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如风
《海南岛战役后40军北上途中参加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庆功会备录》一文发布后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过去很少有人知道的一段历史，原貌逐渐清晰起来。但总觉得有些问题还没有搞得太清楚，委托武汉的朋友到档案馆和报社去查找历史资料，并到实地做了查看。寻找历史材料一无所获，倒是现地查看搞清楚了照片中一些场所的关系位置。前些日子，这篇文章中照片的提供者李南进又发来几张照片，告知这些新照片和原来那些照片存放在一个地方，发布照片时觉得可能与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的40军庆功活动关系不大，就给舍弃了，这次发来是让我看一下是否有关联。我把这些照片仔细看了一遍，有些是四野后勤部其他活动的留影，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应当是1950年国庆）纪念活动，还有武汉市街景和在长江上拍摄的汉口段的照片，这些与庆功活动关系不大。但有五张照片是庆功活动开始之前和结束后拍摄的，与这次活动紧密关联。照片数量不多，却包含着相当多的信息。
图1、第40军功臣团成员乘坐轮渡渡过长江。（潘振武摄影）
第一张照片是长江边上的一艘轮渡船。
在1956年汉江上的江汉桥落成和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之前，武汉三镇之间交通十分不便，人员来往全靠轮渡。京汉线和粤汉线行驶的火车不是像南京火车轮渡那样可以直接过江，乘坐火车者必须下车乘坐轮渡过江再改乘火车。这张照片就是40军功臣团人员乘渡轮过江的情景。从画面上看，轮渡似乎已经抵达岸边，船工正在抛锚系缆，功臣团人员站立在船边准备下船，有四个人已经登上趸船（固定在岸边的浮动码头），正在帮助船工系缆。说明功臣团在广州乘火车沿粤汉铁路北上到武昌下车后，改乘轮渡渡过长江。
图2、第40军功臣团成员下轮渡后集合和周围围观群众。（潘振武摄影）
图3、当年40军功臣团下轮渡的地点现在为某船运大队营区（钱震寰提供）
第二张照片是从高处鸟瞰拍摄的轮渡码头的院落。
从这张照片上则可以清楚地看到院落位于长江岸边，江面上有许多船只，还有趸船，院子出口处搭设着凯旋门，院子周围有不少围观的群众。这座院落是功臣团乘坐轮渡过江后下船集合的地点。这个轮渡码头解放后一直归属军队，由某船运大队使用管理。
图4、江汉路上为欢迎40军凯旋设立的茶水站。（潘振武摄影）
第三张照片是江汉路上为欢迎40军凯旋设立的茶水站。
茶水站的横幅上写着“欢迎凯旋大军后勤部茶水站”，因为照片的拍摄者潘振武将军这个时候任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所以他留下后勤部欢迎痕迹的照片有好几张，包括已经发布的卫生部长孙宜之与谭政、陶铸的合影，后勤部宣传部长高林与陶铸的合影、后勤部机关欢迎的锦旗和欢迎队伍等等。
图5、40军功臣团下轮渡后集合地点外搭设的凯旋门。（潘振武摄影）
图6、凯旋门左后侧的日清洋行大楼。（潘振武摄影）
图7、现在的日清洋行大楼。（钱震寰提供）
图8、日清洋行大楼的文物保护标牌（宋西林摄影）
第四张照片是迎接40军搭设的凯旋门。
这张照片与已经发布的那张照片角度不同，凯旋门的右后侧（现地的西北方向）有一幢建筑，经核查楼房为日清洋行旧址，此楼1913年落成，文艺复兴式的建筑风格，位于沿江大道于江汉路转角处，即江汉路步行街最南端，与江汉关大楼相邻。解放后被定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大楼转角处顶部建两层圆顶塔亭，建筑为三段构图，外墙麻石（花岗石）至顶，玻璃钢窗，大楼平顶设有露天花园。1907年3月25日，日本为扩大其在中国长江的势力，同英国的太沽、怡和及中国轮船招商局竞争，将日本在长江的大阪商船公司、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以及大东、湖南两汽船会社合并。日本当时还吸收了少量中国股东，于是有“日清”之名，试图表明是中日合营，但目的是为了更便利的控制中国沿海及内河航运。据说四野进驻武汉后，曾经是后勤部办公地点，现为武汉江滩好百年美仑国际酒店。
图9、40军功臣团乘坐汽车在沿江大道上行驶。（潘振武摄影）
图10、从长江上看江汉关大楼和日清洋行大楼。（潘振武摄影）
图11、现在的江汉关大楼和日清洋行大楼。（钱震寰提供）
第五张照片是一队军车在道路上行驶。
行驶的汽车共13台，车上整齐的站立着军人。判断这张照片应当是40军功臣团下船后或者参加完庆功活动后乘车前往驻地时拍摄，车辆行驶的地点应当是汉口沿江大道。
图12、江汉关博物馆中展示的庆功会上武汉青年向40军政治委员袁升平献花的照片（宋西林提供）
江汉关大楼系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已经改为江汉关博物馆，馆内有一幅40军政治委员袁升平接受武汉青年献花的老照片。这张照片应当是与潘振武将军那张照片同一位置同一时间拍摄的。但照片上标记的是“1949年11月，40军凯旋，部队路经汉口，武汉人民政府代表向该军袁政委献花”，这个时间是明显错误的。
根据这些照片、资料以及现地查看的结果，或许可以解开七十三年前在武汉欢迎第40军参加海南岛战役凯旋仪式的几点疑问：
第一、欢迎40军部队凯旋的活动顺序是怎样的？照片上的几处地方江汉关海关大楼、日清洋行大楼和轮渡码头相距都很近，均相隔一条马路，也就是几十米的距离。功臣团人员在武昌下火车后乘坐轮渡渡过长江，在码头下船后稍作停留即去了位于日清洋行大楼东南侧的院内（就是凯旋门内那个院子）休息待命。然后在江汉关前小广场参加庆功活动（或者是凯旋仪式），并以此作为出发点，沿江汉路向西行进，接受群众欢迎，具体路线不详。到达乘车地后乘坐汽车走沿江大道向南行驶去临时驻地。需要注意的是从照片上看凯旋门有两座，一座是轮渡码头院门（见图2），另一座是日清洋行大楼东南侧待命点的出口（见图5）。
第二、江汉关广场前的活动是欢迎凯旋仪式还是庆功大会？海南岛战役之后，40军分别在广州和武汉两地参加庆功活动。在广州的活动是1950年6月29日举行的，广东省和广州市党政军及各人民团体组织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了“解放海南岛庆祝大会”，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参加了大会并接见功臣团全体人员。在武汉的庆功活动是1950年7月4日举行的“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庆功大会”，118师老前辈黄魁勋回忆说庆功会在汉口体育场召开，驻武汉党政军机关、部队、以及人民团体上万人参加了大会。这样就产生一种可能，照片中的场景不是庆功会而是欢迎40军部队凯旋仪式，庆功会是在仪式后召开的。因为没有现场历史照片，也未见文字具体记载，只能存疑搁置。
图13、广东省各界人民欢迎40军胜利凯旋，手捧鲜花的指战员从欢迎队伍中列队前进。前左为40军政治委员袁升平。（选自《碧血琼崖照千秋》）
图14、广东省各界人民欢迎40军胜利凯旋，功臣团指战员受到广州市人民夹道欢迎。（选自《碧血琼崖照千秋》）
图15、广东省各界人民欢迎40军胜利凯旋，功臣团指战员在街道上行进。（选自《碧血琼崖照千秋》）
图16、广东省各界人民欢迎40军胜利凯旋，第12兵团兼湖南军区政治部送给40军全体指战员的锦旗，上书“人民勇士，海上英雄”。（选自《碧血琼崖照千秋》）
图17、广东省各界人民欢迎40军胜利凯旋，功臣团指战员乘“功臣列车”前行。（选自《碧血琼崖照千秋》）
第三，四野兼中南军区哪几位领导参加了庆功会？有回忆录称四野为40军举行的庆功会因朝鲜战争爆发主要领导去北京开会，副职首长接见了功臣团，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在庆功大会上讲了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目录》载，四野政治委员罗荣桓于1950年4月任治部总政主任，邓子恢虽然也被任命四野政委，全国解放后主要负责主持中南局工作，军队事务过问就少了许多，四野政治工作主要由接任的谭政政委负责。查《毛泽东年谱》，1950年7月上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军委中央会议， 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此时林彪司令员应在北京参加这个会议。而谭政政委则在武汉，他应当参加了庆功大会，且有潘振武将军拍摄的照片佐证。庆功大会上讲话的领导同志就是政治部主任陶铸，这个时间段四野既没有副政治委员也没有副司令员，不会有其他领导同志讲话了。
第四，40军军师领导同志为何少有人参加庆功活动？功臣团在广州、武汉两地参加庆功活动时，40军部队主力正在北上途中，师团主要领导同志均随部队行动，特别是各级主官不可能离开正在机动中的部队。只有军政治委员袁升平和少数领导参加了庆功活动。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参加了广州的“解放海南岛庆祝大会”，但没有到武汉，他曾经对身边的人说过，海南岛战役结束后部队北上，此时已没有了作战行动，他趁此机会回了一趟多年未回的老家——湖北红安。
图18、第四野战军领导、40军领导和功臣团人员在凯旋门前合影，中间站立者为陶铸，左侧为40军政治委员袁升平，右侧为时任40军118师副师长罗春生。（潘振武摄影）
图19、罗春生烈士，牺牲时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18师师长。（罗萍提供）
第十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这一天，居住在大连的罗萍看到了40军北上途中参加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庆功会的文章，虽然自打出生就没有见过父亲，但她认定文中一张照片上的人就是已经牺牲七十一年的亲人，经过她与两个哥哥辨识后，认定照片中的一个人物是她的父亲——志愿军烈士罗春生。他们都从未看到过这张照片，突然见到父亲的影像既很亲切又很伤感。
图20、罗春生烈士南下时与夫人王维群阿姨和两个儿子罗辉、罗谦的合影。（罗萍提供）
图21、罗春生率部入朝后再没有与家人见过面，也没有看见新出生的女儿罗萍，当时40军留守处在辽宁辽阳小屯，王维群阿姨带着孩子们拍了这张照片托人捎给了在朝鲜作战的罗春生师长。（罗萍提供）
罗春生烈士牺牲时任40军118师师长。他是江西吉安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先到军政大学学习，后在陕甘宁留守兵团任副营长、营长和副团长，负责保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解放战争中在南满军区任团长、分区参谋长、副师长，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在海南岛战役中他任118师副师长，负责筹集船只和动员船工，为战役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战后他作为40军功臣团成员参加了武汉的庆功会，留下了这张极其珍贵的照片。
图22、入朝前40军120师领导同志合影。后中为师长罗春生，后左为政治委员张海棠，后右为副师长黄国忠，前右为参谋长郑志士，前左为政治部主任张纪之。（罗萍提供）
同月他升任第120师师长，率部首批跨过鸭绿江，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带领部队创造了许多精彩的战例，涌现出众多的战斗英雄，全师被志愿军总部授予的一级战斗英雄3位，二级战斗英雄11位，在所有参战师一级部队中居于前列。1951年8月调任第118师师长，率领老部队圆满完成马良山防御、大德山防御和战术反击作战任务。1952年5月15日，在涟川新寺洞前线与兄弟部队交接战斗任务时突遭敌机轰炸，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次日光荣牺牲，时年仅36岁。罗春生前辈生前留下的照片很少，这次照片的发现，不仅使人们可以再睹先烈的英姿，也为军史留下珍贵资料。
再附记：
图23、解放战争时期的潘振武将军。（李南进提供）
这组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为40军庆功活动照片的发现，潘振武将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他卓越的拍摄技巧和精心的保管存放，也就不可能流传至今。也幸亏他的女婿中有一位40军的子弟，发现了这些资料，才使得照片被人们所重视。据潘振武将军的女婿李南进跟我介绍说，潘振武将军在中央苏区工作和长征时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化宣传工作，解放后他写了一本回忆录《战歌春秋》，记述了这段经历。
图24、潘振武将军的回忆录《战歌春秋》。（李南进提供）
图25、聂荣臻元帅为潘振武将军回忆录《战歌春秋》题词。（李南进提供）
聂荣臻元帅为这本书题词：“红一军团的文化宣传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它鼓舞了士气，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战争。愿这种光荣传统在新时期发扬光大！”肖华上将也为书作序，回顾红军时期文化工作，对于潘振武将军的工作做了充分肯定。这段文化工作的经历对于他毕生喜欢摄影打下了根基。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外交工作的经历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爱好也更加广泛，可以说对摄影的喜爱达到了顶峰。他购置了全套的摄影器材和设备，照相机、扩印机、放大机、显影罐、烘干机和各种显影、停显、定影药品一应俱全。在家中地下室专门开设了一个暗房，自己照相、自己冲洗、自己扩放，有的孩子也跟着他喜欢上了摄影。潘振武将军现在留存的战争年代的照片有数百张，红军时期由于条件有限照片不多，抗日战争时期照片就比较多了。
图26、潘振武将军拍摄的八路军115师天宝山会议合影。（潘振武摄影）
图27、解放战争时期在冀热辽军区时与战友合影，右二为潘振武将军，左一为时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黄欧东。（潘振武将军04·潘振武摄影）
有一张（图26）八路军115师高级干部会议后的合影，照片后边做了详细标记，可以看出这张照片摄于1940年10月，地点是山东费南县（解放后改称平邑县）天宝山区桃峪村。从左至右蹲者：邝任农、杨勇、赖可可、刘西元、刘放、朱瑞。二排：樊鹏飞、肖华、姚子和、李冠元、李作鹏、罗荣桓、梁必业、何敬之、李梓斌。三排：梁兴初、苏孝顺。四排：王秉璋、王立人、谷广喜。左前站立者为潘振武将军，时任115师政治部民运部长。从照片上每个人的位置和姿势看，这张照片就是潘振武将军用相机上的自拍机延时拍摄的。
图28、七十年代潘振武将军在为家人拍摄照片（李南进提供）
解放战争时期的照片很多，分门别类做了存放，有的有文字标记，多数空白，也搞不清楚何时何地拍摄的了。潘振武将军的摄影爱好解放后也没有停止，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逐渐减少了。有一张是潘振武将军七十年代正在给家人拍照的时旁边人记录的场景，表明他的这个爱好一直没有停止过。
诚挚感谢提供照片的李南进、罗萍、钱震寰、宋西林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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