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
1840年鸦片战争后，晚清社会冒出个让人跌破眼镜的事儿。
老百姓遇到纠纷，放着大清的县衙不进，反倒挖空心思找洋人“做主”，也就是大家说的“告洋状”。
这事儿搁现在听着离谱，可在当时，不少人宁愿顶着“通洋”的骂名，也不愿跟本国官府打交道。
这背后哪儿是百姓崇洋媚外，全是被逼出来的无奈。
大清衙门口：有理没钱别进来，有冤没权别张口
本来以为官府是给百姓做主的地方，后来发现晚清的县衙，早成了官员和衙役敛财的工具。
那时候的官员，大多是靠八股文考上来的，写起空洞文章一套一套，可说到处理实际事务、懂点现代司法知识，那真是一窍不通。
你跟他们讲道理，他们跟你讲规矩；你跟他们讲规矩，他们又跟你讲身份。
到了公堂之上，不管你是原告还是被告，都得长时间跪在县官面前。
就算是有理的一方，先折了半截尊严，哪儿还能好好陈述案情？更让人糟心的是，判决结果全看官员的心情，还有你能不能拿出好处。
衙役们早就把打官司当成了谋生的路子，一听说有人要告状，各种名目的陋规就来了。
挂号要交钱，传讯要交钱，甚至结案还得给“辛苦费”，这些花费压得普通百姓喘不过气。
有史料记载，福建有些村庄的百姓，本来就被沉重的赋税徭役压得活不下去，遇到纠纷想找官府说理，结果光是前期的费用就掏不起。
如此看来，晚清的县衙不是为百姓主持公道的地方，反倒成了吃人的“衙门陷阱”。
老百姓不是不相信官府，是官府实在没给百姓相信的理由。
洋人“庇护伞”：走投无路下的无奈选择
官府靠不住，百姓只能另寻出路，而拥有领事裁判权的洋人，就成了他们眼中的“救命稻草”。
所谓领事裁判权，简单说就是外国人在清朝境内犯了事，清朝官府管不了，得由外国领事来判。
这本来是列强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特权，可在当时，却成了百姓躲避不公的“避风港”。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华人之间的商业纠纷特别多。
有些人为了能打赢官司，特意找认识的失业洋人，要么让洋人代为打理生意，要么挂着洋人的名号开店。
一旦出了事儿，就让洋人出面解决，清朝官府因为管不了洋人，往往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普通百姓也不傻，信洋教在当时的乡土社会里，几乎等同于和传统秩序决裂，会被人当成“异类”。
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愿意改信天主教或者基督教。
并非他们真的信奉洋教，只为了能得到教会的庇护。
川督骆秉章曾经在给总理衙门的信里说，那些信教的百姓，仗着有法国撑腰，经常去衙门求见，还干预公事。
要是不见，他们就在外边喧哗；见了，又忙得没个停歇。
这事儿看着是教民嚣张，实则是百姓找到了能给他们“撑腰”的力量。
这种“告洋状”的风气越来越盛，自然让清朝官府头疼不已，可他们不想着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把责任推给百姓。
1896年，御史潘庆澜在奏折里说，信教的人大多是没正经营生、不安分的人。
这种甩锅的说法，真是让人无语。
百姓要是能在官府那里讨到公道，谁愿意冒着被人唾骂的风险去“通洋”？
山东冠县的梨园屯教案，就是“告洋状”引发社会矛盾的典型例子。
同治八年，庄民和教民分了坍塌旧玉皇庙的土地，庄民分了学地，教民分了庙基，双方还签了协议。
后来教民把庙基捐给了外国传教士，想改建教堂，官府也批准了。
可村民们觉得这冒犯了本土文化，双方为这块地争执了20年。
这20年里，清政府的表现真是一言难尽。
一开始，知县韩光鼎觉得得按协议来，既然地基归了教民，修教堂没毛病。
后来山东巡抚任道镕又改了主意，说土地是暂借给教民的，将来得还。
来来回回好几次，始终没拿出一个能让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甚至连镇压地方平民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矛盾越积越深，最终在1898年，以阎书勤为首的人，把梅花拳改成义和拳，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义和团运动就此爆发。
这场运动中，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惨遭杀害，还有些根本不是教民的人，因为被仇家或者贪心的人诬陷，也丢了性命。
很显然，这场悲剧的根源，还是在于清政府的不作为和司法体系的崩坏。
清朝一开始还想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可等局势失控，就立刻转头和洋人媾和，用洋枪洋炮镇压了曾经“扶清”的义和团。
这一波操作，彻底寒了百姓的心。
“告洋状”这种看似荒唐的现象，暴露的是大清王朝深层次的制度危机。
那时候的清朝，不仅司法主权被列强侵蚀，整个行政体系更是烂到了根儿上。
地方司法瘫痪，官僚群体集体失能，官员们面对百姓的困境，只想着推卸责任，却从没想过如何解决问题。
在基层社会，官府、百姓、洋人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诡异的权力制衡。
百姓选择“告洋状”，其实是在走投无路下的无奈之举，至少这还能让他们有机会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可清朝官府始终没明白，百姓之所以不相信自己，是因为自己没给百姓提供能安心生活的环境。
晚清的“告洋状”，是一段让人唏嘘的历史。
它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障百姓的基本权益，不能建立公正高效的治理体系，就算有再悠久的历史、再广阔的疆域，也留不住百姓的心。
大清最终走向灭亡，不是因为列强的入侵有多厉害，而是因为它自己失去了自我革新的能力，失去了百姓的信任。
如此看来，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只有真正把百姓放在心上，解决百姓的难题，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
这道理，放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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