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泛黄的相册里，几张边角微卷的老照片静静躺着。褪色的胶片上，年轻战士的面容已有些模糊，却始终清晰着眼中的坚毅；染血的绷带、背倚山石的疲惫睡姿，在岁月的冲刷下愈发棱角分明 —— 这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留下的光影印记，是一代人用青春与热血在历史胶卷上烙下的滚烫烙痕。
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不断制造摩擦，中国政府被迫发起自卫反击。参战部队中，许多战士是刚刚离开家乡的年轻人，他们怀揣着对家人的眷恋踏上战场。亲人的照片、书信成为连接后方与前线的情感桥梁，承载着战士们对和平的渴望和对亲人的牵挂。
据参战老兵回忆及史料记载，在激烈的战斗间隙（如休整、潜伏或防守阵地时），战士们常偷偷拿出贴身保存的亲人照片，短暂寄托思念。
猫耳洞是对越作战期间我军在山地丛林中构筑的简易防御工事，多为掘入土坡或岩石下的狭窄洞穴，空间逼仄（通常高不足1米、长仅2-3米），兼具隐蔽与防御功能。然而，其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前线运输线常遭越军炮火封锁，后勤补给难以持续，饮用水成为最稀缺的物资之一。
猫耳洞附近缺乏清洁水源，战士们只能依靠降雨补充饮水。每当雨季来临，他们会将空饼干桶放置在洞口或搭建简易接水槽，承接雨水后静置沉淀，以解燃眉之急。某部战士回忆：“一桶雨水往往要供一个战斗小组（4-5人）饮用、洗漱，浑浊的水里漂着蚊虫，但没人舍得倒掉。”
197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开赴中越边境，全国上下掀起“送子参军”“支援前线”的热潮。在各部队集结地（如云南河口、广西凭祥），当地群众自发组织壮行仪式，送别即将出征的战士。
照片中一列军列停靠站台，一名小姑娘手拿着一束野花（疑似雏菊或蒲公英），眼神中既有不舍又有崇拜，听说部队要上前线，特意跑到山上采花送给“最可爱的人”。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军队在长期和平环境后重返战场，战前政治动员成为凝聚士气的关键。各部队普遍开展“写决心书”“表忠心”活动，是基层连队常见的宣誓形式。对越作战前，许多连队自发用被单、帐篷布制作红旗，上书“精忠报国”“保卫边疆”等标语，战士们以签名、按红手印的方式表达决心。
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我军卫生兵（军医、护士、卫生员）在枪林弹雨中践行“救死扶伤”的使命，无数人为抢救战友壮烈牺牲。照片中就是为了抢救伤员，我方卫生兵牺牲在了战友身边。
战争期间，敌方将我方卫生兵、通信兵列为优先打击目标，试图瘫痪我军战场救护体系；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工作史》记载，1979年作战期间，某师卫生兵伤亡率达普通战士的1.5倍，他们的平均生存时间不足普通战斗员的2/3。
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前沿阵地的生存条件之恶劣远超常人想象，水资源的争夺往往成为生死考验。水源地，成为越军重点监视的“死亡地带”。照片是前线战士前往水源地取水，俯身贴近水面时，水中泛起血色，应该是牺牲了。
我军战士为获取饮用水，需冒着越军狙击手、炮火覆盖或特工偷袭的风险实施“取水突击”。某部《战地日志》记载：“每接满一壶水，平均要消耗3发迫击炮弹的掩护火力，牺牲2-3名战士。”
1979年作战期间，我军穿插部队常需在无后方支援条件下连续奔袭数十公里，日均行军时间超16小时。由于越军采取“化整为零”的袭扰战术，战士们连饭都来不及吃，只能利用战斗间隙（通常仅10-20分钟）依托喀斯特地貌的石缝或崖壁休整。
即便在休息时，战士们也保持高度警惕，背靠山石可防范背后偷袭，头盔、背包垫在腰后既能缓解疲劳，又能在突发敌情时迅速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