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拾穗

文/曹立,  选自曹立散文集《素简清欢》

时光如流水落花,白云苍狗。

当人们日复一日地走进时光的深处,韶光华年不再,一晃,人老珠黄了。人与时光一天天别离,又与时光一次次重逢,有时便回念起生命中那段青涩的时光——童年。那是人之初灵魂最为欢快的时段:纯洁无邪的心性,不受束缚的自由,天真朦胧的诗意,懵懂未化的顽皮,无忧无伤的狂放。

怀念童年就像望罢新月赏旧月,作一回久违的相遇。人不像草木,秋凉枯萎,春暖复生,人的生命是只有今世,没有来世,是一次性荣枯。重温稚小时的物事,就是欣然的精神返青。这情状恐怕会一代一代地脉传下去,永远不会消逝吧!

看电影

童年时的冬天,冷风啸得哇呜响,雪花被搅缠着漫天纷飞,田野、村庄被捂在厚厚的雪里,白茫茫一片,日子一下子枯老和沉静下来。大人碎娃的脸皴了皮肉,手脚长出了裂口。庄稼人地里没活能做,都窝在家里的暖窑热炕上睡觉或做零碎家务。冬天封锁不住碎娃,天不收地不管地闹腾,或去场里麦秸垛旁布筛子扣雀儿,或在路上打雪仗,或挤一堆说“口夸”晒暖暖。因着在外头疯野,逮着的消息就多:沟边的皂角树上卧着一只肥大的猫头鹰,来旺家的驴叫起来像吹唢呐,麦牛家的猫正寻儿子,整天喵嚎,豌豆他妈给三女子缠脚,三女子疼得长哭……这些八百不上串的事让我们极感兴趣,而大人们总是被藐视。有时候我们捕获的消息却是爆炸性的,足以轰动全村。一天傍晚,我们听说小学院里放电影,一个个欢蹦乱跳地跑回去告诉家人,闲得心慌的庄稼人都被吸引到学校看稀奇。

房檐下挂着一方白布,不远处放一张桌子,桌子上蹲着个大匣子,匣子里点着灯。放映员是个年轻小伙,放映前说了一段快板,然后把那小玻璃片儿插进匣子后面的槽子,白布上就映现出图像,随着插片一次次更换,一会儿是人物,一会儿是风景,一会儿是文字。那年月乡下识字的人不多,为方便人们理解,放映员拿着小喇叭不停地讲解。宣传的内容有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破除迷信、禁止赌博、扫盲识字等。放映中途,下起了雪且越下越猛,像扬麦衣一样,霎时间,人群变成了一堆羊,白布上的影像也模糊不清,但人们纹丝不动,顶着大雪直到演毕才散摊。现在回想,那场土电影是一次精神洗礼:荡涤旧世界的污泥浊水,感受新时代的鲜活气息,为开创新生活起到了鼓舞教化作用。

这种土电影叫“幻灯”。它由古代的皮影戏演化而来,由宫廷延及民间。后随蒙古大军西征,传到伊朗、土耳其和西南亚一带。十七世纪,德国人根据影戏原理,在透明玻璃画面前加上放大镜,在灯与画面间加聚光镜,使画面的影像经透镜清晰地放大到银幕上。为了与后来的电影相区别,人们称幻灯为“静片”。

再后来,消息灵通的我们,得知老街南头放电影,日未落山就去等候。擦黑时放映员贴墙挂起小银幕,一个安置放映机,一个在板凳上固定小机器,等院子拥满了人,便开始放映。只见一个放映员坐在板凳上,不停地摇那小机器,摇啊摇,银幕上有了光,也出现了人影儿。人影儿走得很快,像被谁撵着跑,却只见张嘴不见出声。这是怎么啦?放映员解释说,这叫无声电影,没有配音,光是由手摇发电机发出来的。大家在银幕上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他们像去开啥会。长大后得知,当时所放影片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纪录片。让我们兴奋的是,平常见到的多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从纪录片中见到真实的伟人,给我们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声电影也叫“默片”,没有任何配音、配乐与画面协调,依赖于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传达信息,但它比幻灯好看多了,在当时的乡土世界十分地稀罕。

让乡下人见识到真正的电影是在小学的操场上。东边的两棵杨树上悬挂着大银幕和扩音器,发电已经用上了发电机。天擦黑时,四路八穴的人涌潮般来看新鲜。人群自觉地分为两片,男在左,女在右,中间空出一条宽宽的走道。电影一开,有人就指着银幕上会动弹、能说话的人欢叫。我们这些小把戏很觉稀奇,怀疑那银幕上的人是从背面走出来的,跑到银幕后面看究竟,却空荡荡阴森森的,什么也没有。不知谁喊了一声“鬼来了”,害得我憋着的一泡尿没敢撒,提上裤子赶紧跑脱。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电影的名字叫《陕北牧歌》,是说陕北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影片中有一首歌很好听,后来音乐老师给我们教这首歌,歌词是这样的:岸畔上开花岸畔上红,受苦人盼着那好光噢景。青杨柳树长得高,你看呀哥哥我那达儿噢好。黄河岸上灵芝草,哥哥你人穷生得哟好。干妹子儿你好来实在是好,走起路来好像水上噢漂。马里头挑马不一般高,人里头数上哥哥哟好……人常说:三岁的话儿记到老,这首歌给我留下难以忘却的记忆,数十年过去,依然能一句不漏地唱出来。刚解放时,和我们这些碎子儿一起念书的有不少已到结婚年龄的大姑娘。她们高挑个儿,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有时候我们这些小调皮就向着她们放开嗓子挑衅似的唱这支歌,羞得她们面红如柿,就给老师打报告,老师把我们一齐叫去训斥一顿,训得我们一个个垂着脑袋抠手指头。

吃酸枣

学校门前的沟畔上长着一蓬蓬野酸枣,一到深秋就结出串串小红果,吃起来比醋还酸。那天后晌,班主任老师点名一毕,发现河南的两个姐弟没有来上晚自习。正生气着,姐弟俩在教室门口怯生生地喊:报告。老师乜斜了一眼,叫他们进来,问为啥迟到了。他俩低着头不敢回答,老师严厉地喝道:说!为啥迟到?他俩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折酸枣去了。老师把他俩拽上讲台,让把酸枣掏出来。姐弟俩畏畏惧惧地把酸枣从衣兜里一把一把地掏出来,放在讲桌上,竟然好大一堆。

老师指着酸枣让他们吃干净,姐弟俩羞臊,不好意思动手,最后在老师的喝禁下,只得畏畏缩缩硬吃。吃一口酸得皱眉挤眼的,吃一口酸得龇牙咧嘴的,这情景惹得全班同学直流口水。姐弟俩望着脸色威严的老师哀求似的说:我们吃不完。望着姐弟俩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对老师不近人情的惩罚愤愤不平,便奋勇举手喊道:我吃!老师对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先是诧异,继而恼怒,训斥道:你就给我吃净!我像个正义之士,气昂昂地走上讲台,把姐弟俩剩余的酸枣一扫而空。老师放脱了姐弟俩,把矛头对准了我一通臭批。我那班主任批起人来没长没短,像葫芦扯蔓,酒糟鼻红亮,嘴角流出两股白沫。这场马拉松式的责戒延到下课铃响方才罢休,一颗同情和怜悯的心被撕成碎屑。如今回想起来,替人受过就是承受委屈,多少带着些佛念,没有什么可忏悔的。

小火盆

如果说现时的冬天是暖冬,那幼时的冬天确实是寒冬。大地被冻出长长的裂口,到处是冰天雪地,雪地里有狼走过的脚印。太阳也被冻得脸面发白,没有了热气和喜色。同学们尽管戴着护耳的棉帽,护手的筒袖,穿着“鸡窝”棉鞋,耳、手、脚也冻得红肿,裂口流出脓血。教室的窗户糊着一层白纸,大风一刮就撕破了,寒风灌进来,冻得人瑟瑟发抖。为着抗御寒冷,每个人都备有一个小火盆。小火盆里装着灰,在灰上架起短截木柴或自烧的木炭,点着后鼓起腮帮不停地吹,吹着吹着火就旺了,人头也晕了,头发眉毛也燎焦了,弄得满教室烟熏火燎,乌烟瘴气。小火盆放在地上可以暖脚,置于桌上能够暖手,是我们离不开的伙伴。

专栏|曹立:童年拾穗(选自曹立散文集《素简清欢》

解放初,我们这些碎娃,羡慕那些捉公事的干部和教书先生:他们留着大背头,梳得明光,嘴里镶着金牙,一笑就闪光;上衣兜里别着带链子的水笔,不是金星牌就是英雄牌,成为炫耀身份的标志。我们学生买不起水笔,都用毛笔做作业,毛笔有大楷、中楷、小楷,分别写大字、小字、作文、周记、日记和算术。写字要有砚台、墨盒和墨锭,磨墨就成为日常的功课:先在砚台倒些清水(冬季是消雪水),然后不停地旋磨墨锭,重按轻磨,调得浓淡适中,淡了写字洇水,浓了拉不开笔。磨好的墨要装进墨盒,以便调笔写小字。磨墨就是磨人,培养了我们的耐性,锻炼了我们的毅力,诚如书法家林散之所说:“读书真事业,磨墨静功夫。”冬日里,磨好的墨、墨盒和毛笔就被冻成了冰,得在火盆上燎烤才能化开,不然就很难做作业。因着吹火扬灰,使弄笔墨,大家手脸糊得像个掏炭的。课间,我们在火盆里埋进玉米或豆子,不多时,就啪啪啪爆出米花和豆花,我们吃得嘴巴成了黑的。爆米花让我惹了一次祸。一天上自习,我把墨水灌进铜笔帽里,塞上棉花,偷偷地插进同桌的火盆,哄他吹火,吹着吹着,膨胀的墨水憋不住了,噗地喷了出来,溅了同桌一脸,丑怪脸面惹得全班同学拍手大笑。老师听到哄闹声进了教室,一眼瞅见同桌的花花脸,也禁不住哈哈笑了,笑着笑着脸色就不对了,问谁捣的鬼,同学们一致地指向我。老师禁着我站起来,不是“温训”而是用语言狠狠地“捶洗”了我一通,也让全班同学看了我一回笑话。我自知这不是过失而是一次恶作剧,挨批是应该的。回头想,顽童不顽非少年也,那就成了小老头。

庙画

我很小时的一个伏天,奶奶要去她的娘家,爷爷带着我也一起去。离奶奶娘家不远的村子正过庙会,不知为什么奶奶坐在高高的崖畔上哽哽咽咽地哭,她是哭自己的难过吧?爷爷劝说不了,也就不再顾及她,领着我走向土崖下的庙院。这庙院与别的庙宇不同,是在一排土窑里供奉着好多神像。土窑深大,光线昏暗,窑壁上的画尽是鬼魅妖魔、阎王判官、牛头马面。那些青面獠牙的小鬼,把一个个人塞进碨眼磨,磨盘上涌流着股股黑血;有把人汆进沸腾的油锅里炸;还有拔舌挖眼的,开膛破肚的,碎尸剁酱的,割首抽筋的,心喂蛇吞的,肠给狗食的……这壁画让我感到分外森杀恐怖,怯怕得不敢久看。我爷爷是个医生,也是位巫师,给我一一讲说画中的故事。他说,这是活人在阳世做了坏事,死了被打进十八层地狱,在阴曹地府遭受严酷的刑罚。地狱有十殿阎罗,管着阴间吉凶,又有十大阴帅,带兵惩恶。他教化我,人活着要修善积德,绝不可作恶造孽,不然死了要遭报应。这是我平生头一回接触因果报应的驯化,在幼小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到我识事后,出于好奇,就读一些谈玄论道的杂书,出远门就进寺庙道观,跟僧侣道士谈论人的因果报应,这确让我大长见识。佛家教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也就是要大慈大悲,大行大愿;道教教化人,也要“奉道守一,净化心灵,行善乐施,济世利人”。它们认为,如果生世是大修行人,死后即生佛国,生天界,不需要经过阴曹地府,更不用受种种酷刑。其实,活人不知阴间事,至于受刑,只不过是“设生以赏善,设人以威恶”的震慑罢了。后来又读《幽冥问答录》,说的是一个叫黎澍的活人经历阴间生活,做了判官处治邪恶的“真实”述说,我对这“真实”持怀疑态度,它实在是一种虚妄的伪说。

但庙画虽带有浓烈的迷信色彩,对一个涉世尚浅的幼童,却起到了启蒙教育的作用。

扭秧歌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我们唱着这首歌,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而更热闹、更红火的是闹翻身秧歌。最早来老街扭秧歌的是县“文声剧团”的演员,他们扮成英俊的后生和俏丽的姑娘,手舞红绸和扇子,踩着咚咚—锵锵锵的鼓点,排成行欢跳,又不断穿插变换队形,群歌曼舞,弥日不绝,欢乐的场面吸引了成群的男女老少观看。

后来,我们小学也编排秧歌,老师让我装扮姑娘,我极不情愿,赌气不扭秧歌了。老师给我说了一笸篮好话,我才勉强接受——当年上学念书的女生稀少,只好男扮女装。一方大毛巾绾在头上,穿件肥大的花衫子,画个弯眉,打个口红,脸蛋上抹两坨红油彩,一个男娃娃就妆成了大姑娘。我们先在学校的操场上排练,附近村庄里的人都来看热闹,我爷爷的眼睛专看着我,白胡子笑得不停抖动,让我十分地害羞,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排练停当,秧歌队就上街表演。在几面红旗的引导下,锣鼓队敲得震天裂地。领头的一男一女分别扮演工人和农民,工人手举锤子,农民手举镰刀。长长的队伍中人们扮演着各色人等:握枪的战士,别钢笔的干部,戴眼镜的教师,拿书本的学生,握算盘的商人,鬓贴膏药的媒婆,丧气的地主,被捆绑着的恶霸,欢笑的百姓,殿后的是一个头戴破帽,塞着麦秸,穿着褴褛,糊着眼屎的二流子。秧歌队踏着节拍不断扭、转、跳、插,一会儿如卷白菜,一会儿如拧麻绳,一会儿如葵开花,一街两行尽是杂沓的围观人群,大家都沉浸在欢乐的喜庆气氛中。

秧歌最初为一种巫术活动,人们想借此达到祛病消灾、驱邪扶正、祈祷求福、人神沟通、安定社会的目的,后来从原始的巫术诉求,逐步演变进化为祝福庆典,成为娱人娱神的娱乐活动。我在幼小的年纪,能够参加秧歌队,亲历和见证开国喜庆场面,真是人生中的幸运。


曹 立陕西省彬州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曾经从事过教育宣传、新闻采访、方志编纂等工作。有散文作品发表于《陕西日报》《陕西文学界》等刊物,曾获陕西省首届网络文学奖。原创散文《老街》《我与小鸟的故事》在中国散文学会举办的“我与自然”全国散文大赛中获三等奖。



立足咸阳 面向陕西 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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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宇星 |  审 核: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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