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
所有的无名都是应该纪念和祭奠的
今天提到李克农，几乎没人不知道这位教员口中的’特工之王’传奇。可多数人只记得他在顾顺章叛变时的惊天逆转，却少有人知晓初入上海潜伏的他，早已在鬼门关前抢回了整个中共中央。
从一个文学青年到隐蔽战线最杰出的特工，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温情与惊险，构成了他潜伏生涯最动人的底色。
1928年的上海，街头巷尾都蛰伏着国民党的暗探，空气里飘着挥之不去的血腥与压迫。一辆吱呀作响的黄包车在弄堂口停下，从车上走下来的正是刚躲过追捕的李克农。他眼神锐利地扫过整条弄堂，最终定格在一个熟悉的身影上。那是家乡芜湖的故人阿英（钱杏邨），这位中共早期党员、著名文学家，正是他在上海的第一个接头人。
两个在芜湖被国民党悬赏追捕的’逃犯’，在异乡的弄堂里紧紧相拥，眼眶都红了。这一刻，李克农不仅见到了老友，更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在这虎狼环伺的上海滩，找到了前行的方向。
很多人以为李克农一到上海就钻进了敌特机关，实则不然。最初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当时中共极为看重的两个“运动”之一的文化宣传工作（另一个便是工运）。他被编入闸北区春野书店支部， 也就是党史上有名的春野支部 先后负责文化宣传、小市民工作和包括部分工运工作，成了一名“笔杆子上的战士”。
当年春野书店出版的郁达夫文集
为了传播革命思想，李克农牵头创办了《铁甲车》报，亲自担任经理。白天他忙着跑印刷、找发行，晚上就伏在灯下写文章，字里行间全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揭露与抨击。这份尖锐的小报很快就成了当局的’眼中钉’，没出几期就被军警查封。
可李克农偏不信这个邪，转头就拉上同为文化干部的潘汉年（潘此时尚未进入情报系统，彼时的两个革命青年谁也没想到，今后二十多年里，二人竟然成为在同一条战线，又是上下级，又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在黑暗中指挥千军万马，点燃前行的烛光），把报纸改名为《老百姓报》，换个马甲继续战斗。只可惜，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这份为民发声的报纸最终还是难逃被查封的命运。
1928年底，李克农升任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也开始陆续接触到中共高层领导。由于高度近视，身边的同事和好友都亲切地称他为’瞎公’。可谁也没想到，这个戴着厚眼镜的’瞎公’，在危险面前却比谁都敏锐。
现在的安庆路春晖里口
当时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为了躲避追捕，李克农和交通员宋治家（原芜湖民生中学学生）只能频繁搬家。一次，他们搬到了爱尔近路春辉里（现安庆路）的一幢二层小楼，楼下住的是他们，楼上则住着上海北站站长的情妇秦惠兹。
这位杭州女子心地善良，很快就发现楼下两个年轻人的生活过得十分拮据，常常把家里富余的米面悄悄送下来。相处日久，秦惠兹渐渐察觉到李克农的特殊身份，不仅没有告发，反而主动提出帮忙。最惊险的一次，她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动用站长的专车，将中央特科的一批武器安全送到了浦东。
这份恩情，李克农记了一辈子。解放后他专程到上海，通过市公安局四处查找秦惠兹的下落，可最终只查到她早已回了杭州老家，从此杳无音信。这件事，成了李克农心中永远的遗憾。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统区（白区）的中共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为了保卫驻沪的中央机关，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伍豪亲自牵头组建了中央特科。这个中共情报保卫史上的里程碑机构成了黑暗中的一道光。
中央特科成立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掌握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信息，保护好中央及中共各个重要领导人物的安全。往国民党要害部门安插潜伏人员成了特科情报科最初始的重要任务。此时，钱壮飞已经成功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鼻祖党务调查科成了头目徐恩曾的亲信。他传来一个关键消息，党务调查科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名义招聘一名广播新闻编辑。
需要说明的是，很多历史爱好者都会认为，有了中央特科便有了“龙潭三杰”，广义上，这句话对。但从时间轴上，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位革命老前辈，先烈是在1929年先后打入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核心部门后，才正式将组织关系移交到中央特科。
机会难得！李克农立刻向中央特委毛遂自荐，主动要求打入这个重要机构。凭借出众的文才、对时政的敏锐触觉，再加上钱壮飞的暗中相助，他顺利通过招聘，化名李泽田，正式潜伏进敌营。
李克农的文笔很快就得到了徐恩曾的赏识经他整理的调查材料，条理清晰、重点突出，读起来行云流水。为了进一步获取信任，中央特批将一些过期文件交给李克农，由他以’缴获的共党文件’名义送往南京。徐恩曾看过这些材料后，曾拍着李克农的肩膀称赞“你真有办法！”（谁也没想到的是，此二人成为今后十数年里，国共秘密战线上交锋的最大对手，李克农笑到了最后）。
此后，李克农一边用假情报和过期文件稳住徐恩曾，一边悄悄积累信任，很快就被提拔为电报股股长。这个职位堪称“情报超白金岗位”。当时无线电是彼时的“黑科技”，全权统管着国民党全国的无线电报务员和秘密电台的居然是中共情报员。
与此同时，另一位传奇情报人员胡底也成功打入党务调查科，先后在南京、天津主持情报机构。经中央批准，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中共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中共情报史上赫赫有名的’龙潭三杰’就此诞生。他们的单线联系人，正是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陈赓（化名王庸），而上海的三民照相馆，就是他们交换情报的秘密据点。
成为“李股长”后，李克农的潜伏生活更加谨慎。他从春辉里搬到唐山路元吉里，后又迁到元裕里，中央特委专门派人为他进行户外便衣警卫，家里窗台上还会按纪律放置安全信号。周恩来特意将他的妻子赵瑛和孩子接到上海，用家庭身份为他打掩护，避免不必要的嫌疑。
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里，常能见到这样的场景。“李股长”整日摆着十足派头，脾气更是火爆，对着送饭的“跟班”宋治家（中共秘密交通）动辄就破口大骂。没人知道，这看似水火不容的相处模样，藏着他们传递情报的核心秘密。
1930年夏，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准备在上海秘密举行，几乎当时中共所有的重要成员云集上海，准备开会。可消息早已被南京特务总部侦悉，对方密令上海军警宪特联合行动，妄图将参会的中共首脑一网打尽。李克农得知这个致命情报后，心里咯噔一下，立刻开始盘算如何传递消息。
中午时分，宋治家送饭过来，李克农当即拍着桌子怒吼：“你这是做的什么饭？全是夹生的！我胃本来就不好，你是想害死我吗？”训斥声惊动了周围的同事，有人见状连忙过来圆场，劝宋治家赶紧去街上给“李股长”重新买午饭。
李克农趁机掏出一沓钞票扔给宋治家，宋治家装出受尽委屈的样子，哭丧着脸转身就走。走到无人的弄堂里，他立刻展开卷成一团的钞票，上面只有四个字“会不能开”。宋治家不敢耽搁，火速将情报上报中央。正是这及时的预警，让中央迅速更改会议地点、延期举行，成功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这也是顾顺章叛变前，李克农第一次挽救整个中央的特别重要的情报行动，避免了中央差点遭受的“灭顶之灾”。
随着信任度越来越高，李克农的潜伏工作范围也不断扩大。收集情报、铲除内奸、护送重要干部，这些都是他的日常任务。那段时间，几乎所有路过上海去南京的中共重要干部，都由他亲自护送。其中最惊险的一次，当属护送刘伯承。
年轻时候的刘伯承元帅
1930年，刚从苏联回国的刘伯承，接受了中央布置的武汉起义总指挥任务（此计划为’立三路线’的激进产物）。当时上海到武汉的封锁极其严密，蒋介石早已下令抓捕刘伯承，谁放走他就地处决。为了保证安全，中央特委决定由李克农先护送刘伯承去南京，再转往武汉。
经过7天的周密筹划，李克农制定了一套绝妙的计划。行动当天，上海飘着细雨，他故意让汽车“坏”在闸北棚户区的路上，自己则披着风衣、戴着墨镜在一旁抽烟。没多久，满载军警的卡车和吉普就呼啸而来，带队的正是上海警察局侦缉队队长邢子春。该员曾参加过李克农的无线电训练班，两人有着“师生之谊”。
邢子春见是李克农，立刻满脸堆笑地道歉。李克农趁机“亮出”徐恩曾的急电，谎称自己要去南京押送“刺杀蒋介石的要犯”，提出帮邢子春押送他抓获的犯人，还承诺以后带他见徐恩曾，帮他“出头”。邢子春欣喜若狂，当即答应同行。
就这样，李克农将刘伯承伪装成“重要知情人”，顺利坐上邢子春的车，一路畅通无阻地抵达上海北站，邢子春还利用自己的身份买好头等车厢车票，和刘伯承一起上车。为了躲避便衣特务，两人全程聊的都是’生意经’，半句党内事务都没提。直到安全抵达南京，李克农才笑着跟刘伯承开玩笑 ‘咱们俩，合起来只有一双眼啊！’ 原来两人都坏了一只眼睛。
1931年4月底，中共情报系统遭遇“地震”！特科领导人顾顺章叛变。这个掌握着大量核心机密的叛徒，让整个上海的中共组织陷入崩塌式危机。
那惊心动魄的48小时里，李克农几乎不眠不休，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汇报情况、通知转移、组织掩护，每一件事都刻不容缓。他不仅要应对敌人的追捕，还要亲自护送重要领导人。王明和博古就在其中，他先亲自检查上海郊区一处工人家的小阁楼，确认没有埋伏、观察好逃生路线后，才小心翼翼地把两人领进去隐藏。
潜伏身份暴露后，危险也降临到了他的家人身上。敌特冲到家里前门时，赵瑛才刚端起饭碗，见状立刻放下碗筷，拽着李治、李伦两个孩子从后门狂奔而出。母子三人在上海街头提心吊胆地流浪了几天，才终于和组织接上了头。
而李克农，直到完成所有保卫任务，送走最后一位需要转移的同志，接到陈赓的撤离通知后，才作为转移名单上的最后一人，离开了这座他战斗多年的城市。
六年后的1937年6月，李克农以中共情报保卫系统重要领导人的身份重归上海，牵头组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此时的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初来乍到的潜伏者，而是成了黑暗中指引方向的领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