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的北京城，接连迎来了两次新主人，先是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紧接着是多尔衮率领的清军，两拨人马你方唱罢我方唱，默契得像一台大戏。
多尔衮带领的八旗铁骑，吴三桂麾下的关宁军，一个是清军百战精锐，一个是大明帝国最后的雄兵，两相结合之下，李自成的农民军一战之下损失惨重，仓皇逃出北京，一路屡战屡败。
最终就连李自成自己都被斩杀在湖北九宫山，在明末的群雄逐鹿中，农民军跟着大明王朝的脚步被淘汰出局。
清军入主北京的路再无人能挡，清政权顺利地从一个地方政权升格成为全国性的政权。
但是，大明对于神州大地到底是有着两百多年的统治历史，明帝国的影响力深入到了这片土地的方方面面；因此即使是清军真正闯入了北京城，但对于整片中原大地的统治依旧面临着诸多困境。
明王朝的崇祯帝是殉国了，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在煤山上，可谓是死得壮烈；但是朱氏皇族的其他人却没有为国殉难的打算，他们一路南逃，借着大明宗室的身份，在南方抱团成立了南明政权继续与清军对峙。
这个情况的清王朝，需要面临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巩固治理和经营已经占领的北方土地；第二个挥兵南方，平定南明和农民军残余势力，完成统一。
清王朝治理天下，与传统的中原王朝更新迭代是有区别的，清王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大地，自然会受到中原士大夫阶层的强烈反对，他们久受儒家“华夷之辩”的影响，对于清政权充满了排斥，民族矛盾处于高峰期；另外就是在笼罩着整个大明王朝二百多年的小冰河，以及明末爆发的大旱灾，对于中原地区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地破坏，再加上明末的腐朽统治，导致中原大地流民遍地，生存资料的缺乏和大量饥民形成了强烈的阶级矛盾。
因此，摆在清王朝统治者面前的燃眉之急，是解决这两个广泛的社会性矛盾，从而达到稳定自身统治的目的。
在解决民族矛盾上，清王朝统治者在政体构建上对明王朝进行了“抄作业”，大量任用前明官员，拉拢大量士大夫阶层，形成满汉一体的国家体制，另外，清王朝国家制度《大清律》基本都是沿袭《大明律》而来。
在文化层面，清王朝统治者提倡“忠孝节义”，为清王朝树立一种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 定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并且按照明王朝旧例，封孔子后人为衍圣公，并且在入关同年开科取士；之后在康熙时期清廷创办博学鸿词科，通过为明朝修史，以优厚待遇广邀天下鸿儒，一些因为民族矛盾不愿出仕清王朝的大儒为了修明史，纷纷出山，成为清廷的座上宾。
同时，清朝统治者厚葬明末帝崇祯，追赠崇祯帝位“庄烈愍皇帝”，厚待明王朝宗室，并且把攻打农民军视为为明王朝的“复仇”，形成“取天下于流寇手中”的说法，康熙帝时期更是多次祭拜洪武大帝朱元璋的陵寝，为清王朝树立起明王朝继承者和延续者的形象。
清王朝的民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为清王朝赋予了一种中国传统意义上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色彩。
但是，在清朝统治者大力启用汉族士大夫，缓解民族矛盾的过程中，却展现出了一个显著的特征：整个清王朝的整体运行中，决策权往往是持在满族人手中，就比如朝廷六部，汉族尚书虽然拥有和满族尚书一样的官衔和政治地位，但在关键事务上的最终决策权还是由满族尚书决策的；这种“尚满”的倾向贯穿了整个清王朝。
在清军入关的第二年，清廷遣八旗大军一路南下，向南方内斗不休的南明政权，李自成农民军残部以及其他农民起义军展露獠牙。
事实上，这次清廷南征是清军作战风格变化的一个分水岭。在之前清廷所有的征战中，不论是辽东地区亦或者入关之后的北方地区，清军几乎没有出现过对于平民的大量屠戮，与之相反的是这次的清军南征，在神州大地上引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腥风血雨。
这个原因是有多方面的。首先是清军所面对敌手的强弱影响了清廷的判断，清军在之前面对着明王朝，不论是体量亦或者资源，明王朝都强于清政府十倍甚至百倍，在这种力量强弱对比之下，清政权的统治者对于人口资源相对比较珍惜，但此刻的清军在中原大地几乎占据着绝对优势，对南方人口的大量屠戮，既是对反清势力的震慑，也是大量削减南方人口对于南明势力的支援能力。
其次，当时的大旱百年难遇，明王朝的腐朽统治，这两者已经为中原大地制造了无数流民，这些流民聚集在扬州这种城市，他们极易在南明政权的拉拢下成为清军的敌手；而初立中原的清廷同样承受了这场旱灾带来的严重的粮食减产，同时又有战争的巨大消耗，根本无力赈灾，因此这场大屠杀既是清王朝绝灭南明政权补充兵员的隐患，也是对社会资源和人口消耗之间的再平衡。
言归正传，清军分兵三路：东路军由原驻山东的固山额真准塔率领，南下徐州，沿运河水陆并进，收取宿迁、淮安、兴化、通州、如皋以及长江以北滨海地区；中路军为主力军，由豫亲王多铎率领，从陕西出潼关，经洛阳东进至商丘，然后向南直趋泗州、扬州，最终进攻南京；西路军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尾随李自成部大顺军由陕西商洛、河南邓州，入湖北襄阳、荆州、武昌，直到江西九江一带，主要解决左良玉部明军，最终与多铎部在今安徽省境内会师。
三路大军向南出发，在战略上对于南明弘光政权的首府南京形成合围之势，并且由于多路进军，极大地分散了南明政权的抵抗力量，这为弘光帝朱由崧孤立无援，最终被俘埋下伏笔。
以豫亲王多铎率军出虎牢关，兵锋直指徐州，沿途州县望风而降，徐州守将李成栋举城投降，清军再至扬州城下，遭遇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的顽强抵抗，清军在多次劝降未果后最终发起强攻，仅仅一日，清军攻破扬州城。
清军在扬州实施了残酷的屠城政策，史称“扬州十日”，清军入城后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城内居民死伤惨重，这一残酷手段产生了强烈的震慑效果，使得后续清军南下时，许多南明守军闻风而降。
“扬州十日”之后，清军在嘉定又一次展开屠城，史称“嘉定三屠”。
在扬州陷落后，清军继续向南推进，南京的弘光政权由于党争，内部将领更是各自为战，互相倾轧，弘光帝本身更是沉湎酒色，不问政事，当清军兵临城下时，南京城内已陷入混乱，弘光帝朱由崧仓皇出逃，清军几乎未遇抵抗就进入了南京城，南京的陷落，标志着弘光政权的终结。
伴随着清军在南方暴行的，还有满清政府推行的“剃发令”，还有康雍乾三代帝王时期发起的“文字狱”，这种通过屠杀来震慑，通过“剃发令”“文字狱”来寻求文化上的控制，这显然具备有民族压迫和民族征服的性质在内。
对于清王朝时期的民族主义呈现鲜明的矛盾性：一方面通过文化整合策略成功构建了“传统王朝”形象；另一方面又保持“尚满”倾向，核心权力始终掌握在满族手中。这种统治模式既保证了政权稳定，也埋下了民族隔阂的隐患。
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统一远不止于疆域的整合。清王朝的兴衰启示我们，持久的统一需要建立在文化包容与民族融合的基础之上，单纯的军事征服和政治控制难以消除深层的民族隔阂，只有通过平等的文化对话、消除制度性歧视、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