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河的枯梅
车在鄂西北的山里盘桓许久，终于停在洞沟河边。路是老的，水声却依旧。我来寻一位故人，更确切地说，是来寻二十多年前留在这山水间的一幅影象。
那影象的第一个钉子，是梅。
不是盛放的，也不是含苞的，而是一排枯梅。在欧胜宝老师家那临河的院坝边，它们就那样站着，枝桠铁黑，伸向冬日铅灰的天空与水汽氤氲的河面。没有叶子，更没有花，只有嶙峋的骨，像用焦墨在生宣上狠狠皴出的笔触。我立在坝上，一时忘了寒，只是讶异。这深山里寻常的农家，何以有这般孤峭的风景？这枯寂的、近乎决绝的姿态，瞬间将我攫住，心头无端地撞进两个名字来。
先是鲁迅先生。早年他在北平绍兴会馆“补树书屋”里抄古碑、校古籍，最是寂寞时，曾刻过一枚石印，文曰“只有梅花是知己”。那是怎样一种心境？举世滔滔，新知寥落，只觉得满腔的郁勃与清醒，竟只有这凌寒自开的木本知己，或许能懂其一二。眼前的枯梅，虽无花，其精神却仿佛与那印文暗通。它们守着这僻静的河，是否也在这漫长岁岁里，做着谁也无言相对的知己？
念头还未转完，另一句词又铮然响起，带着更磅礴的、破冰而来的气势——“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那是毛润芝先生的咏梅，是战士的梅，是“她在丛中笑”的梅。与鲁迅那“知己”之梅的内向孤高不同，这是向外的、挑战的、在绝对严酷中确证自身存在的生命宣言。我望着眼前这些枯枝，它们此刻无花，但你能想见，当“百丈冰”似的严寒真个袭来时，那俏生生的花枝，必将从这铁似的枝干上迸发出来。一株梅，竟同时照见了中国文人与革命者两种截然不同、却又都极致坚韧的灵魂底色。这农家院坝，因这一排枯梅，忽然接通了无比寥廓又无比沉重的精神时空。
讶异还未平息，便被引向第二重光景：他的书屋。
那是三间旧瓦房中的一间，门扉推开，一股陈年纸张与木头混合的、沉静的气味便扑面而来。最触目的，是靠墙一溜漆黑、陈旧却厚实得惊人的木柜与木箱。它们沉默地立着，像一群守夜的老人。柜门敞开些缝，可见里面齐齐整整、兵阵一般排列着的，是数百册旧书。书脊上的字多已黯淡，封面是那种老式的、朴素的颜色，仿佛将几十年的光阴都吸进去，压实了，成了另一种质地的砖石。那是他的根柢，是他的“老营”。一个在深山农家教书的先生，竟藏着这样一份不动声色的富足。
然而目光一转，便看见“新营”。屋里一张旧书桌上，堆着、立着的，是县城一中寝室书柜的延续。那里是新近购置的、封面光洁的思想文化教育类书籍，旁边是几大码专业期刊，《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学习》，还有综合性的《新华文摘》，翻得起毛的边角诉说着使用的频繁。至于那更即时、更活泼的《语文报》，则一摞摞堆在床边的木板上，带着随取随读的亲切。这新旧并置，无意中勾勒出一个人的精神地图：深扎于传统与经典的土壤，枝叶却敏锐地伸向当代思想与专业前沿的雨露阳光。一个中学语文教师的精神世界，其疆域与厚度，远比这山沟辽阔。
最后，目光落在窗边。一只寻常的瓷瓶，或许是罐头瓶改制，里面疏疏地插着几枝梅。也是干的，瘦的，枯的，皱的，寻不见半点绿意与鲜润。与院坝外那些梅，似乎同源，却又不同。院外的梅，是与天地河山对话；窗内的梅，是与灯下的人对话。他将这枯枝折来，插入这斗室，便仿佛将那一缕孤峭与清冽的魂，也请进了日常的呼吸之间。书页翻动间，抬眼便是它；夜深笔倦时，相对仍是它。这已不止是装点，近乎是一种精神的供养与砥砺了。
这便是二十多年前，洞沟河边，欧老师家留给我的全部惊异。那惊异如此之深，以至于成了我心中一处隐秘的风景，时时念起。
近日，我又缘着记忆，上到这洞沟河。山形水势依稀，那旧屋也依然在。只是，院坝临河的那一排梅，早已不见踪影，不知是枯死了，还是被斫去了。那片空地空落落的，只有河水兀自流着，仿佛从不记得有过那样几株树。书屋的门虚掩着，推开来，里面确是空荡荡的了。那些厚重的木柜木箱，那些新旧书籍杂志，连同窗边瓷瓶，都已杳然。风从河面灌进来，在四壁间打个转，发出空洞的微响。只有地上积着的厚厚灰尘，印着我模糊的足迹。
屋里现在是欧老师的大哥在住。老人坐在墙根晒太阳，话不多，问起，才知欧老师二十几年前就迁到十堰市区去了，三年前，已从市一中体面地退了休。我“哦”了一声，点点头，眼前却浮现出另一个窗子——十堰楼宇间某个阳台或窗口。
不知道他如今的新居，是否植了梅？
城市阳台的方寸之间，容得下那需要与天地山川吐纳的虬枝吗？若植了，是盆栽的曲梅，还是记忆中那河岸野放的姿态？
更让我惦念的，是那窗边的瓷瓶。十堰的家中，书房的窗前，是否还照旧摆着一只瓶，里面疏疏地，插着几枝干、瘦、枯、皱的梅枝？
我想，那书屋，在城市里，定是逼窄的。容膝易安，转身而已。或许，正因空间的逼窄，那一枝枯梅，才更显其必需。它不再是河岸风景的一部分，而是抵抗精神局促的一柄孤剑，是通往记忆中那片山水与浩瀚时空的一扇窄门。斗室之中，有它立在书边，便是将整个洞沟河的寒风、鲁迅的孤印、润之的冰崖，都邀来窗前，悄然对坐。
河水不回答，空屋不回答。只有山风穿过没有了梅枝的院坝，清清冷冷地吹着。我站了一会儿，转身下山。心里却觉得，那几株枯梅，或许从未消失。它们只是从洞沟河畔，迁到了一位老人城市的窗台上，也迁到了一个偶尔来访的旧客心里，依旧那样干，那样瘦，那样枯，那样皱，也那样，不可摧折。
读 2025.11.24《光明日报》13 版周萌先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