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作为明朝开国皇帝，向来被认为与汉高祖刘邦并列，因两人同出身草莽而创基业，又得国最正，合法性最强，都是推翻暴政而没有篡逆的恶名。
然而明祖不及汉高远矣，虽然“明祖亦遂有一汉高在胸中，而行事多仿之”，但画虎不成反类犬，高祖的天才风姿难以模仿，而明祖的本性又阴鸷狠毒，最终走向了专制暴虐，使明朝的开国气象远远不及汉唐宏大，为后世衰颓埋下重重隐患。
本文依据清代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书，梳理朱元璋“十大罪”，论述朱元璋对于当时及后世深远的负面影响。
【一大罪：滥杀功臣，株连九族】
朱元璋晚年为巩固皇权，也因太子朱标早逝，皇太孙朱允炆年幼的焦虑，以“谋反”罪名大规模清洗开国元勋。
典型如胡惟庸案（1380年—1390年），十年间牵连诛杀3万余人，包括李善长、陆仲亨等开国元勋；蓝玉案（1393年），族诛1.5万余人，蓝玉、傅友德等名将皆被灭门。此外，徐达、刘基等疑似被毒杀。
此举导致明初能臣宿将断层，“元勋宿将，芟夷殆尽”，不仅削弱了朝廷应对边患的能力，未来建文帝面对靖难之役也面临无将可用，后世评价为“狡兔死，走狗烹”之极致。
赵翼以为朱元璋兴起胡蓝之狱，滥杀功臣，是效仿刘邦诛杀韩信、彭越，但“学之而过甚者矣”。其实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有根本差异：刘邦没有滥杀，只杀了确有谋反的韩信、英布、臧荼、陈豨，无辜者为彭越，然而刘邦也只是将他流放，最终彭越为吕后所杀，刘邦将彭越剁成肉酱分发诸侯，确实也是昏聩之举。
总之，刘邦所杀功臣，基本是罪有应得的谋反者，绝大多数功臣都得以传承爵位，安享富贵天年，不似朱元璋大规模地清洗，完全不顾昔日情分，其狠毒残忍，牵连之广，在整个中国历史也是少有。
【二大罪：设立锦衣卫，推行特务政治】
1382年，朱元璋废除亲军都尉府，改设锦衣卫，赋予其巡查缉捕、诏狱审讯、监督百官三大特权，正式开启明代特务政治。锦衣卫绕过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直接听命皇帝，滥用酷刑（如廷杖、拶指、刷洗、剥皮实草），制造大量冤狱，成为朱元璋清洗功臣、制造文字狱、监视百官的核心工具。
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本质是其“皇权安全至上”逻辑的极端体现，朱元璋试图通过特务监控消除一切潜在威胁，却因过度依赖暴力与猜忌，导致制度异化：锦衣卫不仅是皇权工具，更成为暴政象征，不仅未能巩固统治，反而破坏了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官员长期受到监视，人人自危，上朝前常与家人诀别。锦衣卫制度开启了明代“特务治国”的恶性循环。
朱元璋死后，锦衣卫虽一度被建文帝废除，但永乐帝朱棣因“靖难之役”得位不正，为监控建文帝旧臣，于1420年复设锦衣卫，并增设东厂（由宦官统领），形成“厂卫并称”的特务体系。此后，明宪宗设西厂、明武宗设内行厂，特务政治愈演愈烈，至明中后期出现“特务治国”的黑暗局面（如魏忠贤专权时的“东厂遍天下”）。
【三大罪：废除宰相，皇权专制】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是明代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也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走向巅峰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举措以“胡惟庸案”为直接契机，彻底终结了自秦代以来延续1600余年的宰相制度，将相权收归皇帝，皇帝直接统领六部，成为皇室与政府的唯一领袖（皇帝代表皇室，为国家元首，宰相为政府领袖），重构了中央权力结构，希望实行皇权的绝对化。此举打破官僚体系“君相分职”的传统平衡，同时为后续的内阁、宦官的专权埋下制度隐患。
在传统政治体系下，相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衡君权，所以历朝君主几乎都在削弱相权，常规操作是重用亲信秘书（内朝）以分外朝的相权，但是秘书权重一旦形成制度，内朝又演变为新的内朝，有待君王建立新的内朝以分其权，以“尚书”为例，最早是皇帝的秘书，逐渐成为新的宰相。削弱相权之举，至朱元璋可谓登峰造极，朱元璋直接废除宰相，由皇帝直接统领百官，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王。
朱元璋出身低微，多能鄙事，精力过人，“可以做独裁的皇帝”，曾经在八天看了一千一百六十件奏折，共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但生于深宫的后世子孙并没有这样的精力体力，于是新的秘书机构内阁应运而生，但内阁并无决策权，皇帝赋予宦官批红的权力，于是“太监成为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明代专权的宦官有刘瑾、魏忠贤等人，都造成了朝政的混乱，加速了明朝的衰败与灭亡。
【四大罪：严刑峻法，以诏代法】
朱元璋亲编《大明律》与《大诰》，前者为基本法典，后者汇集案例与峻令。《大诰》突破《大明律》限制，新增“凌迟、枭首、族诛”等酷刑。其执法随意性极强，常因个人喜怒加重刑罚，如驸马欧阳伦因走私茶叶被直接赐死，破坏法律公正性。
朱元璋常以个人意志发布诏敕，直接修改或取代《大明律》。例如，为严惩贪腐，规定“贪污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远超律典标准；又因个人好恶，随意调整官员考核规则（如“空印案”中因文书盖章程序问题诛杀数万人）。此举导致“法自君出”，官僚体系失去稳定预期，行政效率下降。
【五大罪：分封藩王，厚待宗室】
为“屏藩皇室”，朱元璋将24子及1侄孙封为藩王，驻守各地，赋予军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朱元璋死后，分封的祸患迅速到来，1399年，朱棣以“诛齐黄”为名发动“靖难之役”，最终夺位。王朝初期即发生激烈内战，对刚刚恢复的社会经济，造成不小的破坏，甚至“淮以北鞠为茂草”。
藩王之乱只是一时，在以藩王身份夺权的朱棣即位后，不断削弱藩王势力，地方藩王基本无力威胁中央，难起动乱，但朱元璋对于藩王的经济供养、法律豁免、生活特权，形成“宗室不纳赋、不事生产、坐享厚禄”的特殊阶层，以天下奉养朱家，才是对百姓长久、巨大的伤害。
明朝中后期，宗室人数从数万直至二十万人，占据了大量土地，鱼肉百姓，宗室岁禄与特权又消耗了巨额财政资源，导致国家无力应对灾荒、边患。“宗室日蕃，禄廪不给，而天下财赋已竭矣！”最终，宗室从“屏藩”沦为“蛀虫”，为百姓所痛恨，最终成为明朝灭亡的催化剂之一。
【六大罪：重税苛役，强征民夫】
朱元璋推行“户帖制度”“鱼鳞图册”清查人口土地，但赋税劳役并未减轻：农民需承担田赋（夏税秋粮）、徭役（里甲、均徭、杂泛），且“额外加派”频繁。强征民夫修建工程（南京城墙、中都凤阳宫殿、明孝陵），累死数万人，耗费巨量人力物力。地方官员为完成任务强行摊派，导致“丁男不足，役及妇人”，民间苦不堪言，甚至引发四川、江西民变。
【七大罪：文字狱】
朱元璋因出身低微，曾为游方僧、乞丐，虽君临天下，仍然无法消除内心的自卑感，对文人文字极为敏感，常常曲解“表笺贺词”，命锦衣卫逮捕治罪。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贺表有“作则垂宪”被诛，因“则”与“贼”音近；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睿性生知”被诛，“生知”被曲解为“僧知”。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以“遥瞻帝扉”诛，因“帝扉”与“帝非”同音；尉氏县教谕许元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法坤”与“发髡”音近，“藻饰太平”有“早失太平”的嫌疑。凡此种种丧心病狂之举，罄竹难书。
此类文字狱波及全国，仅洪武一朝因文字获罪的文人达数百人，导致“士大夫皆重足而立，不敢稍议朝政”（《明史·文苑传》）。
【八大罪：不遵孔孟，文化阉割】
朱元璋为维护绝对皇权，对儒家进行系统性改造与利用，因孟子“民贵君轻”“暴君放伐”思想威胁专制，竟下诏将其迁出孔庙配享，甚至直言：“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于是亲自主持编撰《孟子节文》（即所谓《四书五经大权》雏形），删除85条不利于君主专制的内容，以《孟子节文》作为科举考试用书，将儒家经典改造为维护皇权的工具。据说，朱元璋甚至一度想拆除各地孔庙，只保留曲阜孔庙，赤裸裸想凌驾于儒家道统之上，后在大臣的强烈反对下作罢，于是减少祭祀规格，限制祭祀次数。
此举不仅阉割了先秦儒学“从道不从君”“民贵君轻”的精神内核，更开创“以君权篡改道统”的文化专制先例，为后世文字狱与思想禁锢埋下祸根。
【九大罪：羞辱士大夫】
朱元璋出身草莽，对士大夫阶层既依赖又猜忌。为维护皇权绝对权威，他通过强制出仕、廷杖辱官、剥夺尊严等手段，将士大夫降格为皇权附庸，彻底践踏其可仕可隐的独立人格。从《大诰》规定“不为君用者死”，到当庭杖毙大臣、剥光衣物示众，朱元璋以极端羞辱手段摧毁士大夫的精神防线，使“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沦为笑谈。
朱元璋贬低、羞辱士大夫的本质，是以暴力与恐惧摧毁士大夫“以道抗势”“从道不从君”的精神脊梁。他将君臣关系异化为主奴关系，这种“奴性化”的政治生态，不仅导致明初政治僵化，更成为明代中后期“党争倾轧”“宦官专权”的温床——当士大夫失去独立人格，便只能在“依附皇权”与“同流合污”中选择，最终与朱家王朝一同走向腐朽。朱元璋的这一罪行，不仅是对士大夫阶层的羞辱，更是对中华文明“士志于道”精神的毁灭性打击。
【十大罪：破坏佛法】
朱元璋对佛教的迫害，是其皇权专制逻辑下“消除异己、控制思想”的重要环节。早年为游方僧的经历，使其深知宗教聚众传教的风险，称帝后以“清理淫祠”为名，对佛教展开系统性摧毁。
经济上，他大规模拆寺院（元末4万座骤减拆毁），没收寺田充公（仅苏州即万亩），严禁私建寺院，切断佛教物质基础。
组织上，强制僧尼还俗（数万人被勒令还俗），，设僧录司管控僧团，使其成为祝延圣寿的皇权工具。
思想上，亲自主持删改经典，在《心经》序言植入“唯君恩难报”等忠君内容，禁止宣讲“众生平等”等“异端”教义，只允许宣讲因果轮回、忍耐顺从；篡改佛像为帝王相，将佛教降格为皇权附庸；禁止民间斋醮祈福聚众念佛，违者以“惑众”罪论处。
朱元璋的毁佛，其规模与系统性堪比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运动”，但其专制性更胜一筹，不仅是对佛教的“物理摧毁”，更是对宗教独立精神摧残，成为明代文化专制链条上最黑暗的一环。
“明兴以来，佛道二教，皆为朝廷所笼络，僧道皆以祝圣为事，无复修行之实。……禅林变成侯门，衲子皆为奴隶”，“今之丛林，名为选佛场，实则名利薮。上者攀附权贵，下者奔竞俗流，求其真为生死者，百无一二”。
结语：
朱元璋的争议性举措，本质是其“皇权安全至上”逻辑的极端体现。他出身底层，对威胁皇权的因素（功臣、文人、地方势力）极度敏感，遂以严酷手段强化控制。这些行为虽在短期内稳定了明初政权，却从根本上破坏了官僚体系活力、扼杀了思想文化生机、加剧了社会经济矛盾、埋下了宦官专权与宗室坐大的制度性隐患。其结果是，明朝虽号称“得国最正”，其政治生态之压抑、社会活力之衰退、国祚延续之曲折，均难望汉唐项背。
明祖非有过无功，其最大的功勋是从异族手中恢复汉人政权，在清末民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时代背景下，革命党人将反清的事业与明祖反元相呼应，以为承续明祖之事业，于是普遍对明祖的评价很高，此理所当然。孙中山先生在清帝退位、民国初立时，就拜谒南京明孝陵，作《谒明太祖陵文》，以革命之胜利，“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
至于今日，经历数十年各种美化清朝的清宫剧洗脑后，随着历史知识的普及，对清朝的认识愈加深刻（专制暴政、民族压迫、闭关锁国、落后挨打等等），于是“反清”情绪高涨，也因此有很多人称颂明朝与朱元璋，然而“反清”何须“复明”，一个王朝、一位君主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治理能否促进民生福祉、激发社会活力、涵养文化精神、奠定长治久安之基，朱元璋的十大罪状，恰恰是反面教材，甚至可以看出，清代在政治、文化的种种恶政，多有始于明祖。
自宋以后，中华之国运、文化之生机每况愈下，此为不争的事实。我们要跳出明清两朝的局限，重新审视更广阔的历史脉络，回顾中华民族最有生机活力的时代，更重要的是，超越王朝兴亡，直溯中国文化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