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时期的德国，性交易场所被称为妇人之家，这些场所被社会普遍接受为一种必要的存在。当时的城市管理者甚至会在市政厅附近设立这类场所，以便于监管。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德国开始实施性工作者登记制度，要求从业者定期接受体检，这一措施主要是为了控制性病的传播。
纳粹统治时期，当局表面上严厉打击性交易，但令人讽刺的是，他们却在集中营内建立了专门为军官服务的妓院。二战结束后，德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德政府将性交易明令禁止，但在一些涉外酒店仍存在面向外国人的高端服务；而西德则延续了此前的登记管理制度。2002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卖淫法》，正式将性交易合法化为普通职业。
这项法律的通过主要得益于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推动，其立法初衷是认为地下性产业难以根除，不如将其合法化后纳入规范管理。在此之前，性交易合同在法律上被视为无效，相关广告也受到严格限制。但2000年联邦法院的一项判决改变了这一局面，裁定性交易不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此后，性工作者得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享受社会保险，并依法纳税。政府期望通过这一制度既保护从业者权益，又能增加税收。
然而现实情况却比预想的复杂得多。合法化后，德国性产业规模呈爆炸式增长。据统计，全国注册妓院超过4000家，日均交易量突破百万次，年产值高达150亿欧元。大量来自东欧和东南亚的移民涌入德国从事这一行业，其中不少人是被跨国犯罪集团以高薪工作为诱饵拐卖而来。欧盟人口贩卖报告显示，2002年合法化后，德国境内的人口贩卖案件显著增加，2008年记录在案的受害者有676人，到2009年就上升至710人，增幅达5%。这些受害者中90%以上是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的女性。
更严重的是，德国本土的黑帮组织如地狱天使和班迪多斯摩托帮逐渐控制了大量妓院的经营权，甚至为争夺地盘频繁爆发暴力冲突。欧盟委员会在2024年的评估报告中指出，合法化客观上为人口贩卖提供了掩护，使犯罪活动更难以被发现。德国联邦犯罪调查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仍有上千起人口贩卖案件，其中绝大多数涉及性剥削。
在公共卫生方面，合法化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德国疾控中心的统计表明，梅毒、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感染率明显上升。新冠疫情封锁期间，由于正规妓院停业，大量性交易转入地下，进一步加剧了疾病传播风险。2023年的监测数据显示，德国淋病病例数较往年有显著增长。
面对这些日益严重的问题，德国政府不得不进行政策调整。2016年修订的刑法开始追究购买被迫性服务的客户责任；2017年出台的《妓女保护法》将从业年龄提高到21岁，强化了身份登记和年度体检要求，并对妓院经营者的资质和广告宣传作出严格限制。然而这些补救措施收效有限，欧盟评估报告仍将德国在受害者保护方面的表现评为中等水平。
相比之下，中国自1949年起就明令禁止性交易。现行法律对卖淫嫖娼行为处以15日以下拘留或罚款；对组织、强迫、引诱等犯罪行为则规定了更为严厉的刑罚，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2023年公安机关共查处相关案件5万余起，抓获涉案人员4万余人。这种严格的法律制度有效遏制了性交易可能引发的有组织犯罪、人口贩卖和腐败问题。中国法学专家普遍认为，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如果效仿德国的合法化政策，很可能会面临更为严重的治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