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


刘学堂 李溯源

内容提要

新疆发现的铸铜石范大多属于青铜时代,以工具和武器范为主,这是欧亚草原西部很早就兴起的青铜器文化向东传播的结果。新疆铸铜石范的发现说明这类青铜器是当地制作,它们是研究新疆青铜文化和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珍贵材料。

冶金史研究中,铸范非常重要,俄罗斯著名学者切尔尼赫在研究欧洲冶金史时非常注重铸范的分析,他的《苏联冶金史》一书,以铸范的类型学研究为重要基础,建立了原苏联地区早期冶金史发展的基本序列。[2]近年来,在伊犁河谷地区和环准噶尔盆地的其他山前地带,征集或发现不少铸铜器的石范,这些材料对新疆青铜器研究和中国冶金史研究弥足珍贵。下面,我们介绍这些铸铜石范,并就这些石范反映的问题,进行初探。

新疆史前铸铜石范主要发现在伊犁河谷地区,少量发现在塔城和乌鲁木齐附近地区。主要有斧范、带柄镜范、簪形器范、铲范、矛范,另外还有镞范、锥范等。

1.斧范,5件,均为竖銎斧的石范。图1斧范为伊犁征集。范石为长梯形,合范,只存一面范。斧首端窄,下端宽,弧刃,高15、下端宽8厘米。銎在斧首上端,与斧体方向一致,圆銎,口部直径大,斧颈束,颈的两侧有对称的半圆形双耳,颈部刻一周网状纹,网状纹下刻一周折线三角,三角大小不同。图2斧范采集自伊宁县维吾尔俞其瓮乡。范石长方形,合范,保存完好。长16、宽6厘米。銎在斧首上端,圆銎,銎一侧有单半圆形耳,斧体上窄下宽,弧刃。图3斧范采集自尼勒克县的尼勒克沟。范石长方形,合范,一面范保存完整,另一面范残,仅存斧首部分。范长17.5、宽9厘米。圆銎,斧体下部宽,弧刃。


图1(左)  图2(右上)  图3(右下)

2.带柄镜范,3件。均单范,即只在一范面上刻出铸模,另一面范则为平面。一件背部刻出纹样,另两件为素面。图4带柄镜范采集自伊宁县维吾尔俞其瓮乡。范石外观呈圆角三角形,双范保存基本完好,长16.5、最宽处12厘米。其中铸模底范保存完好,镜面为桃圆形,柄前端窄,后端宽,柄较短,柄端部铸出对称的半圆形系耳。范的一侧还刻出一锥范。另一范面略残。注液口在镜的柄端。图5带柄镜范采集自特克斯县,存单范。镜面的一端为圆形,柄为长方形。长18、宽9厘米。从范模看,只刻带柄镜边缘轮廓,直柄刻成细柱状,推测这是一件尚未完成的范。

图4
图5

3.簪状铜器石范,1件。图6石范为特克斯县采集,外型像是带柄镜的范,只存单范。端部圆形,残,长13.5厘米。范模的器形是一端圆形,下为长柱状柄。圆形的中间和外侧为两同心圆环,两圆环的中间是放射状线,图案很像“车轮状”。柱状柄的近端有大体对称的半圆耳。这种器物外形很像铜簪,目前还很难认定它的实际用途,暂称簪状铜器石范。

图6

4.铲范。图7为窄刃铲范,阜康县征集。范石梯形,长16.2、宽10.6厘米,合范,局部残破。铲呈长梯形,刃部略弧,上下范的一侧各有一对合范用的小孔。窄刃铲范的一侧还有一锥范。窄刃铲和铜锥首端都有注液孔。图8为宽刃铲范,1件,采自哈巴河县齐巴乡的乌什洪子村,保存完好,合范,竖銎柄,柄较短,圆口。铲体较厚,宽刃,铲体两侧略弧,直刃,长12厘米。铲的首端一侧又有一镞范,为有銎镞,镞体呈柳叶状,銎为圆口。铲和镞的注液口均在端头。图9铲范出自新疆克尔木齐M17号墓,为1套2件,合范,有圆銎,銎侧带单半圆形钮,圆肩,铲面窄长,銎口有加宽的厚边。



图7(左上)

图8(左下)

图9(右上)

5.矛范,1件。图10矛范采自阜康市滋泥泉乡双河二组,由村民李方新上缴文物部门。合范基本完整,局部稍残。平面呈长方形,范石长22.5、宽4.2厘米。中间是矛范,矛体柳叶状,竖銎柄,銎圆形口,矛范长21.7厘米。范的一侧还有一镞范,镞体呈柳叶状,有銎镞,形态同矛,镞体呈柳叶状,銎口也为圆形。镞范长7厘米。上下范面有对称小孔。

图10

6.刀、簪范、锥范。上面提及的石范中有的范在中间铸主要器物,边部则为锥、镞的范。主要或专门铸刀、锥以及簪的范在新疆也有发现。图11石范为塔城采集。范石长方形,中间为簪范,一侧为刀范。簪的另一侧有两排锥范,另外范的外端侧还有一范模,因为残缺,形态不明,推测是带细柄的小锤的锤范。簪为合范,簪体细长,顶端尖圆,首端为呈四连珠首饰。刀范为单面范,刀背弧,刀柄端略直,首端平弧,中有小孔,刃与柄间突出长方形栏。刀和簪刃端一侧的锥范一大一小,均为圆锥状。范首端的小锤也为合范。簪、刀、锥、锤的注液口均在刃尖部。图12石范为新疆克尔木齐墓地M17出土,2件,为刀、锥范,铜刀与同墓地M16中发现的铜刀形制相同,另一件是铸造铜铲的范[3]。和硕县新塔拉遗址发现一件镞范,石范长12、宽6.5厘米,厚约1.8~2.5厘米。平面呈长方形,上有柳叶状镞形槽。[4]

图11(左) 

图12(右)

考古发现的铸铜石范,石质一般是硬度不高的软石,容易刻凿加工,最常见的石范材质有片麻石、滑石、砂岩等。新疆发现的上述石范,虽未经石质分析,但从表面观察不少是麻石制成。

从目前欧亚范围的考古发现看,青铜范铸技术最早出现在西方。欧洲地区最早的铸铜石范发现于保加利亚,在属于特利波利耶(Tripokye)文化的遗址中发现有大量青铜的工具和装饰品,年代可早到公元前5千纪到公元前4千纪早期,这些青铜工具多为石范浇铸而成。环黑海冶金区的早期青铜时代的许多遗址中,亦发现大量铸铜石范,年代在公元前4千纪,另外还发现少量的铸铜泥范。从范模看,很多是铸造管銎战斧的斧范。环黑海冶金区的青铜时代中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千纪上半叶的后段到公元前3千纪中叶,铸铜石范发现更为普遍,比如在著名的竖穴墓文化中(Pit-grave)见有不少范铸的管銎战斧。迟至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源于欧亚草原西部的青铜器传至萨彦—阿尔泰地区,阿尔泰山区的阿凡纳羡沃文化中发现短剑、刀、锥和耳环等铜器,其中出土的4件铜斧与南乌拉尔地区竖穴墓文化的战斧非常相似,是都用同型式的范浇铸而成。此后在中亚奥库涅夫文化、塞伊玛—图尔比诺青铜器群以及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中都发现大量的范铸铜器和少量铸铜石范。

在我国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过1件青铜刀,它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青铜器,这件青铜刀是用两块范闭合浇铸而成,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铸造铜器,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在公元前2740年(经树轮校正)。[5]其后,在河西地区属于公元前3千纪末马厂文化遗址中偶见有铸造的红铜块,甘青齐家文化遗址发现铜器130多件,[6]其中大多不早于公元前2千纪,少量刀为铸造铜器。[7]新疆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属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墓地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2千纪前后,以这一墓地为代表的文化称为林雅文化。[8]林雅文化发现大量的铜器,这一文化中的青铜器不仅类型丰富,而且在冶铸技术上也表现出高超水平。[9]林雅文化中的不少铜器系铸造而成,[10]冶金史学者通过对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79件样品进行组织结构分析,发现有28件显示出铸造组织,4件是铸造后冷加工成形,二者合计占金相组织鉴定样品的40%。铸造的器物类型有串珠、手镯、管饰、刀、牌、镞、扣、耳环等。[11]不过,目前该地区还未发现铸造这些铜器的范。由哈密盆地沿天山向东,与之相邻的河西西部分布着四坝文化,四坝文化与林雅文化在文化特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两者的青铜器,从器类到形态都很接近。四坝文化的玉门火烧沟墓地出土数百件铜器[12],经鉴定的65件铜器中,除4件为锻造外,其余均为铸造。属于同一文化的民乐东灰山、酒泉干骨崖墓地出土的数十件铜器,有近一半是铸造铜器。火烧沟墓地出土1件四羊首的权杖头,是一件镶嵌铸件,表现出了极高超的范铸工艺。[13]在火烧沟文化遗址中,发现1件铸铜器的石范,为合范,一次可铸2件铜镞。范为泥沙岩质,具有硬度适中、耐火度高的特点。此范有使用痕迹,说明这里的箭镞有当地制造,它被认为是中国目前年代最早的铸铜石范。[14]

范铸技术在我国北方系青铜器分布区、中原以及山东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址中也有发现。内蒙古朱开沟文化,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前后,遗址中出土有少量青铜器,经金相组织检验,11件标本中有4件是铸造,[15]但这里未发现铜器的铸范。分布在内蒙古东北和辽宁西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在公元前2千纪的前半叶,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发现铜器60件,极少为铸造,遗址中偶见有陶范,辽宁北票康家屯遗址出土有石范。[16]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第三期到第五期的文化层中有石范出土,其中一范是镞、凿、斧的多用范,年代在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到公元前2千纪中叶。[17]山东岳石文化在公元前2千纪的前半叶,这一文化出土的十多件铜器中,只有1件为铸造[18]。中原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但集中出土铜器的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年代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前后,进入了商代纪年,二里头的铜器一部分为范铸,不过这里发现有陶范,这些泥、陶范为中原冶金工业中陶范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继后成为中国古代铸造技术的主流方式,一直传至现代。

从以上考古发现看,我国范铸技术最早出现在西北地区。西北发现的早期铸铜石范,除玉门火烧沟遗址发现1件外,其余均在新疆发现。从整个欧亚地区早期青铜器的传播看,石范技术主要沿着欧亚草原由西向东展开,由欧洲的多瑙河向东延伸至我国的长城地带,绵延一万多公里。公元前5千纪,石范技术最早出现于欧亚草原的西部,公元前4千纪已在中亚西部的草原地带有所分布,公元前3千纪末前后,范铸技术进入中亚草原北部的萨彦—阿尔泰地区。大概在这个时候,范铸技术在我国西北出现,公元前3千纪末到2千纪前半叶,包括新疆东部、甘青许多地区在内的我国西北地区,青铜文化骤然兴起,在当时亚欧东部领一时之先[19],终使这里成为当时我国境内青铜文化起源与发展的重要策源地。西北早期青铜文化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整个欧亚草原地带青铜冶铸技术、青铜文化不断向东传播的结果,尤其和石范技术的东传有关。

我国西北青铜文化圈里发现的数以千计的青铜器,相当多地采用了范铸技术。最早源于欧亚草原西部的范铸技术主要沿着两条道路东传,一路在进入中亚腹地后传播至阿尔泰山地并继续东传;另一路沿天山向东传播,进入河西、甘青地区,并继续向东进入中原腹地或中国北方地区。

欧亚草原西部石范,一般一套范只能铸出1件器物,只有个别范同时能铸2件器物。而我国包括新疆在内发现的范往往一范多用,一套范能铸出2件或多件器物。另外,新疆的一些石范,在上下范面留出对应的小孔,以便更为准确地合范,这种形式的范在欧亚西部草原地带很早就出现。

虽然新疆考古发现中未找到用上述石范浇铸的铜器实物,但同类型器形在欧亚草原地带多有发现,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新疆发现的石范看,有些范铸铜器的器形十分罕见,并从新疆发现的这些铸铜石范可以考察这些青铜器分布、传播情况。

(一)斧

铜斧是欧亚草原地带最常见的一类器物,从整个欧亚大陆发现情况看,青铜时代主要有横銎斧、竖銎斧、管銎斧、穿銎斧、垂背斧五大类。横銎斧很早就流行于欧亚草原的西部,并由西向东传播,管銎斧、穿銎斧和垂背斧出现的时间较晚。竖銎斧最早在西方见有锻打而成的,斧的銎一般不闭合,留有銎缝,年代在公元前2千纪前后[20]。铸造的竖銎斧出现时间晚,较早的实例出现于塞伊玛—图比诺铜器群中。塞伊玛—图比诺青铜群器的年代学术界有争论,但不会晚于公元前2千纪中叶[21]。目前从形态上很难将塞伊玛—图比诺的铸造竖銎斧和欧亚西部锻打的竖銎斧联系起来,塞伊玛—图比诺青铜群中所见的竖銎斧铸有双耳,斧的颈、肩部铸出纹样,它显然不是竖銎斧的最早形态,其起源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形态比较原始的铸銎斧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发现过,所以,这类铜器最早源于天山东部地区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伊犁发现的3件斧范,均可铸竖銎斧,铜斧的形态完全不同。图1铸铜石范铸的是竖銎斧,纹样和形态很接近塞伊玛—图比诺青铜器群中的同类器物,颈部有网纹、肩部为折线三角,对称双半圆耳,这是竖銎斧中偏早阶段最流行的风格。这件器物的年代大体可断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前后。后两件斧范,斧的器体变得细长,刃部呈弧的扇面状,其中一件斧范可铸竖单耳铜斧。公元前2千纪中叶以后,竖銎斧在欧亚草原十分宽阔的地域里广泛使用,并且出现了不同的形态,特别是在卡拉苏克文化以及其后的塔加尔文化遗存中十分常见,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都发现竖銎斧。[22]新疆地区是这类竖銎斧的主要分布区,伊犁的特克斯县和巩留县、塔城、哈密、吐鲁番、民丰尼雅、和硕新塔拉都有发现,但均为采集品,只有少数是发掘品。竖銎斧或单耳或双耳,器体一般较为窄长,不铸出纹样,它们的年代早到公元前2千纪的后半叶,晚到公元前1千纪的前半叶,个别可能晚到公元前1千纪后半叶。这类铜斧发现的标本较多,时代特征、器形演变轨迹也比较清楚。

(二)矛

矛是人类最早发明的武器,石器时代就有很多石矛。带扁铤的铜矛在欧亚草原的西部很早就流行,最早可溯至青铜时代的早期,矛体多呈长的柳叶状,有的柳叶体中间起脊。而有銎的矛和竖銎斧一样,最早可能出现在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因为多经过锻打,銎孔并未完全封闭,而是留有銎缝,[23]比较早的范铸矛的实例也见于塞伊玛—图比诺青铜器群。新疆阜康滋泥泉子发现那件矛范形态接近塞伊玛—图比诺铜矛,时代不会相差很远,可推测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或更晚一些。塞伊玛—图比诺的典型遗存西伯利亚鄂木斯克附近的茹思托夫卡墓地出土一件銎柄矛,銎的一侧有小耳和倒钩,这类器物在塞伊玛—图比诺中较为常见,无独有偶,我国甘青齐家文化铜器群中也见到一件形体基本相同的銎柄矛,只是它的小耳和倒刺分别位于柄的两侧。由此拉近了齐家文化铜器和塞伊玛—图比诺铜器群的关系。[24]齐家文化的铜矛的起源可溯至塞伊玛——图比诺,其最大的可能是这类青铜器物经过今天的新疆传入齐家文化分布区。

目前很难将銎柄矛和欧洲草原地带流行的有铤矛联系起来,銎柄矛的起源目前尚不清楚。不过,新疆阜康这件矛范上还有铜镞范,镞为有銎镞,镞体呈柳叶状,形态很像矛,这种样子的镞在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甘肃火烧沟墓地和最近新疆发掘的小河墓地都可见到。火烧沟遗址中还发现铸造这类镞的石范,所以,也存在柳叶状的銎柄矛是受同样形态的銎孔铜镞影响而产生的可能性。因为在石器时代的石镞中,柳叶状石镞较为常见,柳叶状铜镞不排除是在模仿石镞的基础上出现的,而柳叶状的铜矛又是模仿形态相近的铜镞的结果。柳叶形镞在新疆天山东部区都有发现,故也存在这类有銎柄铜矛最初源于天山地区的可能。

新疆的塔城博物馆和昌吉州博物馆各收藏1件铜矛实物,这2件铜矛形态略有变化,矛体较短,銎较长,时代上可能晚一些。新疆和静县察吾呼沟一号墓地发现过一件銎柄铜矛,銎很长,矛体呈弹头状,时代晚到战国前后。[25]我国北方地区竖銎铜矛也有少量发现,时代一般不早于西周,多属于春秋战国时期。[26]

(三)带柄铜镜

欧亚草原铜镜大体分两大体系,一是圆板具纽镜系统,二是圆板具柄镜系统,学术界常将前者称为东方体系的铜镜,后者称为西方体系的铜镜。但是,从考古发现看,圆形镜状的铜器最早也可能源于西方,时代可早到公元前3千纪。圆形牌状铜器于公元前3千纪末到公元前2千纪初,在新疆东部天山地区得到很大发展,成为这里早期青铜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圆形镜正从这类圆形铜牌饰中分离出来,并向东传播至中原及中国北方地区。[27]带柄镜在西亚地区源远流长,南土库曼斯坦科彼特达格山前绿洲,属于公元前3千纪纳马兹加文化的四期就出现了早期的带柄镜。[28]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见到过带短柄的圆形牌饰,外形很似带柄铜镜,由于是孤例,因此很难将其与晚期的带柄铜镜直接关联起来。

早期带柄镜的柄比较长,镜面为圆形,柄有时呈细柱状,个别铜镜是在柄与镜面分铸后再接合在一起。公元前1千纪开始,带柄铜镜在整个中亚地区流传开来,开始出现了很多柄部较短的带柄镜,并在柄上进行装饰。特别是进入公元前1千纪后,游牧民族逐渐出现并活跃在欧亚大草原上,带柄镜成为游牧民族用于宗教活动和用于装饰的重要器物,被携带传至森林草原地带大多区域,这些游牧者常在铜镜的背面铸出各种动物或其他纹样,极大丰富了铜镜文化内涵。[29]新疆地区的伊犁、天山南麓的和静、库车、轮台、吐鲁番等地的史前墓葬中发现多枚带柄镜,时代多为战国前后。[30]新疆伊宁发现的这面带柄镜范,镜柄两侧有小环耳,很可能受到中亚西部带柄镜的影响,年代可推断在公元前1千纪的中叶。

(四)铲

在欧亚草原西部,青铜时代早期流行一种平面为长梯形背部平直的扁斧,这种器物一直到青铜时代晚期形态上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31]新疆阜康发现的窄刃铲范,同欧亚草原很早就流行的扁斧属于同一系统的生产工具。新疆尼勒克县铁木里克沟口墓地战国时期的墓葬的墓壁上,清晰地留下用这种窄刃铲修整过的痕迹[32],表明窄刃铲在新疆流行的年代至少晚到战国前后。新疆哈巴河县采集的带銎的宽刃铲,器形比较特殊,仅此孤例,难以判断时代。

宽刃铲的起源目前还不清楚,同类器物在中亚公元前2千纪后半叶安德罗诺沃文化中比较常见,在安德罗诺沃文化中宽刃铲的銎一般不高出铲体,未形成銎柄,圆銎深入到铲体内,这样便在铲体的中部形成明显突起的圆脊。新疆阿勒泰克尔木齐墓地出土的铜铲有明显銎柄,它与安德罗沃诺同类铲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新疆阿勒泰哈巴河采集的宽刃铲范,銎明显高出铲体,形成銎柄,同类宽刃铲十分罕见,其时代可能要晚一些。

刘学堂 李溯源|新疆发现的铸铜石范及其意义

(五)其他

新疆特克斯县发现的那件簪状器石范,形态特殊,十分罕见。一端为细柄另一端加圆形装饰的铜器,在西亚和中亚的西部青铜时代发现过,但很难找到与特克斯县这件石范铸器相同的器类。仅从器物纹样风格推测,它很可能属于公元前2千纪的遗物。值得提及的是,不久前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克里雅河下游青铜时代遗址采集到一些铜器,其中有1件铜器的形态十分特别,它有很细的柱状长柄,柄端圆形,圆形的面上铸出放射状线,射线的头端圆粗。这类器物在此前的新疆考古中从未见过,从形态上看它很可能和特克斯县发现的这件器范铸器属于同类,属于青铜时代。

新疆塔城采集的石范,一范可铸5件器物(图11)。中间簪范其簪的形态在中亚地区多有发现,年代在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另一侧的铜刀从形体风格上看,年代与之一致。范一端外侧的那件器物,很可能是带细柄的小锤,过去很少发现,因为同范,其年代可定。

新疆发现的铜镞类型极为丰富,但单独的镞范很少发现。镞体呈柳叶状的有銎镞是早期铜镞流行的形式,为青铜时代早期的遗物。

从目前考古发现看,早期(汉代以前)东西文化交流有两条主要通道:一条是欧亚草原通道;另一条是天山南北两麓和山间绿洲的绿洲通道。前一条通道,早在石器时代就开通,成为早期东西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坦途,历来受学界关注,而后一条绿洲通道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也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过去对它的研究重视不够。

近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以天山山脉为纽带的这条交通道,从青铜时代早期或者更早就已经形成。西方的冶铜和铸铜技术,就是顺着这条交通大动脉自西向东传播。笔者最近提出,新疆早期青铜器可划分为以伊犁河谷为中心的西部天山系统和以哈密为中心的东部天山系统。西部天山系统位于欧亚草原西部很早就发展起来的青铜器文化向外传播的外环区域,这里的青铜器以工具、武器等实用器为主。早期青铜器文化一路沿着欧亚草原道进入萨彦—阿尔泰地区,并继续向东传播;另一路也可能由西部天山进入今天的新疆,东部天山系统青铜文化在当时欧亚青铜器文化格局中显得十分特别,地方特征明显,它主要以装饰器为主,此外是实用的小铜刀等,这支青铜文化很可能是在东西文化交流的基础上,由当地发展起来,它的形成对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对中原和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3]

新疆发现的铸铜石范多数属于西部天山系统青铜器传统,其原型大多根植于西方。另外还有一些青铜器的渊源目前还不清楚。这些铸铜石范的发现,表明不同文化渊源的铜器在新疆的出现,并非都是远途贸易的结果,更有可能是当地制作。

 滑动查阅注释

[1]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大研究项目(新疆出土古代青铜器集成)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06JJD780004。

[2] E.N.Chernykh,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3]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克尔木齐古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硕县新塔拉和曲惠遗址调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2期。

[5]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

[6]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性特征及交互作用》。

[7]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

[8]刘学堂、李文瑛:《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

[9]潜伟:《新疆哈密地区史前时期铜器及其与邻近地区文化关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

[10]梅建军、刘国瑞、常喜恩:《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

[11]潜伟:《新疆哈密地区史前时期铜器及其与邻近地区文化关系》,第43~61页。

[12]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

[13]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

[14]孙淑云主编、李延祥副主编:《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专论》,中国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2页。

[15] 《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专论》,第146页。

[16]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1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5、122、167页。

[18] 《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专论》,第146页。

[19]刘学堂、李文瑛:《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

[20]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p.121.

[21]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

[22]详见李海荣:《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47~149页。

[23]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p.112、113、121、137,图35、36、47.

[24]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一号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26]李海荣:《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第138~140页。

[27]刘学堂:《再论中国早期铜镜起源西域说》,见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历史与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

[28] V.W.马松:《呼罗珊与外阿母河地区的青铜时代》,见中国对外翻译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公司出版,2002年,第169页。

[29]弗拉基米尔·库巴列夫著;周金铃译;潘旺校:《亚洲游牧民族使用的铜镜是宗教考古学的原始资料》,《新疆文物》2005年第1期。

[30]刘学堂:《再论中国早期铜镜起源西域说》。

[31] E.N.Chernykh,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32]周小明:《新疆尼勒克县加勒格斯哈音特和铁木里克沟口墓地考古发掘成果简述》,《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

[33]刘学堂:《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

(作者单位:刘学堂 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李溯源 伊犁文物局)

编校:杨春红

审校:宋 俐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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