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五所学校里上过学
六十多年前，我曾在唐河县源潭公社、城关镇和城郊公社的五所学校里上过小学。
一、在张岗学校上一、二年级
1957年秋，张岗学校开学的那天上午，我去学校报名。负责登记的是位女老师，三十来岁，和蔼可亲。我的前边有一个男生和一位女生。老师问男生叫什么名字，男生回答：“王铁头。”“谁给你起的名字？”“我两岁时在大路上玩，不小心被牛踢着了头，又撞在拖车上，但我的头并没受伤，庄上人说我的头结实，就喊我王铁头。”
“你哥叫什么？”“王天义。”“我给你起个学名，叫王天祥，中不中。”“中啊。”老师又问女生叫什么。女声回答说叫董二盼。“你一定还有个姐姐，她叫什么？”“董富兰。”
老师笑着说：“你母亲一定盼望着再给你要个弟弟，所以给你起个二盼的名字。这样吧，我也给你起个学名，叫董桂兰，你同意吗？”女生高兴地回答：“我同意。”（大安庄王天祥、董桂兰的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当我报上我的名字后，老师说“这个名字起得很好，有新中国公民的含义。”听到老师的赞扬，我很高兴。登记后，我交了5角钱的书杂费。老师给我发了一本语文，一本算术，一本练习簿。从此，我成了张岗学校的一名小学生。
负责登记的老师叫赵春芳，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她都是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的语文课。她的语文课教得很好，我们都爱学语文。
那时的语文课文既简单易学，还富有教育意义。
如《太阳山》，教育我们不能贪心不足。
《狼来了》，教育我们不能撒谎骗人。
《小猫钓鱼》教育我们办事情要专心致志。
《狗公鸡狐狸》教育我们偏听偏信会吃大亏。
那时的许多课文我到现在还能背诵出来。
在这两年里，印象深刻的还有高清林老师。他是学校的校长，并教我们唱歌。我十分爱上高老师的音乐课，至今我还能记住并能唱出来的歌曲有《社会主义好》《歌唱二小放牛郎》《高高的兴安岭》《春天在哪里》《小燕子》《找朋友》等等。
记得在一次师生大会上，高校长列举了某些学生辱骂老师、殴打同学的违纪事实后，十分气愤地说：“这些学生经学校多次批评，仍屡教不改，真是球呲哩！”此话一出，立即引起学生们哄堂大笑。高校长望着大笑的学生们大声喊道：“笑什么笑，这就是球呲哩，球呲哩！”
学生们都认为高校长说的是赖话，经传播，“球呲哩”成了群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我将此事告诉了俺村最有学问的合章叔，他听后说：“高校长一定说的是岂有此理，只是说得快了，你们听成了球呲哩。”
看来，的确是学生们误会了高校长讲话的用词。
二、在龚岗学校上三年级（秋期）
1958年秋，源潭地区同全国一样，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集中全民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公共食堂。实行一平二调，迁村迁户什物大搬家。我们斋公桥村被定为“青年场（队）”的试点，要求没有45岁以下男劳力的人家，一律搬迁出村。我家只好搬到东仝庄我大姨家居住。我以为这也有好处，仝庄紧挨张岗，我上学能少走二里路。哪知上级又有指示，让张岗学校、春坡学校、蔡庄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一律去龚岗学校（联校试点）上学。
只有9岁的我，只好挑着稿荐、被子和学习用品，徒步五里路到龚岗学校上三年级。
那一期是怎样学习文化知识的，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学了很多紧跟形势的歌谣。如“小高炉遍地开花，新中国跨上骏马。万丈高炉平地起，钢铁产量顶呱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深翻一丈三，粮食堆成山。”“唐河县，不简单，出了个模范牛桂莲，棉花亩产一万三！”
我曾到龚岗村的东北地看三个大塚子（后来听说是四朗塚）。
我们常去棉花地里砸棉秆皮（听说是用来造纸或织麻袋的）。还曾去蔡庄村运过萝卜。入冬时下着雨雪，我们去红薯地里扒出红薯运回学校（当时的劳动力都被派到外地修渠筑坝，无暇顾及秋收）。
记得最清楚的是去车厢店村帮助摘花生。学生在摘花生的过程中，常常剝些花生仁填在嘴里。刚开始专挑大的饱满的吃。不少同学吃得肚胀、泻肚。后来有了经验，专挑半干的秕花生吃，又甜又香，还不会肚胀拉肚子。
那时学生们都在学校的食堂里免费就餐。伙食基本上是高粱面馍，苞谷糁稀饭，萝卜白菜，到后来以吃红薯为主。大锅蒸熟的芽子头红薯，面的噎人；节子红薯又软又甜。特别是大锅里的蒸红薯水，放凉后像现在的果冻，十分好吃。
三、回张岗学校上三、四年级
1959年春节过后，上级通知龚岗不办联校了，学生一律回到原来的学校学习。于是我回到张岗学校上了三年级（春期）和四年级（秋期）。
三年级期间，学校的各项工作都按部就班地开展。我能够认真听课，认真做作业，所以语文和算术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也犯了一次错误，至今想起来仍感到很惭愧。
那是在一个下午的自然课课堂上，我心血来潮，在课本的空白处用铅笔画了一个弯着腰、戴着草帽、吸着旱烟的老汉，我的同桌看到后，把课本和铅笔要过去，用铅笔在老汉的烟袋锅上边画了许多不规则的小圈圈，直通老汉的屁股后。我一见这创意，竟旁若无人地笑出声来。引得全班同学的目光都看向我，也引来正在讲课的郑古胜老师到了我身边。他看到我的这幅杰作以及刚才扰乱课堂的表现，十分恼火。
下课后，他将我叫到他住室批评我，而我却还想着那老汉吸烟的烟气飘到屁股后的画面，禁不住又笑起来。郑老师更恼火了，瞪眼看着我大声说道：“咋，你还笑，今天我不把你嚷哭，我就不姓郑！”我一听这话，产生了逆反心理：我就是不哭，看你还姓郑不姓郑。他训斥我十多分钟，我并没哭。后来校长找他有事，他出去了。等一阵子，我见他没回去，就偷偷地溜了出来。
当天晚上，我一直在想这件事，越想越觉得自己做得不对。于是第二天一到学校，我就找到郑老师认了错。
上四年级时，斋公桥村的青年场（队）也已停办，我家又搬了回去。那时的一日三餐，都到队里的公共食堂吃饭。只是质量越来越差，数量越来越少。入冬后已经吃不上馍了，后来连红薯也吃不上，只能喝稀面汤。再后来，葱花儿茶。在这种饥饿难耐的情况下，哪还有心思上学？为了活命，只好到野地里挖油菜根，剜野菜（灯笼棵、面条菜、毛妮菜），掐豌豆秧。拿回家偷偷地用瓦盆瓦罐煮煮充饥（那时队里的干部决不允许群众私自做饭吃）。
村里除了队干部、司务长、炊事员及其家属外，群众都是忍饥挨饿，面黄肌瘦（一天吃一两，饿不住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住炊事员。就是那时的口头禅）。
因此，四年级的下半期，我基本上没有去上学。
四、在唐师附小和野地里上四年级（春期）
1960年过罢春节，为了躲避饥荒，我父亲央人托己，将我家搬迁到唐河城北二里地的史庄村居住。该村用麦秸在榨油厂换回许多芝麻饼，在食堂里加水加葱加盐后，用大锅蒸成饼干饭，群众每人每顿可分到2至3两。由此我们全家摆脱了忍饥挨饿的困境。
搬到史庄后，我到唐河师范附属小学（现在的唐河三小）读四年级。班主任姓夏，二十来岁，十分严厉，从来没见过他有笑脸。每天第一节都是他的算术课。凡是迟到的学生，他不问原因，都让你站在教室外，下课后还大声训斥。对犯错的学生，他常常揪耳朵，抓领子。我曾两次受过这样的惩罚。一见到他，我就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一个月后，我背着全家刻意省下的一提兜晾干的饼干饭，经七里沟，趟泌阳河，走王湾东，过袁庄马埂大安庄，送给我住在仝庄村的大姨充饥。第二天我原路返回。来回七十多里路程，累得十一岁的我筋疲力尽。
第三天（周二）早饭后，我背上书包去上学，路上心里总是害怕，不知道这旷课一天会受到夏老师怎样的惩罚。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快到学校时听到了上课的铃声，看来又要迟到了，更是害怕。干脆不去了，等下午再去吧。到下午还是害怕，等明天再去吧。就这样，每天在惊恐中逃学，在野地里消磨时光。到放学时装模作样地跟着同村的学生一起回家。
在逃学的日子里，我常常躺在沟边的草丛里看蓝天白云，蹲在大树前看蚂蚁上树。我曾在麦地里捉过刚出壳不久的鹌鹑，曾跳到水坑里摸过大螺壳，曾到破旧的菜庵里躲避风雨。我也曾翻开语文课本阅读里面的內容，也曾低头沉思，对将来何去何从产生难言的惆怅。
终于在麦收之后，母亲从本村学生那里得到了信息，发现了我的行踪。挨了一顿狠揍，做了永不再犯的保证，总算得到了母亲的宽容。
后来，母亲和我找到在唐师附小任教的女老师李英勇（娘家住张岗学校北隔墙），让她领着我找到校长说明了情况，请示校长解决我上学的问题。校长十分干脆地对我说：“本期快结束了，你就不用再来校了，秋期留级，还上四年级吧。”
五、在三里王学校上四年级并考入唐河一小
1960年7月，我家搬到城郊公社刘马洼大队的马庄村。秋期，我到马庄村东南二里的三里王学校上四年级。这所学校很简陋，每班两间土坯草房教室，桌凳破旧。但老师们都和蔼可亲，从没有体罚学生让学生站教室门外的现象。他们教课非常认真，对学生的算术作业和作文，常常当面批改，当面纠错。我在这里上学感到十分轻松愉快。由于刻苦勤奋，我语文和算术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
1961年6月份经过升学考试，我被城关一小录取为五年级新生。
秋期开学，走进城关一小，看到偌大的校园，宽敞的教室，整洁的桌凳，我十分高兴。我被分到五二班学习。通过一周的上课，体会到班主任和蔼可亲，教语文算术的老师教学方法得当，让学生听得懂，学得会。课堂上师生互动，气氛活跃。深深地感到这所学校，的确是全县最好的学校。我为能在这里上学而深感荣幸。
当年的十月份，源潭地区的经济形势大有好转，群众的温饱有了保障。在此情况下，我家又搬回了源潭公社张岗大队斋公桥村。
六、回张岗学校上五、六年级
1961年秋，我家搬回斋公桥村后，我便回到张岗学校上五年级。班主任是李修文老师（椿树李人），他的语文课教得很好，我特别爱听他的写作课。从他上的写作课上，我学会了写记叙文、写读后感的方法和技巧。
我最高兴的是学校为五、六年级配备了汽灯。晚自习时，同学们能在明亮的灯光下读课文，做作业，没有了点煤油灯熏黑鼻孔的烦恼。
当时的五、六年级是寝教合一，晚自习下课后，男生在教室里挪桌凳、摊床铺，然后睡觉。
记得有天晚上，因值日生忘记往教室里掂尿桶，我和另两位同学只好披上衣服到六年级教室门前，隔着门槛，尿到放在门槛內的尿桶里。
第二天早自习，六年级班主任蒿成章老师，把我叫到一年级教室的讲台上，“咚”的一脚，把我踢成立正姿势。“你夜儿黑为啥尿到我们班王道远头上？”突如其来的质问如晴天霹雳，吓得我目瞪口呆。仔细回忆我昨晚绝对是尿到尿桶里的，我便问蒿老师是谁说的，蒿老师：“你别问谁说的！你必须承认错误，向王道远道歉！”“我敢保证我没尿到他头上，我没有啥错，道啥歉？”“那你就站这儿吧，啥时候认错了啥时候回你们教室！”
一直等到放学，我仍没有认错。蒿老师说：“你去找你们班主任吧，让他处理这事。”于是我悻悻地找到李修文老师，李老师问我有无此事，我向李老师保证绝无此事，李老师说：“没有也就算了。你最近买新画书没有？”“买了一本《鸡毛信》。”“那好，吃罢饭拿来让我也看看。”
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鸡毛信》画本装进口袋，一到学校我就拿给了李老师。
这事到此为止，不了了之。后来才知道是我班李恒林同学那晚不小心尿在桶沿上，迸到睡在附近的王道远的头上了。
1962年秋期，我上六年级。班主任是李灿然老师（宋洼村人）。在一个周六的上午放学时，他对我和同村的孙栓柱、孙新朗说：“下午你们仨不用来校了。班里有勤工俭学的5元钱在李修文老师那里，他现在在庙坡学校，你们下午到庙坡学校找李老师把那钱拿回来，我们好买些白纸、油墨，印复习资料用。”
当天下午，我们三人蹚过毗河，来到椿树李村北边的庙坡学校，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女老师。她长得眉清目秀，白皙的脸上透着红晕，浅浅的酒窝，红润的嘴唇。中等身材，丰满标致。说话和气而温柔，举止端庄而从容。她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微笑着对我们说：“李老师今天上街了，还没回来，等他回来了，我一定把你们的来意告诉他。”（后来听说李修文老师在第二天就到宋洼村，把5元钱交给了李灿然老师。）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三人不谈没见到李老师的遗憾，却大谈见到的女老师如何漂亮，如何端庄，如何有气质，一致认为来庙坡学校能看到如此美丽动人的女老师，也太值了。一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她就是美女的天花板。
六年级的秋期和春期，李灿然老师教算术，何长庆老师（何庄村人）教语文。他俩都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课堂上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地讲解，早晚自习不厌其烦地辅导，使学生们的学习成绩得到了大幅度地提高。
在1963年6月的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我校学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二十多名考生中，我和李勤功、李古贤、孙栓柱、李建玉、任文平、张荣珍、雷春记、雷保山、雷庆山等十人被唐河二中（源潭）录取，升学率竟与号称“小宝塔”的宋沟学校不差上下。
从此，我的小学生涯画上了句号，又开始了初中求学的新征程。
2025.08.30
主 编 | 马营 副主编 | 陈峰 题 字 | 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