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禹都阳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现历程 2022-01-28 11:09追寻“禹都阳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现历程文 图 / 方燕明 郝红星从20世纪50年代起到21世纪初，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终于揭开了距今4000多年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神秘面纱：这里就是中国夏王朝的起始之地——大禹之都“阳城”！大禹治水是个不老的传说，在中国历史上是否果有其事？夏王朝到底是谁筹建的？是鲧？是禹？还是启？都说“夏鲧作城”，那么能否找出作城的一二？鲧城找不出，能否找出史籍有载的“禹都阳城”或“启居黄台”？这些都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想给民众说清楚的事。现在看来，考古学家肩上的担子更重，他们拿着打开华夏之门的钥匙。“禹都阳城”今安在1951年，为配合治淮工程，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开始在河南郑州、登封、禹县等地进行文物调查，以确保地上地下文物的安全。告成八方遗址（即王城岗遗址）是此次文物调查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由此奠定夏代考古的一块基石。八方遗址位于淮河水系颍河北岸丘陵缓坡上，其北为嵩山南麓东西横亘的大岭，岭东端百姓俗呼“王岭尖”，其西有小小的八方村，其东被颍河支流五渡河深度切割。1959年4月，徐旭生先生开始新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夏墟”探索之旅。他记录道：“告成镇周围有土寨，公路过东门外，出西门半里余到五渡河，过河约半公里就到八方村。地势北高南下。遗址在五渡河西，八方村东，颍水北岸上，南沿被颍水侵蚀。告成镇内也见古陶片。……遗址大部分在告成到八方的公路北面，小部分在南面。根据地面调查及钻探的材料，我们初步认为东部似以龙山为主，兼有早殷遗物，西部似以仰韶为主；但东西均兼有仰韶、龙山的陶片。采集的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锛。陶器有龙山鼎足、罐口沿及底、杯、豆、碗、盆，纹饰有方格纹、篮纹、绳纹、附加堆纹。仰韶有钵、罐、鼎足，纹饰有彩陶、划纹、方格纹。早殷有罐及鬲。”随后，徐老一行六人又调查了嵩山南北几个重要遗址，有登封的石羊关，禹县的阎砦、谷水河，偃师的二里头等，写成《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文中徐先生探讨了阳城的地望与夏禹的关系，并指出鲧当初的封地就在嵩山脚下，禹继承家业，在嵩山之阳筑城居住再合适不过。由此，徐旭生开辟出一条由考古学研究夏代历史的新路。王城岗前现双城1975年，为探索夏文化，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组成由安金槐先生挂帅的探索夏文化工作组，以告成八方村一带为重点，开展考古调查、钻探与试掘工作。三大发现1977年春，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与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的同仁对告成八方遗址进行了重点调查和发掘。他们在八方村与五渡河之间56万平方米的土地上盘桓往复，有了三个重大发现：在遗址东部的五渡河西岸，发掘出一段南北长20余米的夯土墙，夯土墙下挖有基槽，基槽口宽4.4米，底宽2.54米，深约2.3米。夯土从基槽底部向上夯起，每层厚0.1～0.15米，基槽夯满时，夯层向两侧加宽，成为夯土墙。夯土墙的年代不会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徐旭生 （1888～1976），原名炳昶，笔名虚生、遁庵，中国著名史学家、夏文化探索的开拓者之一。1927年，徐旭生担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团——“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从1932年起，他开始探索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专心研究中国古史传说，并著有《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1959年夏，72岁高龄的徐旭生亲自奔赴豫西地区，对“夏墟”进行实地调查，踏察了告成、石羊关、阎砦、谷水河、二里头等重要遗址，写成《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书影在遗址中部，发掘一处大型建筑基址的东北角，有几座商代二里岗期的墓葬和灰坑打破建筑基址，说明该座大型建筑基址的年代不会晚于商代二里岗期，应属于二里头文化或更早一些的建筑遗存（2002年考古发现这座建筑基址离王城岗龙山大城北城墙只有1米的距离，当时遗憾地与龙山大城城墙擦肩而过）；发现了商代二里岗遗存、二里头遗存、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的地层叠压关系，可以称之为“新三叠层”。阳城旧址工作队利用探沟法，隔一段距离，挖一条垂直于夯土墙的窄沟槽，找到沟槽底部的夯土墙，循环往复找出夯土墙的全部。花了1977年的下半年，发现这段夯土墙南北长94.8米，其南端向东拐，南墙全长97.6米，又发现南墙东端向北拐，说明这或许是一个口字形小城。巧合的是，1977年，考古人在告成镇北边的漫坡高地上发现一道夯土城墙。经调查，此城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700米，像一个立日但没隔墙的城。城内发现铺有输水管道的战国大型建筑基址一处，城外发现战国铸铁遗址一处，出土陶量上有“廪”字戳记，豆柄、豆盘内有“阳城仓器”戳记，原来它是史载有序的春秋战国阳城旧址！阳城向西，一河之隔，有个倒日形龙山晚期小城，它会是阳城的得名之源吗？换言之，这个小城是禹都阳城吗？后冈三叠层 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发现，指梁思永先生于1931在安阳后冈遗址中发现了殷代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的三叠层，确定了龙山文化早于殷代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那时人们普遍认为龙山文化灰陶简单，仰韶文化彩陶复杂，故龙山文化早于仰韶文化。春秋阳城与龙山阳城位置示意倒日形小城1977年11月，国家文物局在发掘现场召开了“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这其实是我国第一个夏文化研讨会，到会学者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充分地阐述了自己对这处遗址和夏文化的看法。安金槐先生给与会者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安先生提供春秋战国时期的阳城资料，包含这样一层用意：这里是全国唯一一处以阳城命名的城址，别的地方没有发现带铭的阳城，你不觉得春秋战国阳城西南隅的王城岗龙山城便是夏代的禹都阳城吗？阳城由五渡河西挪到河东，再正常不过，看看洛阳是怎样把城址像棋子一样挪来挪去从而成为十三朝故都的吧。尽管安先生初步认为王城岗龙山城有可能是夏城，很可能是禹都阳城，这样的初论还是一石掀起千层浪。无论是与不是，王城岗龙山城都是河南乃至全国发掘的第一座被认定的龙山文化古城。1978年上半年，考古队用探方法发掘了城的西北角，找到了城的北墙，北墙基槽底宽1.8～4米。发掘东南城角的时候，在城角的外边，意外发现了一段10余米的东西向城墙基槽，与东城墙呈直角，是南城墙的延伸，再向东地势陡降，已至五渡河畔。至此，大家终于明白这是一个放倒了的日字形小城，中国第一个共用一墙的双城就这样奇迹般被发现。从年代来讲，这个小城距今约4100年，大禹距今约4200～4100年，两者相合；从地点来讲，古籍记载禹都阳城在箕山之阴、嵩山之阳，这个小城可不就在箕之阴、嵩之阳。为慎重起见，安金槐先生直到1983年才在《文物》上发表初步研究成果。1992年，《登封王城岗与阳城》考古报告出版，报告认为：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东西相连的两座城址和城内龙山文化二期许多重要遗迹、遗物，对探索夏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两座城址的位置和文献记载的夏代阳城地望十分吻合，初步认为王城岗的两座城址有可能是夏代城址，且很可能就是夏代的阳城遗址。1978年发掘的北城墙，基槽底宽1.8～4米，当时认为城墙窄的地方是被王岭尖上下来的山洪冲毁，2004年的发掘方才明白原来是王城岗大城的北城壕在这里侵蚀了小城的北城墙基槽。如果当年再向北挖上几个探方，发现它是一个大壕沟，并向西追踪，那么面积30余万平方米的大城必定早几十年重见天日，学术界该是多么万幸！历史就是这样，重复着无奈，重复着遗憾。重返王城岗近20年之后，1996年我国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要将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为夏商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进而为我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1996年，我（方燕明）承担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的研究——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重回王城岗龙山城内采样，主要是将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原地封存的重要遗迹——龙山文化奠基坑揭开，采集里面的人骨样品用于测年。经过充分的准备，加上一点儿运气，我们顺利地找到了当年平板仪测量使用的基点——一根立在王城岗遗址中部的电线杆。有了这个中心，毫不费力地找到了那些准备采样的奠基坑。为了保证采样标本的完整性，我们又打开告成工作站仓库，把当年的出土陶片全部翻了一遍，可以做测年的样品都提取出来。在王城岗新采集的样品送北京测年期间，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年专家仇士华、蔡莲珍研究员，北京大学陈铁梅、原思训、郭之虞教授等多次探讨王城岗样品的考古学年代问题，由此体会到不同学科之间的学者多么需要交流和协作。2000年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关于夏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即是依据我们提供的王城岗遗址测年样品所测的碳十四年代推定的。王城岗龙山大城、小城位置示意从王城岗龙山城发掘伊始的1977年，到1983年简报发表，再后来1992年考古报告出版，王城岗龙山城的性质一直未有定论。大处着眼，考古学界历来对考古学文化如何与族属或历史朝代对应有不同的看法，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否为夏文化早期遗存，意见也不一致；微处而言，王城岗龙山城面积过小，是否为禹都阳城，不少人疑虑重重。我们是小城发掘者和报告编写者之一，也对当时看到的材料产生诸多疑问：王城岗除了小城，还有大城吗？小城的使用年代在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小城废后，三、四期依然昌盛，它为谁而昌为谁兴？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面积究竟有多大？龙山时期的颍河上游，王城岗遗址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这些问题有待我们去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