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我前往给父母上坟。沿符离大道向北，驱车二十分钟左右便抵达清水。清水是个规模较大的村子，分为上村、下村。舅舅住在上村，那儿离西山梨园很近。大姑和小姑也在上村，或许这便是父母去世后安葬在清水山上的原因之一。看到“清水湾”的路标后，左转调头，接着右转驶入林间小道。车子放慢速度，我打开一点车窗，风裹挟着山草和麦苗的气息扑面而来。道边梨树众多，树干黝黑，树皮粗糙，大多都已超过百岁。
孙本见作品
父母的坟位于清水山北麓，正对着梨园和水库。这里是母亲的出生地，她二十岁嫁到孙寨，六十岁搬到符离，九十三岁又回到清水，用七十多年的时光，走完了人生的一个轮回。
母亲身材瘦小，却养育了三儿一女。如今，她的子女及孙辈共有四十多口人。我的姐姐，如今也已是有几个重孙子的老祖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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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冬天基本没下雨，更没有下雪，到处都很干燥。路旁的树叶和枯草，轻轻一碰就碎。我一手抱着给母亲的“过节费”，一手拨开挡在面前的树枝和藤蔓。茂盛的山红草、白皮艾、野荆枝、山蒺藜，淹没了去往母亲墓地的路径。大片的山林与草坡层层递进，逐渐升高，苍苍莽莽。我的目光越过石林与树梢，在山脊边缘停下时，一股荒凉之感在心中蔓延开来。“噗啦”一声，两只山鸡从石榴园中飞起，斜斜地朝着挂在山尖上的太阳冲去。太阳很亮，却没有一丝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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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比父亲晚走九个多月。父亲走后，母亲看上去并没有过度悲伤，每天依旧起床、吃饭、睡觉，偶尔还推着小墨的童车上街买东西，那童车既是货篮，又是拐杖和座椅。后来，她上街的次数越来越少，随着上街次数的减少，饭量也越来越少，到最后半个月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或许是父亲思念她了，也或许是她觉得另一个世界的父亲仍需要她照顾，母亲便在一个傍晚，追随着父亲的脚步，离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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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裹过脚，只穿三十四码的鞋子，走路不稳。送母亲上山的时候，我一边撒着纸钱，一边呼喊：
“娘，上路。”
“娘，慢点。”
“娘，转弯。”
“娘，过桥。”
“娘，上山。”
“娘，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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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泪水模糊了屏幕，我无声地抽出纸巾。已经有多久没这样哭过了，即便是在父母的坟前。每次清明、十一去看望他们的时候，我多半会说：“爹娘来拿钱，该花的就花，别太节省，不够了孩子再给你们送来。剩菜剩饭，该倒掉就倒掉，穿烂的袜子和汗衫，就换新的。”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没有悲伤，没有难过，甚至还有一丝解脱后的轻松。总觉得劳碌一辈子的他们，如今终于解脱了。父亲再也不用背着那弯曲的脊背，踉踉跄跄地耕种，歪歪扭扭地挑担，再也不用承受身体残疾带来的种种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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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尿频，到后来愈发严重，整夜难以入眠。母亲也是如此，每天晚上要起来十多次，严重时平均每小时要起两三次。她自己睡不好，别人也睡不好。她既不愿意穿尿不湿，也不愿意尿在床垫上，必须下床才行。不扶她下床，她就使劲地喊，不停地喊，直到去世前十几分钟，还坚持自己下床小便。人活着或许就是来吃苦的，老人的苦，自己的苦，子女的苦，仿佛只有尝遍所有的苦，才有资格离去。如今，父母安静地沉睡在这个宁静的世界，面对着这一山一湖的春夏秋冬。再过三天就要过年了，又到了蒸年馍、包饺子的时候。母亲和孙小墨一起包饺子的画面在我眼前浮现，一老一小系着大花围裙，在案板边像比赛似的忙碌着。小的脚下垫了个凳子，小手小脸沾满了面粉，一边擀着饺子皮，一边看着老太包饺子的手。老太的右手大拇指短了一节。娘的手，年轻时被杨槐刺扎了，天气炎热，即便发炎了，也顾不上休息，更谈不上治疗，后来就烂掉了一节手指头。我从来没有问过娘，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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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小墨已经九岁。前两年过年时，他想起来就会问我：“爷爷，去山上的老太太老爷爷还回来吃水饺吗？”
“爹、娘来拿钱。”我掏出打火机，点燃带来的元宝和纸钱，浓烟过后，火光瞬间温暖了周围的一切。
风依然凛冽地吹着，过两天就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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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腊月，本见写于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