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
所有的无名都是应该被纪念和祭奠的
淮海战役尘埃落定，国民党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四面楚歌。绝境中，其特工机构加紧推进“应变”部署，台湾这座弹丸小岛，彼时已同时进入中共准备解放和国民党准备退守的战略视野。中共情报部门迅速启动相关预案，只是受福州“城工部”事件波及，中共在福州的情报工作一度出现空白。
1949年初，中社部上海地区负责人之一吴克坚，决定将福州工作站纳入工作体系并筹备建立。这一构想源自林亨元，他曾深耕福州隐蔽工作，彼时在上海。林亨元事后回忆：“1948年我向吴克坚同志提议，可直接派人赴榕开辟情报路线。因城工部遭错误处理，福州地下工作亟需直属力量填补，加之我在榕有一定基础，吴克坚同志当即赞同。”
（关于福建“城工部事件”，可参看我的《【说谍】历史痛楚系列1-忠诚如钢的福建城工部却被自己人整体冤杀》）
1949年初，吴克坚向中社部专题汇报，获批准后启动赴闽人员派遣。最初计划派林亨元，但他正牵头策动林遵起义等关键任务，难以抽身，最终改派隐蔽斗争经验丰富的谢筱迺赴榕主持工作。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右一为吴克坚
赴榕前夕，吴克坚在上海安排谢筱迺与林亨元于咖啡馆秘密会面。林亨元详细介绍了蔡训忠、王仰前等人的背景与可靠性，明确告知谢筱迺：抵达福州后，由蔡训忠协助安排住宿、对接初始关系等前期核心工作。
谢筱迺抵榕后，立刻按吴克坚指示及林亨元前期铺垫，迅速组建福州工作站并铺开业务。初期核心成员包括谢筱迺、蔡训忠、丁日初、周伯苍、林铿修、叶可钰、姜平、叶贤友等人。
工作站依托社会关系、系统搜集国民党军、政、警、宪、特核心情报列为首要使命。他们巧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与利益分歧，通过多元渠道迅速发展出40余名重要情报关系。
工作站规模从初创7人扩展至50余人，其中45人潜伏于国民党各类核心机构，涵盖高级将领、政府要员、部门主管及基层关键岗位人员。中共在榕情报网络由此重焕生机，成功渗透敌营核心，为获取高价值机密筑牢基础。
中共在福州的情报网复苏了，工作站获取的情报覆盖敌军调动、兵力配置、作战方案、党政宪警动态、统战对象概况等关键领域，典型案例颇具代表性。
省保安司令部情报室中校参谋黄湘、前南京宪兵学校教官叶干绍，侦悉国民党高层密会敲定提前撤榕计划；
省警官同学会总干事罗星炜，从市警察局获悉特务头子毛森赴榕、保密局特务分批撤逃等关键动态。
省政府人事室主任郭吉兴提供全省政府机构人事档案；
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科员李琦提交全省警察机构及警官人数详情；
省财政厅厅长石磊专题报告全省财政金融状况及国民党管控措施。
广泛可靠的情报来源，让工作站短期内成效显著，不仅牢牢掌控隐蔽斗争主动权，更给福州解放工作提供了关键支撑。
众多情报来源中，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中将最为关键。他由谢筱迺单线联络，不顾个人安危提供大量战略级情报，成为隐蔽战线的闪亮坐标。
为获取国民党决策中枢情报，短短数月内，谢筱迺与吴石每周秘密会面一至两次，接头点固定在温泉路一号吴公馆。吴石提供的情报中，就包括1949年6月21日蒋介石在福州义序机场召开军事会议的完整部署。
这些情报还涵盖国民党南京撤退后的全国军事部署、部队番号、驻军分布及福州绥靖公署辖区防御态势等核心内容。情报火速上报中央后，立刻引发高度重视。
据谢筱迺1989年回忆，曾有中央领导专门来电，命其向吴石核实某国民党部队番号。吴石在榕任职期间，还成功截留298箱国民党军事机密档案。
这批档案分八大类680余卷，福州解放第三天，吴石留在大陆的下属王强、柯王铸、郑葆生联合好友黄觉民、刘通先，将全部档案完整呈送福州市军管会，后移交十兵团司令部。相关部门鉴定，这批机要档案至今仍有极高史料价值，目前尚未完全解密。
工作站自组建起便配备秘密电台，保障情报传递及时安全。1949年4月，潜伏在国民党海军总部任附员的叶可钰计划乘“楚观”号军舰返榕，林亨元获悉后，火速赶往黄浦江边与其商议电台运送方案。
双方约定在上海三马路秘密联络点交接，上海方面将手提箱式电台交付叶可钰。他乘林亨元安排的出租车抵江边，再通过江南造船所副所长林惠平的关系，将电台安全送入“楚观”号军舰长官厅行李舱，亲自护送返榕。此后，中社部派来的报务员姜平、译电员叶贤友赴香港与谢筱迺会合，携带加密密码一同潜入福州。
电台最初藏在西门孙老营2号叶可钰家中，这里是深宅大院，叶可钰有一定社会地位，不易引人怀疑。为防特务突击搜查，电台白天藏于厕所，夜间转移至花厅隔壁小屋发报。
不久后，叶宅附近进驻溃退的国民党人员，电台被转移至河西路67号丁日初家小阁楼。没过多时，电台电波信号引起国民党特务警觉。
潜伏在国民党福州戒严司令部稽查处的司书陈如杰，及时将“稽查处已侦悉福州有地下电台活动”的情报，上报给单线联系人蔡学仁（蔡训忠之子，中共党员）。蔡学仁火速告知父亲，蔡训忠第一时间通报谢筱迺。
谢筱迺当机立断暂停所有发报活动，成功规避国民党军警大规模搜寻。
这部历经三番周转的电台，最终藏在时任渔会会长的蔡训忠家中，成为福州中共情报组织的唯一密台。正是依靠它，工作站获取的大量战略情报得以火速传至中社部，让中央、军委、华东局和三野司令部对闽省敌情及东南沿海敌军部署了如指掌，为东南沿海解放战役的推进提供关键支撑，立下了汗马功劳。
策反与统战是工作站另一核心工作。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大势已去，加紧布置撤台，尤其对海军官兵及家属等核心军事人才威逼利诱，逼迫其赴台。
福州是中国近现代海军发祥地，国民党海军高层闽籍人士占比极高，且是大陆通往台湾的重要中转站，南京、上海、青岛等地撤退的国民党海军舰艇多在此驻扎。基于这一战略地位，中社部特意派遣国民党海军资深军官叶可钰返榕，在谢筱迺领导下，依托其海军人脉专司海军高层统战与策反。
叶可钰回榕后，首要任务是劝说海军宿将萨镇冰、陈绍宽留大陆。他多次登门，晓以民族大义与时代大势，耐心传递中共统战政策。1949年6月，蒋介石授意陈诚电请二人赴台，均遭明确拒绝。
萨镇冰以“年事已高，步履多艰”婉拒，陈绍宽以“农事正忙”推辞。两位海军宿将最终留大陆，工作站与叶可钰的奔走功不可没。
与此同时，叶可钰全面铺开海军系统策反工作。他想方设法与抵榕海军军官建立联系，逐个动员其放弃赴台念头；对榕籍军官，还通过家属侧面劝说，瓦解其撤台想法。
他常以聚餐、跳舞、打牌等社交活动为掩护，接触海军总部附员陈书麟、海校教育长何希锟等军官，巧妙传递中共军队胜利消息及林遵、邓兆祥等起义人员受重用的情况，极大冲击了他们的心理防线，动摇了对国民党海军高级军官们的信心。
经不懈努力，一大批海军军官顶住威逼利诱留待解放，包括孙中山护法军政府海军武官杨廷钢、原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安泰、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等多名将领与技术官佐。
福州解放后，在军管会协助下，“在闽海军人员联谊会”成立，首批参与者达100余人。加之解放后在华东军区海军驻榕办事处登记的300余名原国民党海军官兵，这些人先后加入新中国海军，凭借专业经验成为开国海军骨干，为新中国海军初创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福州是国民党在福建统治核心，保密局（军统）、党通局（中统）及旧警察特务组织在此经营多年，根基深厚。淮海战役后，大批的国民党军警宪特涌入榕城，国民党已经预感到他们在福建的统治时日无多。特务们更是加紧“应变”活动，妄图在解放军解放城市后破坏接管。为此，工作站重点开展对中统特务、省调查研究室主任王调勋的统战工作。
丁日初特意安排与王调勋交往密切的管长镛（ 时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留意其动态。王调勋早年曾任闽东（连江）工农红军游击十三支队长，后叛变投敌成为中统骨干。管长镛很快反馈，王调勋曾感慨：“过去我同叶飞在福建打游击，如今他当十兵团司令员打回来，我却要逃命，不知前途如何。”
丁日初上报谢筱迺后，二人判断王调勋情绪消极，有“搭线”意图，便让管长镛透露与中共的联系。没过几天，王调勋主动求见中共负责人。经中央同意，谢筱迺在管长镛虎节路34号家中与他秘密会面。
此后，王调勋先后提供五六次敌军部署、撤退计划等情报，还建议争取何震等人防范隐蔽活动暴露。福州解放前三四天，谢筱迺再次与他会面，明确要求：不许组织破坏轰炸、不许带走重要档案、不许杀害政治犯，必须保护城市设施。
因部署及时管控有效，福州解放前后未发生集中抓捕、杀害政治犯及大规模城市破坏事件。不过，王调勋并未彻底投诚，解放后尤其是抗美援朝时期，仍暗中担任国民党在榕特务最高指挥者，最终受到惩处。
除王调勋外，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少将副处长余钟民也是统战对象。他曾任福建水警总队长、厦门市警察局局长，手握全省警务大权，却是特务骨干，且抵触撤台。经试探接触，他主动求见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
经管长镛安排，谢筱迺派周伯苍以中共代表身份，在温泉路“松有泉”澡堂与他秘密会面。周伯苍阐明形势与统战政策后，余钟民当即表示愿留任中共工作，还提供了省水警总队、警保处亲信名单。
在其影响下，水警总队艇长范增耀也有了新的抉择。他奉命随军撤往厦门途中，成功策动部分随行人员调转方向，将警艇驶回福州。艇上枪支、档案、电台等全部物资，都被完整移交给解放军，为福州解放后的治安稳定立了功。
中共中社部福州工作站组建后，仅用数月就交出了亮眼答卷。情报搜集、策反统战等工作高效推进，成效显著，多次获中共中央直接表扬。
1949年10月福州解放后，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省委社会部部长梁国斌等领导专门听取谢筱迺汇报，设宴招待核心成员，高度肯定他们的贡献。他们还设宴招待谢筱迺、蔡训忠等核心成员，高度肯定众人的解放贡献。蔡训忠凭借福州本地人脉为工作站筑牢初始根基，曾冒死掩护秘密电台，福州解放后按要求继续潜伏，其功绩曾一度被岁月掩蔽。特别注明：蔡训忠前辈可谓是现在所说的“风筝”之一，其中共党员身份直至80年代初才被公开。过去的几十年，风风雨雨，磨难不断，家属遭累，但从未暴露身份。
当时福州接管面临诸多难题，特务残留、民生待复、秩序混乱，工作站成员凭借对本地情况的掌握和前期积累的人脉，全力协助军管会开展特务清剿、档案接收、民生保障等工作，为城市快速恢复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持。
因建国初期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包括当时针对解放台湾的工作正在展开，部分工作站人员奉命继续潜伏。然而此后岁月里，这些为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的同志历经坎坷，功绩一度被掩盖。直到二十多年后，历史终于还他们公正。
1983年5月28日，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办公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原中央社会部在福建工作的同志和起义人员，在特殊环境下为我党作出了特殊贡献。”这迟来的肯定，是对他们坚守与付出的最佳告慰。（该会议后，蔡训忠等长期隐蔽的”隐干“人员，至此恢复了身份）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的功勋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