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历史上，志愿军第 16 军是人民军队首个合成军，也是当时唯一一支合成化部队。这支部队入朝后，凭借先进装备与合成作战潜力对敌军形成威慑，为我方停战谈判争取了筹码。但集体荣耀未能掩盖个人失范，16军军长、政委在异国战场接连犯错被开除党籍；而时任军参谋长杨俊生却受到重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回溯至1950 年底，正在西南剿匪的 16 军接中央命令整编备战，官兵们都想在战场上为部队争光。
为让部队适应朝鲜战场的高寒气候与复杂地形，参谋长杨俊生主导了一系列针对性准备：安排指战员赴高海拔寒区开展适应性训练，重点打磨山地作战与夜间行军能力，战士们常凌晨在模拟朝鲜地形的野外进行拉练。这些准备贴合实战，获志愿军司令部表彰，称其 “创造多项可借鉴的经验”。
1951 年 4 月，16 军奉命到河北集中整训，我国与苏联达成的装备援助协议落地 —— 大批苏式装备、苏联军事教官陆续进驻。在苏式武装装备与苏联教官指导下，16 军完成从传统步兵到合成化部队的转型，火力大幅提升，战斗力迈上新台阶。
同年 12 月，全副苏械的 16 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彼时战争已进入边谈边打阶段，大规模战役减少，部队多处于待命状态，空闲时间较多。可正是这段相对平稳的时期，逐渐暴露出部分干部作风松懈的问题。
尹先炳
16军军长尹先炳竟学苏联教官的习惯，在军部频繁组织起了舞会。作为军政委的陈云开本应劝诫尹先炳、纠正风气，却同样放松要求，主动参与其中。
16 军 32 师政委田维新对此曾回忆道：军长、政委带女秘书，白天办公敷衍，晚上舞会有时通宵达旦，完全把战场当成了享乐场所。
此外，尹先炳还被举报与朝鲜女秘书存在不正当关系，违规将其安排进部队文职序列，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外事纪律。
除却这些，尹先炳还涉及贪污公款、伪造作战报告等问题，在一次兄弟部队请求增援时，他以 “再观察” 为由拖延指令，险些造成严重损失，最后还是参谋长杨俊生绕过他直接下令，才避免了不良后果。
陈云开
政委陈云开作为部队政治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不仅对尹先炳的违纪行为视而不见、疏于监督，还参与到部队内部的不当活动中，导致部队政治工作形同虚设，无法发挥应有的思想引领和纪律约束作用。
两人的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志愿军的形象，也让 16 军的风气变得松散，消息上报后，志愿军司令部高度重视，立即展开调查。
1954 年，调查结果公布，尹先炳被撤销军长职务，降为准军级；陈云开也被撤职，安排进入学习班接受纪律审查。
杨俊生
而与尹、陈二人相反，杨俊生的担当与能力十分突出。代为指挥期间，他发现美军战术调整，针对性制定 “三级预警机制”—— 以前沿观察哨、中途联络站、后方指挥部为节点，用独特联络方式保障信息实时传递，提升指挥效率与作战灵活性。
志司撤掉尹、陈后，当即任命杨俊生为 16 军代理军长。他上任后推出 “四不准则”：不拖延、不隐瞒、不浮夸、不懈怠，以制度约束官兵行为。在他带领下，16 军训练质量、纪律作风迅速改观，还在几次小规模战斗中取胜，重拾主力部队风采。
三人后续发展因朝鲜战场表现彻底分野。尹先炳作为主要责任人，正军级降为准军级，拟授的中将军衔改为大校，同时被留党观察。组织本给其改过机会，可他回国后再因作风问题被举报，调查时拒不认错、试图掩盖，罗荣桓元帅对此极为失望。
1956 年，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对尹先炳作出最终处理：开除党籍、撤销所有职务，此后他只能在后勤岗位工作，远离指挥一线。
陈云开虽有责任，但回国后在解放军政治学院高干文化班学习时，态度诚恳，多次检讨、反思错误根源。组织考虑其悔改诚意，1955 年仍授予他少将军衔，后安排他任总后西安办事处副主任，给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杨俊生则凭朝鲜战场的出色表现获充分认可，1955 年被授少将军衔，此后历任 16 军军长、北京卫戍区政委、第二炮兵司令员等职，后来还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在军地多个岗位为国家建设与军队发展作贡献。
同样的部队、同样的战场环境，三位干部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不禁令人唏嘘：任何时候，遵守纪律都是干部的立身之本，而担当作为则是干部成长之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