加达的路途。

在雅加达，他费尽周折，终于拿到了军分区出具的“不会被处决”的书面证明。那一刻，他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心中燃起了重新生活的希望。他小心翼翼地把那张证明折好，放在胸口的口袋里，踏上了返回日惹的路。

可是，命运却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当他回到日惹，刚走进自己那间简陋的出租屋，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门就被粗暴地踹开了。几个身着军装的人如狼似虎地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地将他架了起来。肯图斯惊恐地挣扎着，嘴里喊着自己有“免死金牌”，但迎接他的只有无情的殴打。他被拖出了屋子，从此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插图说明：蒂蒂（肯图斯的其中一个孩子）表示，她无法接受父亲当时未经审判程序，就那样被枪决。

后来，街坊邻居们私下里传言，有人说在城外的乱葬岗似乎看到过一个身形和肯图斯相似的尸体，也有人说他可能被草草埋在了河边的淤泥里。

但这些都只是传言，没有人能确定肯图斯到底去了哪里。这起案件就像一把利刃，将“神秘枪击行动”中所谓的“保障”划得粉碎，赤裸裸地揭示了在这场行动中，任何承诺都如同泡影。

《罗盘报》1983年4月14日报道，三名日惹市民因担心遭到杀害，向雅加达法律援助机构寻求保护。

舆论撕裂：支持与反对的对立

在当时的印尼社会，舆论对于这场“神秘枪击行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支持者们振振有词。他们每天看着街头那些流氓的恶行，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恐惧。在他们看来，这些流氓就像一群肆虐的蝗虫，所到之处，百姓不得安宁。他们认为，只有国家采取这种强硬的暴力手段，才能有效遏制流氓的嚣张气焰。而且，他们确实感受到了城市在行动之后变得更加有序，夜晚可以安心地出门散步，市场里的交易也不再受到流氓的干扰。

然而，反对者们也有着充分的理由。他们指出，在这场行动中，有许多被杀者其实并非穷凶极恶的罪犯。他们可能只是因为年少轻狂时纹了身，或者是因为被人恶意举报，就被卷入了这场血腥的清洗。

法外处决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人权和法律的基本原则，是对正义的亵渎。而且，这种行动也为一些人报私仇或者谋取商业利益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可以借着“打击流氓”的幌子，去铲除自己的对手。

但在当时高压的政治氛围和城市治安确实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支持的声音占据了主流。

在整个“神秘枪击行动”期间，政府始终保持着一种讳莫如深的态度，没有公开承认这场行动的存在。官方对外宣称，那些出现在街头的尸体，只是流氓之间火并的结果。

媒体在严格的新闻管制下，犹如被戴上了枷锁，只能按照官方的口径进行报道，无法深入调查事件的真相，更不可能去统计真实的死亡数据。

1985年，随着“gali”基本消失，“神秘枪击行动”悄悄停止了。苏哈托政权始终没承认过这场行动，媒体只能按照官方口径，把尸体报道成“流氓火并的受害者”。

直到1998年苏哈托倒台，人权组织才开始搜集证据，那些尘封的审讯记录、士兵的证词、受害者家属的哭诉，慢慢拼凑出这段血腥历史。直到苏哈托政权下台后，那些被尘封的秘密才逐渐被揭开。人权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学者们开始四处奔走，寻找当年的目击者，收集各种零散的证据。

 迟到的 “定性” 与未决的 “追责”

佐科・维多多总统承认并对过去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事件表示遗憾，其中包括 1982 至 1985 年间的神秘枪击事件。

他们从那些幸存者惊恐的眼神和支离破碎的回忆中，从那些隐藏在角落的文件和模糊不清的照片里，一点一点地拼凑出了这场“神秘枪击行动”的大致轮廓。

时间来到2023年1月11日，这一天，印尼总统佐科的一番表态，让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再次被人们关注。佐科承认，“神秘枪击行动”属于“严重的人权侵犯事件”。

然而可这句话来得太晚了——当年的实施者要么已经去世，要么隐姓埋名，没有一个人受到审判；受害者的家属大多已经老去，他们想要的道歉、赔偿，至今没有下文。

稳定从来不是靠恐惧换来的，用暴力压制问题，只会埋下更深的隐患——印尼在“神秘枪击行动”后，虽然短期内治安变好，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幅下降，这种“表面稳定”在1998年经济危机时彻底崩塌，最终导致苏哈托政权倒台。

如今的印尼街头，偶尔还能看到有纹身的年轻人，他们不用再担心被莫名抓走，纹身也成了个性的象征，而不是“犯罪的标志”。只是偶尔，会有老人指着某个角落，给孩子讲起1980年代的那些清晨，地上的血迹和匆匆离去的卡车——那些没留下名字的受害者，终究成了历史的尘埃，但这段用血色换来的教训，值得每个国家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