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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笑外地人说不来上海话，曰“洋泾浜”,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人到上海住在洋泾浜一带。当年中国人学两句上海腔的外国话，外国人又学两句外洋腔的上海话，这样就出现了“洋泾浜”。另外北京人嘲笑别人口音不纯，一曰“怯”,二曰“南腔北调”。如果随便说说，那也罢了。如果叫叫“真”,“怯”还可以解释为乡下人不懂北京音，胆小，不敢说等等。那“南腔北调”呢?如果问一声什么“南腔”,什么“北调”,这就回答不出来了。如果细想想这话，也和北京是几百年的首都有点关系。

首先北京是明清两代的都城，梨园歌管，日新月异。北曲衰而南曲兴，“临川四梦”,尽是南声；“燕子”“桃花”,亦作北调。就是著名的戏剧院本，不但都是南方人编的，而且昆腔、弋阳腔，一直到后来的徽腔，无一不是南方的腔。再看著名的演员，南明直到康照时代，南京秦淮河的名手自不必说了。直到清朝末年，享盛名的伶人，大都还是南方人，如大名鼎鼎的程长庚，就是安徽人；余三胜是湖北人，有伶界大王之称的梅博士的祖父梅巧玲是江苏泰州人。这些著名人物都是南方人，而他们一生在北京唱由南方腔变化出来的西皮二簧，这不就是标准的南腔北调了吗?

过去的北京，唱昆曲，一定要会说苏州话，这就像其他地方学评弹一样，不会说苏州话是无法唱的。萧长华唱《请太医》,拄一根大杠棍当拐杖，戴一副特大茶晶眼镜，说的就是一口苏白。韩世昌唱《游园惊梦》样样都好，就是苏白不好，真是毫无办法。因为白云生、韩世昌等都是冀中高阳人，唱的是高腔的昆曲，也就是后来演变为“北昆”的剧种。昆山腔而用北音唱，就更是南腔北调了。吴癯庵老夫子当年教韩世昌唱曲子，一个苏州音教来教去教不会，萧重梅(劳)老先生说起这段故事，边学边讲，极为引人发笑，可惜我文字上无法表现声音，不能记下来，太遗憾了。

明清两代行科举制，三年一赶考，各省举子到北京去会试，南方文风盛，赶考的举子多，而他们的口音自然十分复杂。如果闽南人说闽南语，广东人说广东话，杭州人说杭州话，四川人说四川话，苏州人说苏州话……这便大家统统不懂“话”了。怎么办?于是当时真正流行了一种南腔北调的话，谓之“官话”,又叫“蓝青官话”、 “月白官话”,也是以北京调为基础的，这种话专门流行于官场，在北京各衙门中盛行通用这种话。有些跟官的长随、听差也说这种腔调的话，他们虽然不是什么官儿，回到家乡却爱仗着官气去欺侮人，谓之“打官腔”,人们对此更是十分痛恨的。至于南腔北调，看来比打官腔还是好得多了。

再有北京是几百年的都城，一些老住户惯说京话，自然伶牙俐齿，轻薄之徒，难免就要嘲弄外地人，常常在语言上编了不少笑话，拿操各地土音的人开玩笑。如嘲笑山西人为“老西儿”,编笑话云：

“三个客人，两个茶碗(读如瓦),掌柜的不是外人，使个大碗吧 (音如’是个大王八’)。”

嘲笑定兴人怯音：

“这个黄天霸儿，拿着个修脚刀儿，说：贼儿，贼儿，我给你剃个头儿。”(因那时剃头、修脚师傅都是定兴人)

嘲笑绍兴人为臭豆腐，编笑话道：

“臭豆腐，酱豆腐，五香的豆腐干呀!”

我十来岁才到北京，一口乡音，不知受过小朋友多少嘲弄，现在想想还好笑，可惜现在没有人这样嘲弄我了，有谁再这样笑笑我该多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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