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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时期总统职位设置及称谓有过变化，通常被广泛提及的主要国家元首（含临时大总统、大总统、总统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八位”，结合其核心执政角色，以下按时间顺序梳理主要人物及其决策与影响：

首先就是 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1月—1912年4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先生在任期间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三权分立、民主共和体制，明确“主权在民”原则。

推动废除封建陋习（如剪辫易服、禁止缠足），发展民族资本主义，颁布保护工商业的法令。 为实现南北统一，让位于袁世凯，换取清帝退位。

奠定了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基础，《临时约法》成为近代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影响了后续宪政实践。

其“让位”虽加速了清朝统治结束，但也为袁世凯篡权埋下隐患。

第二位便是袁世凯，袁世凯（1912年3月—1916年6月，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

镇压“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强化总统集权。

1915年宣布复辟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

还有一点，在他没任大总统职位前，1905年废除八股文科举制，解放女性，女性不再需要裹脚，女子可以进学堂，算是对国家对女性做出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出卖国家权益。

破坏了民主共和制度，导致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

复辟帝制引发全国反袁浪潮（护国运动），加速了其统治崩溃，也让民众对军阀政治更加警惕。

第三位 黎元洪，黎元洪（1916年6月—1917年7月；1922年6月—1923年6月，两次任大总统）

第一次任职期间，与段祺瑞爆发“府院之争”（总统府与国务院权力冲突），后引张勋入京调解，导致张勋复辟。

第二次复职后，试图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但受制于直系军阀，无实际权力。

“府院之争”暴露了北洋军阀内部矛盾，加剧了政局混乱，为张勋复辟提供了可乘之机。

其傀儡式执政体现了军阀割据下总统职位的虚权化。

第四位冯国璋，冯国璋于（1917年7月—1918年10月，代理大总统）

作为直系军阀首领，与皖系段祺瑞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对立，主张“和平统一”，与西南军阀暗中联络。

试图平衡直系与皖系势力，但未能有效掌控全局。

其执政加剧了北洋军阀内部分裂（直皖矛盾），为后续直皖战争埋下伏笔。

“和平统一”主张因军阀利益冲突未能实现，南北对峙局面持续。

第五位 徐世昌，（1918年10月—1922年6月，大总统）

徐世昌在任期间推动“南北议和”，试图结束南北内战，但因军阀分歧失败。

他主张“文治”，整顿吏治，编修《清儒学案》等，注重文化建设。

受制于皖系、直系军阀，缺乏实际权力。

其“文治”理念未能扭转军阀混战的现实，南北分裂局面持续。

被迫下野后，标志着直系军阀完全掌控北京政权，军阀政治进一步恶化。

第六位曹锟，曹锟（1923年10月—1924年11月，大总统）

通过贿赂议员当选大总统（“贿选总统”），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曹锟宪法”）。

维护直系军阀利益，压制其他派系。

其“贿选”丑闻严重践踏民主制度，丧失民众信任，成为军阀腐败的典型象征。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其推翻，标志着直系军阀暂时衰落，北洋政府进一步瓦解。

第七位蒋介石，蒋介石于（1948年5月—1949年1月，中华民国总统）

推行“训政”，强化国民党一党专政，发动内战（解放战争），试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

经济上依附官僚资本，导致通货膨胀、民生凋敝。

外交上依赖美国援助，但未能挽回军事失败。

内战导致国家经济崩溃、社会动荡，最终国民党政权被推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其统治时期的腐败与独裁，加速了自身垮台，也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历史镜鉴。

第八位 李宗仁，于（1949年1月—1949年10月，代理总统）

试图以“和谈”拖延时间，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北平谈判，但拒绝接受和平协定。

无法掌控国民党残余势力，受制于退居幕后的蒋介石。

“和谈”失败后，国民党政权彻底崩溃，李宗仁最终流亡美国，标志着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的终结。

中华民国时期的总统（及类似职位）大多受制于军阀势力或党派斗争，其决策往往服务于派系利益，导致民主制度名存实亡、国家长期分裂混战。这些历史教训深刻影响了中国后续的政治走向，也让民众更加渴望稳定统一和真正的人民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