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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局限于大部头翻译、图书馆建造，而是增加了具体人物的游历：
以前，我们看《但是还有书籍》，是围观着一盏烛火，看它的灯芯怎么打磨、怎么迸出火星子。
而这次，这盏灯回到生活的原野，试图照亮四周的山坡。
读书的意义是什么、要读什么样的书、怎么督促自己开始读书？
在没有灯的屋子里，她说：“我也不知道读书有什么意义，这种近乎于本能的东西，你是挡不住的。”
12岁那年的暑假，史然的先天性青光眼突然加重，三五天之内就完全看不见了。
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暮年几乎失明，口述完成了这部自传体小说。
靠着长期阅读，史然考入了中国盲文出版社，成为了一名校对。
盲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如果不做好句读，很容易产生误解。
比如“翁同龢、光绪”，只靠读音，会被以为是“翁同、和、光绪”。
史然就这样，一点点通过句读，把盲眼人脑海中那个黑暗的世界，变得清晰可感。
只是，盲文书的制作费时费力，每年只有不到10％的图书是以盲文格式出版。
他因病失明的少年时代，是被院子里一声声新闻广播叫醒的。
1987年，长春大学创办了特殊教育学院，还破天荒地开办了中文系。
入学后，何川想了个法子，和明眼人朋友做一个浪漫的交易——“以歌易书”。
何川还是没法读到完整的《百年孤独》，因为朋友的转述，总把一些“少儿不宜”隐去。
千禧年，何川加入中国盲文出版社的开发组，和同事们发明了听书机，这台长得像“小灵通”的机器从此改变了盲人的阅读生态。
一天夜里，何川收到了一位老人的电话，他激动地说自己通过听书机读完了《水浒传》，那是他第一次读到这本名著。
接下来，又一声叹息：“只是我现在已经70岁，这幸福还是来得太晚了。”
孩子们像过去的诗人一样登高望远，在风中听着《小王子》。
或许每个盲眼的孩子，都是生活在612星球、孤独数着几百次日落的小王子。
好在，“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只有用心才能看清楚。”
镜头外，人们在纷繁的现实中，往往要绕好大一圈的路，才找到最终的答案。
除了光明的指引，书籍，还成了很多人“出走的决心”。
一位在出走中写字的异乡人，震动了国内的非虚构写作圈。
范雨素，一名20岁就从湖北襄阳来到北京打工的家政工。
因为2017年的一篇点击400w 的自传式文章《我是范雨素》广为人知。
她是一位疲于生计的单身母亲，一名遭人冷眼的家政工，一个从地狱般的家暴中逃离的中年妇女。
自由、平等和外面的大世界，就通过文字，根植在小范雨素的心里。
12岁，这个看着《堂吉诃德》长大的小女孩留下了一句“赤脚走天涯”，就一路逃票，从湖北出走海南。
但，范雨素从未停止自己的出走。20岁来到车水马龙的北京，又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家暴的丈夫。
范雨素在东五环的出租屋里，把一个以纸板作桌面的木桌放在床上，就开始了书写。
他们也开始写关乎底层的文字，哪怕只是“少数人写给少数人”的微弱共鸣。
因非虚构成名的她，却开始了很多人不看好的虚构创作。
她的新书《久别重逢》，写家乡的荒诞迷梦、鬼神传说。
特德·姜的科幻小说《你一生的故事》中，语言学家通过外星文字，解读了自己的命运。
让“自我”在文字手术刀中被雕刻得鲜血淋漓又无坚不摧。
采访时，她刚从一场漫长的环岛骑行中结束，笑着给骑车的摔伤涂药。
回忆道：自己的写作，是从童年时期广西的一间小黑屋开始的。
11岁的林白学会了自己做饭，怕黑的她每夜用被子蒙住头，在孤独和恐惧中睡去。
青春期的她，只能在日记本上写下血肉模糊的孤僻文字。
抗拒着母亲、乡亲们对她“写诗无用”的嘲讽，林白逃离家乡了考入武汉大学。
书里浓烈阴郁的情感，对肉体欲望的追逐，成为了一颗文坛的深水炸弹。
林白没有获得文坛的认可与荣誉。相反，是持续八年的失业。
《说吧，房间》，一本详细讲述女性流产和鸭嘴钳阴影的小说。
从大众避之不及的先锋创作者，到如今的女性主义热门文学家。
最新小说《北流》，是她童年那座广西小城的名字，她终于开始触碰那个母亲经历过的大炼钢铁年代。
童年时面貌模糊的母亲，变成了小说中切实的罗医生，一个坚韧的生活战士。
或许这不是真正的和解，林白最后也对没对母亲说出“爱”这个字。
但是她已经用文字，拥抱了这个最遥远的陌生人的存在。
第三季的《但是还有书籍》讲述的故事更加平凡。又为什么让观众屡屡落泪？
Sir想用一个成语的字面意思来解释，“凿壁偷光”。
时代的墙壁太厚了，我们急需书籍这点光芒照亮贫瘠的人生。
也是因为，我们明明知道如何才能精神得救，却苦于惰性和生活的糟烂而一路下沉。
再厚的障壁，也能以一种崎岖的方式，透出些微光亮来。
《三诗人书简》，保存着上世纪20年代，三位白银时代诗人的信件交往。
里尔克宁静玄妙、帕斯捷尔纳克拘谨隐喻、茨维塔耶娃热情倾泻。
身体病痛与政治迫害，都让位于信纸上的抒情诗交流，三个人的精神拥抱着彼此，近乎柏拉图之爱。
最有趣的，是《三诗人书简》的翻译被刊载后，一封来自贵州山区的读者来信。
“我不喜欢大海，大海是躁动的，是冰凉的。我喜欢山，山象征一种稳定，我可以去依靠。”
就是这句话，让这个一直厌恶贵州的大山、想要走出去的读者意识到，山也有山的好，不如，我就安然地在这里待下去吧。
但，这和白银时代文学倡导的“现实之外，还有更理想更审美的生活”不谋而合。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
他不会知道，自己在书简中留下的刹那光芒，已经照向了百年后的山海之间。
观众们赞美，说做这样的一部纪录片，是“不合时宜”的勇气。
实际上，主创也好，纪录片中的人物们也罢，他们只是走在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不问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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