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与文明》——第一章 三千年前的“现代社会萌芽”
从黎巴嫩到突尼斯
上文我们说到,贸易是零增长社会迈向正增长社会的关键,在中国人的映像中,穿梭于地中海的古希腊人是经商的高手。
但在希腊人的文献记载中,另一群人比他们还要精明。
腓尼基人最早出现于今天的黎巴嫩一带。因地中海气候的滋养,这附近有许多高大的雪松。坚硬,耐腐,很适合造船。
5000年前,当地人就用雪松做船游历地中海沿岸。《圣经》中记载,古黎巴嫩人爱好和平,有钱,精通航海。
可惜在零增长社会的汪洋中,腓尼基人终究是一片孤舟。在面对西亚地区的陆地强国时,也必须表现出服从的姿态。
亚述帝国本可以借助自己暴力强权的优势,不断的从腓尼基商人那里收取保护费,腓尼基人也甘愿为安全买单,因为他们曾经一次性进贡过4000公斤的黄金。
但亚述国王那赫里布还是打算杀鸡取卵,发动了对腓尼基城邦的远征。
本章的主人公之一腓尼基人当然不会就此被消灭,但打败亚述人的也不是他们。公元前501年,巴比伦贵族联合波斯人灭了亚述人。
波斯帝国的开国君主居鲁士恢复了对商业城邦的友好政策,可一部分腓尼基人似乎看到了“相似的未来”,选择离开黎巴嫩寻找新大陆。
作者理解这些离开的人,因为国家与商人之间的相爱相杀在此后的3000年里一直反复上演。
“相爱”是因为国家利用商人提供财富,商人利用国家制造的壁垒获取高额利润。
“相杀”是因为国家想要打破商人对贸易的垄断,商人则希望保持自己的优势,因为这不仅是自己的财源,也是自己真正的命脉。
一部分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腓尼基人一路向西,来到今天的突尼斯海岸,建立起日后文明世界的商业都城——迦太基!
古迦太基遗址
虽是逃难至此,腓尼基人却用自己高超的商业本领,垄断了伊比利亚的银矿生意,“承包”了铁器和青铜的运输任务。
迦太基的崛起威胁到了邻居希腊。为了先下手为强,迦太基联手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人,在科西嘉岛附近与希腊人开战。
胜利的是腓尼基人,而胜利的“代价”则是自身政治体制的变化。大家不要存在固有思想,认为政体的变化一定带来剧烈的社会动荡。
迦太基的政体变化很柔和,只是从权利相对不集中的、较弱的君主制变成了权利相对集中的、较强的君主制。
战争时期,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确实要比一个软弱的集体更能带领大家走向胜利,但强君主制并不受迦太基人的欢迎。
因为商业活动本身牵涉利益众多且复杂,强君主制简单粗暴的统治逻辑会干扰商业活动的正常运作。
最关键的是,他们为了躲避强权政治才背井离乡,不会接受自己新建立的城邦再走以前的老路。
迦太基人得偿所愿,集权统治仅持续了两代人,就在与希腊人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君主的实力被再次削弱,世袭必须获得元老院的认可,同时元老院也获得了更多财政权利,民众也获得了更多的发言权。
迦太基成也政体,败也政体。它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一个国家在兴衰间更替?
说到政体大多数人是既不陌生又不感兴趣。但这里必须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政体是城邦最高的权力分配方式和重要的政治制度。一般而言,权力有三种分配方式:最高权力属于个人;最高权力属于少数人;最高权力属于多数人。
对应的政体分别被称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
君主政体的优缺点是上限高但下限低。君主足够优秀会成就一番丰功伟业,如果昏庸无能就是生灵涂炭。
贵族政体属于少数精英政体,任人唯贤但会出现不公平的显现。民主政体虽然实现了平等,但行政效率低下。
迦太基这次战败虽然赔了款,但海上贸易地位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而且政体的变革还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肯定。
亚里士多德
他认为,单一的政体都是不完善的,只有兼顾了君主、贵族、平民三方利益混合政体,才是最优秀,最稳定的。
变革之后的迦太基正是这种混合政体的典型代表。鉴于亚里士多德在古代西方知识界的崇高地位,这套政体理论也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权威。
混合政体确实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迦太基却迎来了宿命之敌。
地中海双雄
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嘉岛是地中海航向上的三道闸门,其中又以西西里岛最为重要。
此岛距离希腊和意大利本土都很近,迦太基人与希腊人为争夺航线控制权展开过多次战斗,互有胜负,直到另外一位地缘政治玩家加入改变了格局。
罗马确实不是一天建成的。公元前754年——前753年,罗慕路斯在台伯河畔建立了罗马城。
公元前264年,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城因为雇佣兵问题发生战争。雇佣兵同时向罗马和迦太基两大势力求助。
双方都害怕对方控制西西里岛,于是战争爆发,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布匿之战”
布匿之战决定了古罗马文明的演化路径,影响了后来数百年的历史走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
在第一次布匿之战中,起决定性因素的是双方的海军实力。迦太基的海军自然是比罗马的要强。
但罗马人发明了一种叫“乌鸦”的吊桥,士兵可以通过吊桥到达敌船,发挥自己陆地作战的优势,在海战中击败了迦太基。
相反,本不擅长陆地作战的迦太基人,在将领哈米尔卡的带领下,在陆地阻击了罗马人的进攻。
罗马人被迫绕过西西里,派海军直接攻打迦太基本土,迫使迦太基求和。公元前241年,迦太基撤出西西里。
公元前238年,罗马人乘胜追击攻占撒丁岛,迦太基人的海上防线岌岌可危。
外患引发内忧。迦太基的商人贵族把战败的责任甩给哈米尔卡,同时部队因为战败没有获得该有的军饷发动叛乱。
内忧虽然被哈米尔卡平息,但激发了商人贵族与军人团体间的仇恨。这种暗中较劲持续了数年,余波影响后世。
公元前237年,哈米尔卡决定离开迦太基去往西班牙,一方面缓解国内的紧张对质,另一方面,他希望借助西班牙的银矿资源建立自己的领地。
在西班牙哈米尔卡拥有了一支5万步兵,6千骑兵和200头大象的庞大军队。遗憾的是,他没有完成对罗马的复仇,在一场战斗中丧身。
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意志,发誓终身与罗马为敌。这个人就是在西方军事史上,被众多君王和领袖奉为天才的绝世名将——汉尼拔
26岁时,汉尼拔继承父亲的统帅职位,决定向罗马发动战争。迦太基国内对汉尼拔远征的态度分为不同两派。
一派认为这是对罗马复仇的机会,另一派认为汉尼拔对军队的世袭挑战了共和制度,对迦太基是一种威胁。
这种“威胁”何尝不是汉尼拔父亲留下的阴影。而汉尼拔只想复仇罗马,这是他9岁时对父亲立下的誓言,这是他一个人与罗马的战斗。
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打响。汉尼拔的军队在意大利国土上肆虐了16年,未尝一败。
坎尼会战,以少胜多。俘虏罗马最高行政长官和80名元老院成员。并以伤亡5700人的代价,歼灭罗马部队67500人。打出了西欧古代史上单日消灭敌人最多的一场战役。
即便神勇如天将,汉尼拔也没有彻底击败罗马,主要原因一、异乡作战,难以及时获得补给;二,罗马城防坚固,部队缺乏攻城器械。
如果迦太基国内愿意支持汉尼拔,这两个困难根本不是问题。但16年来,迦太基给汉尼拔的支援杯水车薪。
根本原因在于,商人贵族对军事集团刻在骨子里的不信任。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两股势力的矛盾就已经在爆发的边缘。
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远走西班牙也只是缓和了矛盾的爆发。如今就算汉尼拔胜了罗马,迦太基的元老院也捞不到一点好处。
如果汉尼拔胜了罗马后调转枪头,反倒自己将朝不保夕。
罗马人无法在正面与汉尼拔对抗,来了招“围魏救赵”,先是调动海军打击汉尼拔在西班牙建立的新城,切断其最大的补给来源。
又在公元前204年进军迦太基本土。迦太基被迫向汉尼拔求援,后者无奈只能回国协防。
公元前202年,扎马会战。汉尼拔迎来了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战败。他的对手是被后世封为“非洲征服者”的大西庇阿
战败的迦太基被迫签署苛刻的停战合约:割让所有海外领土,支付50年战争赔款,未经罗马许可不得对外作战。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
好在汉尼拔没有落到罗马人手里,在他主导的改革下,迦太基的贵族势力被削弱,经济也慢慢复苏。
同时,罗马人对汉尼拔的恐惧也开始复苏,要求迦太基交出汉尼拔。汉尼拔自我流放,辗转在罗马的敌对国家。
公元前183年罗马人再次败给汉尼拔指挥的帕加马军队。前者用外交手段要求帕加马交出汉尼拔,汉尼拔不愿落入罗马人手中,服毒自尽。
汉尼拔的死也没能给迦太基带来和平,公元前149年,罗马人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发动了第三次布匿战争。

大西庇阿的养孙小西庇阿彻底烧毁的迦太基城,这座由腓尼基人建立的最光辉的海上明珠、一个正增长社会消失在历史舞台。

从共和到帝国

如果在坎尼会战后,汉尼拔可以得到迦太基的支持,直接进军罗马。罗马可能会被迫签订停战合约。

或许,这个影响西方历史2000年的帝国将不会存在,被美国视为建国榜样的国家或许会是迦太基而不是罗马。

为什么美国会将罗马当做建国榜样?前文说到过,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三者混合的政体是最好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迦太基就是混合政体的典范,另外一个是斯巴达。当时的罗马还没有崛起,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及这个新兴政体。

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亲历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也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他认为罗马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最好的政体。

100年后的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指出,罗马的政体是从长期的历史中不断博弈出来了的,不是人为设计的,所以罗马的成功是天意。

对罗马政体的阐释,是西方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段历史案例和思想资源,其精髓被称为“共和主义”。一代代西方思想家对此推崇备至。

启蒙时代的思想大师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实则是波利比乌斯混合政体的现代版本;

《独立宣言》主要参考来源于西塞罗的思想,麦迪逊和汉密尔顿曾用罗马执政官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

再有,美国的总统是执政官的翻版;参议院是元老院的翻版;众议院模仿的是平民议会。

或许这种混合政体真的有其独特优势,但看过上文你一定就知道,这不是迦太基败于罗马的决定因素。

迦太基的失败不是政体的失败,是商业贵族与军人团体的撕裂,而罗马的成功并不全是政体的成功,根本上是君主,贵族,平民间三种力量的互信。

这种互信被罗马的军事生活串联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精密的战争机器。

罗马的“百人团”由不同的兵种组成。出征时是作战单位,选举时是投票的政治单位,他们负责选举出执政官。

执政官是最高军事长官,负责军事和宗教事务。他需要在任期内带领“百人团”不断地开疆拓土,赢得功名,这样卸任后得到的利益才会更大。

卸任后的执政官一定都会进元老院,这是罗马共和国不成文的规定。这里是所有军事领袖的权利俱乐部,是罗马最古老,最重要,权利最大的寡头组织。

元老院议事

代表众议院的百人团,代表参议院的元老院,代表总统的执政官,三个权力分支有共同的军旅生活为信任基础。

不会出现迦太基那样,两个精英团体之间的分裂和内耗。所以共和政体不是罗马强盛的唯一答案。相互的信任和共识更为重要。

但罗马却亲手毁掉了最重要的东西。

汉尼拔16年的肆虐让意大利本土的中产农民破产,田地荒芜,家破人亡。反倒给贵族带来巨大的利益空间。
大量的赔款带来通胀,大量的俘虏带来充足的劳动力。这让一些尚存的自耕农们感觉,物价在不断上涨,自己的劳动价值因为奴隶的到来不断被稀释。
小农庄破产,贵族趁机兼并之。农民和士兵的生活极其悲苦。
说到底这是个经济问题,只要重新分配土地,让每个人有口饭吃就能稳定局势。
提出这一想法的格拉古兄弟先后被元老院派人暗杀,不同团体间的信任被打破。
加上罗马修改了一项参军规则:取消参军的财产资格限制,为穷到被迫当兵的农民提供装备,退伍后还能分得一定的土地。
以前当兵是为了荣耀,现在当兵是一种赚钱手段。有产者不再当兵,贫穷者成为军队主体。以前共同的军旅基础成为划分阶级的界限。
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执政官与元老院的冲突,原因就在于这时的执政官代表穷苦的士兵的利益,元老院代表了贵族。
枪杆子里出政权。公元前82年,长期统帅军队的苏拉逼宫元老院,同意其成为终身执政官,打破执政官一年一换届的原则,开启破坏共和体制的先河。
公元前60年,凯撒,克拉苏,庞贝控制罗马政坛,随后凯撒击败庞贝当上终身执政官。
公元前44年,凯撒被刺杀。安东尼,雷比达,屋大维控制政坛。而后屋大维击败两人。公元前27年,元老院封屋大维“奥古斯都”尊号。
罗马的共和时代结束进入帝国时代。
时间的先后绝对不是评判一个国家政体进步与否的标准。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不是进步,是一种崩溃,是内战的结局,一种迫不得已的结果。
政体的崩溃史恰巧又是罗马帝国商业社会的辉煌史。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的经济实力和繁荣程度都大幅提升,从被火山灰埋葬的庞贝城便可知一二。
庞贝离海不远,盛产鱼露。那是一种用鱼肠,鱼籽,鸡蛋混合后,打成的糊状物,价同黄金。
庞贝的洗衣业发达,有人靠洗衣成了大富豪。洗衣用的是发酵过的尿液,因为其中含有高浓度的氨,有漂白功能。为此,罗马还专门征收过“尿税”。
庞贝迄今发现了33家面包店,根据碳化的面包分析,品类至少有10种,甚至还有宠物狗吃的饼干。
酒吧,澡堂,红灯区,在庞贝都能找到。即便过去了2000多年,依然能感受到消费主义的气息。
这无疑是一个商贸繁荣的正增长社会,这里有明确的分工,有丰富的商品,有多元的消费,有贫富差距,也有思想的融合。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三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这三样罗马都不缺。
劳动力和资本通过战争获得,技术通过博采希腊,埃及,西亚之所长,建起了巍峨的建筑和精美的奢侈品。
然而繁荣的背后早已埋下隐患。
帝国时代的罗马,开疆拓土的步伐已经大大放缓。因为大权在握的执政官实在没必要把性命堵在对外战争上。
 没有对外战争就没有新的奴隶。而罗马的繁荣正是建立在对奴隶极限的剥削之下。
奴隶减少,生产力下降,蒸蒸日上的商贸便开始萎缩。你可能想到,让没有土地的农民加入生产呢?农民要给工资,奴隶不需要。
经济萎缩,控制土地的大贵族从城市搬回乡村,因为土地才是一切生活物资的稳定来源。
为大贵族提供各种服务的人们也要考虑自己的未来,土地已经被兼并,去当兵也没有战争需要他们去拼命。
罗马日渐衰败,需要日耳曼雇佣兵才能完成对外战争,日耳曼人也借机掌握了罗马的弱点。
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攻入罗马城,古罗马时代创造的第一波正增长社会的高峰消失在历史舞台。
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
暴力秩序与商贸秩序,正增长社会与零增长社会,民主与集权。本章的故事就是围绕这些词展开。
古代社会,商贸秩序难以挑战暴力集团,也很那对暴力集团产生信任。而暴力对商贸秩序的承诺水平,决定了正增长社会的成熟度。
在农耕时代,这两个团体都是能够快速积累财富与实力,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命运有深远影响。
作者总结了两者之间的关系:1.正增长社会虽然是一座“经济孤岛”,但也可以凭借财富的积累获得与自身体量不成正比的实力,迦太基就是例子。
2.正增长社会也可能是君主制,零增长社会也可能是共和政体,比如斯巴达。但共和体制对正增长社会更为友好。
3.商贸社会能够发展出维护秩序的各种职业,如金融家,法律团体,职业教培等人员,
4.暴力秩序对商贸秩序做出承诺的低级形式是允许自治,高级形式是采用共和体制。
5.商人团体与暴力团体的互信问题在古代社会一直未能得到解决,这是商业共和国败给军事共和国的根本原因。
6.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商业巅峰是以一种不自然的状态,当罗马人无法稳定获得奴隶,生产力下降,商贸秩序便会萎缩。
7.奴隶制在正增长社会可能催生工厂式的生产方式,在零增长社会则为农奴制。
对于这7点总结,读者不用过早质疑或下额外结论,毕竟社会的演进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