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韩婴在《韩诗外传》中以“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赋予鸡“文、武、勇、仁、信”的“五德”内涵。这一文化界定让鸡从寻常家禽跃升为承载儒家伦理的“德禽”,也为其在国画创作中扎根生长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根基。历经千年演变,画鸡题材在国画史上逐步确立独特地位,当下更是在守正与创新中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
画鸡题材自诞生起便远超物象描摹的范畴,成为传递道德理念的艺术载体。北宋徽宗赵佶的《芙蓉锦鸡图》堪称典范,画作不仅以细腻笔触展现锦鸡的华美姿态,更题诗“已知全五德”,将鸡的品格与士人修身标准相绑定,使作品成为宣扬儒家道德的文化载体。这种以鸡喻德的创作传统代代延续,明代吕纪的《榴葵绶鸡图》、清代的《三公图》等,或借鸡与其他物象组合传递吉祥寓意,或通过多只雄鸡暗喻仕途理想,让“五德”内涵在笔墨间不断深化,成为国画中伦理教化题材的重要分支。画鸡题材的发展轨迹与国画中花鸟画的崛起紧密相连,汉代门神画中鸡仅是附属形象,到唐五代花鸟画成为独立画科后,南唐画家梅行思因擅画鸡获“梅家鸡”之称,其《子母鸡》《斗鸡》等作品细致刻画鸡的各类情态,让鸡正式成为独立绘画题材。
宋代后画鸡作品更趋成熟,李迪的《鸡雏待饲图》以工笔细描展现雏鸡的憨态,王凝的《子母鸡图》借鸡群传递亲子温情,这些作品既完善了花鸟画“形神兼备”的创作理念,更探索出工笔、写意等多种画鸡技法。此后元代王渊的《桃竹锦鸡图》、近代齐白石的《雏鸡出笼图》等不断丰富画鸡的艺术语言,使其成为花鸟画中技法体系最完备的题材之一。同时,鸡与“吉”谐音,且兼具辟邪报晓的民俗寓意,这让画鸡作品成为连接艺术与大众生活的纽带。从魏晋南北朝“帖画鸡户上”的习俗,到唐代金鸡作为帝王仪仗的一部分,鸡的形象早已融入民俗肌理。国画中的鸡也延续了这一特质,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的绘画纹样、晚清居巢的《菊下鸡雏图》等,既满足了大众对吉祥的祈愿,又以艺术化的方式记录民俗。这种接地气的文化属性,让画鸡题材突破文人画的小众圈层,成为兼具艺术价值与大众认可度的国画题材。
当代画坛仍有画家深耕画鸡题材并树立行业标杆。常树森被誉为“鸡神”,其作品《惊春》因将雄鸡神韵与生命觉醒的意象融合,不仅入选《中国百年画集》,更成为美术院校教材范本。在市场层面,他的《大吉图》以97.75万元在保利拍卖成交,《雄鸡报晓》更是突破百万元成交价,打破了鸡画“小众题材难成高价”的认知。此外王雪涛的《金鸡报晓》、陈大羽的《公鸡报春图》等作品,在拍卖市场与收藏圈始终保持热度,印证了画鸡题材稳定的艺术价值与市场潜力。当代画鸡创作在坚守传统的同时积极探索创新路径,部分画家延续“五德”内核,以写意笔墨凸显雄鸡的昂扬气势,传递奋进精神。
另有创作者融入现代审美,在构图上借鉴西方绘画的光影技巧,或结合现实生活场景,让鸡的形象更具时代感。例如部分作品以都市庭院中的鸡为创作对象,用传统笔墨搭配新颖场景,赋予“五德”以现代解读。同时,工笔与写意的结合、色彩的大胆运用等,也让画鸡作品摆脱了传统范式的束缚,呈现出风格多样的创作格局。但当前画鸡创作也存在明显短板,部分创作者过度追求市场热度,一味重复“公鸡配牡丹”这类吉祥组合,忽视对“五德”精神内涵的挖掘,导致作品千篇一律、缺乏新意。还有一些作品仅注重鸡的外形模仿,却难以通过笔墨传递其神韵,使画鸡沦为简单的民俗符号堆砌。此外,在西方艺术思潮冲击下,部分年轻创作者对传统画鸡技法掌握不扎实,盲目嫁接先锋元素,造成作品笔墨脱节、文化断层,影响了画鸡题材的艺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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