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引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是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或“现代经济学奠基者”。
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国富论》，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马克思曾评价说，“在亚当·斯密手中，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到某种完整的地步，它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完备的轮廓。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国富论》的许多观点和思想已成为经济学教科书的基础内容（注：斯密的一般经济理论本文不再赘述）。但许多人可能并不了解《道德情操论》。斯密于1759年完成伦理学经典著作《道德情操论》，6年后才完成《国富论》。如果套用周易的观点，《道德情操论》属于“道”，而《国富论》属于“器”。
本文简要介绍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斯密的生平，《道德情操论》及其经济伦理，《国富论》及其历史地位，斯密的社会分工理论、工资理论，以及“看不见的手”和自由贸易理论。
（注：本文篇幅较长，全文518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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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与苏格兰启蒙运动
斯密是遗腹子，他的父亲是苏格兰海关的官员。斯密14岁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师从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学习道德哲学，随后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17岁时获得奖学金转入牛津大学，23岁毕业获得学士学位。
斯密在牛津大学期间，曾因阅读休谟的《人性论》被告发。学校当局不仅没收了这本“禁书”，还对斯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斯密对牛津大学的不满溢于言表，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们每天做两次祷告，每周听两次讲课，别无他事，任何人在牛津大学倘若由于过于用功以致危及健康，那只能是咎由自取。”
那时的牛津大学仍是一潭死水，而格拉斯哥大学已成为新思想的策源地，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中心。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哈奇森、斯密和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都来自格拉斯哥大学，蒸汽机发明者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也在这所大学任职。
苏格兰启蒙运动是可以与法国启蒙运动相媲美的思想解放运动。18世纪一些杰出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医学家，甚至修辞学家和神学家都来自苏格兰。与法国启蒙思想强调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性建构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延续了约翰·洛克等英格兰思想家的“经验论”传统，强调尊重社会既有习俗和习惯，更加关注人的道德伦理和幸福感。
苏格兰启蒙运动也是一场具有世界性广度的思想和文化运动，引领了苏格兰乃至欧洲走向现代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高度评价道：苏格兰启蒙运动“发明”了现代世界。
阿瑟·赫尔曼的《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
《道德情操论》及其经济伦理
斯密从牛津毕业后，先后在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任教，讲授逻辑性、法学和伦理学。斯密的讲座非常精彩，吸引了大量的付费听众。
他将伦理学讲义修订整理后于1959年出版《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该书迅疾成为畅销书，伦敦上流社会几乎人手一册。
《道德情操论》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介绍并评价了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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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以市场和道德存在对立而误以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相互矛盾的。这两本书虽然主题不同，但却是一脉相承。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就是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提出来的。斯密指出：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都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并非出于其本意的目的”。
但是，斯密并不认可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原则。《道德情操论》阐述了经济动机的高度复杂性，并指出它深深地融于更广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中。这里引用《道德情操论》中几段与经济学有关的经典原文予以佐证：
1. 人类生活的不幸和混乱，其主要原因似乎在于高估了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之间的差别。贪婪过高估计贫穷和富裕之间的差别，野心过高估计个人地位和公众地位之间的差别，虚荣过高估计湮没无闻和名闻遐迩之间的差别。……。那个试图用药物来增强自己还算不错的体质的人，他墓碑上的铭文是：“我过去身体不错，我想使身体更好；但现在我躺在了这里。”这一碑文通常可以非常恰当地用来体现贪心和野心未得到满足所产生的痛苦。（注：这段话在去年9月的微头条中曾引用过。）
2. 一个真正有美德的人应该愿意“为全世界的更大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
3. 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成果不能充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到社会的稳定。（评：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模型可以证明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能缩小贫富差距，甚至实现共同富裕。）
4. 出于对他人幸福的关心，我们形成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出于对自身幸福的关心，我们怀有谨慎的美德。（评：这就是说，斯密认为利己和利他在自由市场中是可以统一的。）
5. 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使他人的幸福成为他的幸福必备的条件，尽管除了看到他人幸福他自己也觉得快乐之外，他从他人的幸福中得不到任何其他好处。（评：“人性本恶”与“人性本善”同时存在，这才是客观的、理性的。）
6. 剥夺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比让我们得不到该得到的东西要更严重。因此，侵犯财产，比仅仅撕毁契约罪恶更大。
7. 当维护一个个体与一个整体的安全相互矛盾时，最公正的做法就是择众弃寡。
英国经济史学家埃里克·罗尔（Eric Roll）说：“我们不能忘记《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如果我们不了解后者的一些哲学知识，就不可能理解前者的经济思想。”
即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承认：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注：关于弗里德曼的介绍参见本系列诺奖篇《金融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缔造者：1976年诺奖得主-弗里德曼》）
《国富论》及其历史地位
《道德情感论》的出版令斯密声名鹊起。5年后，他受邀成为一位年轻公爵的家庭教师，陪同其到欧洲大陆游历。斯密在法国结识了伏尔泰、重农学派的魁奈和杜尔哥等著名学者。
魁奈的自然秩序观和自由竞争学说，对斯密的学术思想影响很大。斯密返回家乡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历经9年的呕心沥血才出版《国富论》。魁奈是继哈奇森、休谟之后对斯密经济思想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
《国富论》的出版大获成功，第一版仅六个月就告售罄。《国富论》的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分上下两卷，共5篇32章。这部著作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堪称西方经济学界的“圣经”。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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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认为，国民财富是指供给国民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评：由此可见，信用货币更不可能是财富。）
《国富论》正是从批判重商主义开始，其核心观点是：金银并非财富的属性或本质，而是财富的化身或表象。国民财富的增长主要源于生产的增长，而不是海外贸易和掠夺；生产增长与原材料、市场、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关，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市场或“看不见的手”作用，倡导“自由放任”，而非政府干预。（注：关于重商主义的介绍参见前文《西欧资本主义早期的重商主义：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前奏》）
斯密在《国富论》中以七章的篇幅对重商主义的学说和各种政府干预措施加以鞭笞。斯密认为，重商主义就其性质与实质来说，是实现国民财富增进的最大阻碍。
需要说明的是，斯密主张的“自由放任”主要在经济领域，但在司法、国防、教育和公共事业领域，他认为立法者应该承担积极责任。
现代西方经济学追根溯源是《国富论》，而《国富论》的经济伦理基础是《道德情操论》，是“社会人”，而不是泯灭社会性的“经济人”。
在斯密看来，道德与经济是统一的。中文的“经济”一词来源于“经世济民”，是社会繁荣、百姓安居的意思，也包含着惠及民生的人文主义思想。西方与东方的经济思想在这点上是一致的。然而，西方的后斯密时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转向脱离社会性的“经济人”和纯粹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所谴责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斯密曾说，“《道德情操论》是远比《国富论》更为优秀的作品”。但西方经济学界将“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桂冠给了斯密，而《道德情操论》似乎被遗忘了。也许正因为此，西方经济学在发展中迷失了。
在《国富论》的写作过程中，斯密积劳成疾。自1784年开始，他健康状况持续恶化。1787年斯密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两年后，斯密逝世。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这样一句朴实的话：这里埋葬着《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的遗体。
斯密的分工理论
斯密最早提出较为完整的劳动分工理论。他在《国富论》中全面系统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供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重要作用。简单来说就是“社会分工创造财富”。
增加国民财富主要有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两条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劳动人数。前者主要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深化和市场交换的顺畅，后者依赖于资本积累和适当的资本运用。一个保障是坚持自由竞争，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防止政府的不适当干预。
斯密有句名言：“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说明：劳动分工是创造财富的基础，而交换是实现财富的途径。斯密认为，只有以利己为基础、以平等交换为原则的市场交换，才是能够长久保持的常态。
（注：斯密处于科技革命的前夕，他低估了科技进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
斯密的工资理论
斯密认为，工资是财产所有者与劳动者相分离的情况下，作为非财产所有者的报酬。他说，“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劳动工资是对勤勉的奖励。勤勉，和人类的其他品质一样，随着所受到的奖励而增加。”将工资看作是劳动的报酬，奠定了劳动工资理论的基础。
斯密最早提出了工资水平的最低标准、平均工资和最高工资，影响工资的因素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随一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使劳动工资增加的，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
斯密认为，“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充足的劳动报酬，鼓励普通人们增殖，因而鼓励他们勤勉。”由此可见，斯密的观点是：适度提高工资水平利大于弊。
然而，后世的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却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工资水平”。正如前文所说，斯密秉持了工资的社会属性，而后世的西方经济学抹杀了工资的社会属性。这难道不是“道德情操”的沦丧吗？
“看不见的手”与自由贸易理论
斯密认为，市场机制本身这个“看不见的手”将驱使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因为，市场在鼓励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自然地触发出他们的勤劳、节俭品质和创造精神，并通过竞争的力量，引导人们把其资源投向生产率最高的经济领域，从而促成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斯密期望在自律的个人自由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自发调节的社会经济秩序，提倡一种“自然的、简单明了的自由体系”。政府无需干预一般的经济事务，应任由每一个人按其自己的方式来行动，由此可以自然地对公共利益做出最大的贡献。
他说：“每一个人，不需要自己关心社会福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推动社会的福利。他只需要关心自己，追求他自己的福利就可以了。但是他在追求自己福利的过程中，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让他的努力转变为对公共事业的推动。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让他的自私自利推动社会福利的改进。”
斯密强调，政府只需维持和平，建立和维持一个严密的执法体制，以及提供教育和其他最低限度的公共事业。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有多少好事是由那些佯装增进公共利益而干预贸易的人所达成的。”
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延伸到国际贸易领域就是反对重商主义的自由贸易理论。他说：“英国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一个自由港，对外贸易不应该受到任何干扰；如果政府的开支能够以其他方式加以支付，那么所有的进口税、关税、消费税都应该取消；来自所有国家的所有商品都应该在这里实现自由贸易、自由交换。”
【后记：斯密晚年时仍笔耕不缀，继续写作关于哲学和经济学的著作。但他也将更多的时间投入于《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旧作的修订上。1790年7月11日是星期日，感知大限将至的斯密吩咐一位朋友将他所有未出版的手稿付之一炬。被烧毁的手稿可能多达18卷，包括斯密毕生积累的所有讲义，以及未完成的“文学、哲学、诗歌、辩术等不同分支的思想史”。这真是一个黑暗的星期日。
为何要如此呢？我们从斯密于1788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答案。他在信中说，“我想，我能够做到的最理想的事情是使那些我已经出版的书籍能以最好、最完整的状态留诸于世。我是个迟钝、非常迟钝的作者，每一篇作品在我能勉强满意它之前，至少要写个六七遍。”
英国思想史学者伊恩·罗斯（Ian Ross）撰写的《亚当·斯密传》是迄今为止关于亚当·斯密生平和思想最为详尽的传记。罗斯写这本传记用了近20年，出版后又用了10年时间来修改，直到2010年出版第二版。罗斯用写作《亚当·斯密传》的精益求精完美诠释了斯密追求最好、最完整的优良品质。】
伊恩·罗斯的《亚当·斯密传》
探索篇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