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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明星图中，若寻一处最能凝缩其诞生、勃兴与早期辉煌的“宇宙原点”，那么，目光必然聚焦于黄河东折的河东大地——运城。这里，不仅是一部立体而厚重的上古中国史，更是一把破解“何以中国”深层密码的钥匙。近日，王殿民、黄勋会先生精心编纂的《运城探源》付梓问世。全书虽仅数万言，却绝非寻常的地方文史梳理，而是一次以坚实考古为基、以厚重文化为蕴、以宏阔史观为脉，对中华文明根魂所进行的系统性“基因测序”与精神溯源。这部著作，以其非凡的历史穿透力与思想升华，引领我们完成一场叩启民族根脉的震撼旅程。

《运城探源》首先确立了一个石破天惊又无可辩驳的核心理念：运城（古河东）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枢轴”之地（中国文化促进会《运城上古历史文化刚要》）。这一论断，绝非地域性的文化自尊，而是建立在如地层累积般坚实的证据链之上。著作提纲挈领地将其概括为“四源之地”：

人类演进的核心起源地；

华夏文化的关键发源地；

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浚源地；

变革发展的主要策源地。

这四个“源”，如四根巨柱，撑起了早期中华文明的宏大穹顶。

何为“枢轴”？它意味着非边缘、非从属，而是动力核心、演化主轴与辐射中心。《运城探源》以全景式的视野告诉我们，从生命演化到文明奠基，从文化基因编码到国家形态初创，一系列决定中华民族命运走向的重要环节，其核心舞台大都在于此。阅读此书，仿佛手持一幅精心绘制的“文明发生学”地图，每一个标志性遗址、每一位传说人物、每一场重大变革，都被精准地锚定在这片“枢轴”之地，共同编织出一张清晰而壮丽的文明网络。

《运城探源》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构建了一条 “无断代”的文明生长链。

它从4500万年前的“世纪曙猿” 讲起，这不仅是古生物学的奇迹，更是一道哲学启示：河东大地，在人类远祖踏上进化之路的黎明时分，就已扮演了关键角色。这挑战了人类起源的单一叙事，将“我从何来”的深邃追问，更深地植根于东亚、植根于华夏热土。

继而，243万年前的西侯度圣火，被赋予了超越考古学意义的象征——这是人类主动驾驭自然力、点亮智慧心灯的“第一道曙光”。火，在此从自然现象升华为文明符号，照亮了从动物性走向人性的幽暗通道。

进入新石器时代，著作通过对东关、西阴、清凉寺、周家庄、西吴壁等一系列遗址的串联解读，生动呈现了文明要素的“聚合反应”。农业定居、养蚕缫丝、礼制萌芽、玉器崇拜、青铜冶炼……这些后来构成中华文明特质的核心元素，在河东大地上如星火般接连迸发、交相辉映。特别是对陶寺、东下冯等遗址与“夏文化”关联的探讨，有力地支撑了“最早中国”诞生于晋南的学术观点，使“五千年文明看运城”从一句口号，落地为有据可查、有物可证的历史实景。

《运城探源》并未止步于对地下遗存的陈述，而是充满智慧地贯通了“考古的河东”与“传说中的河东”。它将燧人氏、华胥氏、伏羲、女娲、炎帝、黄帝、蚩尤、尧、舜、禹这些中华民族的偶像与共祖，从飘渺的云端请回他们可能的史实发生地。

这是一种极具思想深度的处理方式。它揭示出：神话与传说，并非古人的虚构，而是他们对重大历史事件、杰出部落领袖、关键文明创造的“史诗性编码”与“神格化纪念”。运城密集的圣王遗迹与传说，正说明这片土地是华夏先民最重要历史记忆的储存库。燧人氏代表了对能源（火）的掌控力；华胥-伏羲-女娲体系代表了血缘认同、宇宙认知与创生繁衍；炎黄蚩的融合与争斗，奠定了华夏族的主体格局；尧舜禹的禅让与治水，则塑造了“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与改造自然的集体伟力。

著作由此阐发了一个核心哲理：运城所孕育的，不仅是物质的文明，更是精神的范式。这里定义了我们的勤劳（农耕起源）、智慧（观象制器）、伦理（孝德禅让）、包容（民族融合）与坚韧（治水抗灾）。这些精神基因，历经五千年风雨，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我们文化自信最深厚的底土。

《运城探源》在思想建构上的一大创见，在于其对“河东文明浚源地”的系统性哲学概括。作者高屋建瓴，创造性地提出了河东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宏大体系，这是对河东文明早期形态一次前所未有的、全景式的理论建模。这一体系，犹如五根巨弦，共同奏响了河东文明最和谐、最壮阔的交响。

物质文明，概括为 “衣食住行、盐硝酒茶纸、农工商贸财” 。这不仅是生存基础的罗列，更是文明动力学的揭示。从嫘祖的蚕丝到后稷的粟粮，从傅说的版筑到奚仲的车轮，从解池之盐到西吴壁之铜，从猗顿之商到占国家财赋八分之一的盐税，它勾勒了一条从满足基本需求到创造复杂社会经济结构的完整上升螺旋，证明了河东是华夏物质财富创造与制度创新的核心引擎。

精神文明，凝练为 “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曲、龙凤神仙佛” 。这是从感官艺术到文学巅峰，再到信仰与道德象征的立体建构。尧舜的琴韵、卫夫人的墨香、《诗经》的传唱、关公的忠义、法显的求法……它展现了河东先民在精神世界的极致探索与丰饶创造，证明这里不仅是物质温床，更是华夏审美情趣、文学瑰宝与价值信仰的孵化器。

生态文明，意象化为 “金木水火土、春夏秋冬节、山河湖泽川” 。这超越了简单的环境描述，上升为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生命哲学。中条之金、历山之木、黄河之水、西侯之火、后土之基，以及源于此的二十四节气智慧，共同诉说河东文明是在深刻理解、精准顺应并巧妙利用自然规律中诞生的，是一种高度成熟的、可持续的生态文明。

政治文明，浓缩为 “帝王公侯相” 。从三皇五帝的传说垂范，到尧舜禹“天下为公”的禅让实践，再到晋文公的霸业、魏文侯的改革、裴氏家族的“宰相世家”，它清晰地勾勒出中国早期政治文明从理想萌芽到制度实践，从顶层设计到贤能治理的演进脉络，河东堪称中国古典政治智慧与治理艺术的策源与试验场。

社会文明，淬炼为 “公贤信爱勤” 五字真言。这直接呼应了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绘，并在河东找到了其远古雏形。从黄帝梦游的“华胥之国”到尧舜禹时期的治理实践，“天下为公”的秩序、“选贤与能”的机制、“讲信修睦”的风尚、“博爱众生”的情怀、“戮力同心”的勤劳，共同描绘了一个早期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奠定了中华民族对社会治理的理想追求。

这“五位一体”的概括，绝非简单的词语排比，而是一个逻辑严密、相互支撑的文明系统论。它雄辩地证明，运城所提供的，不是一个文明的零散部件，而是一个早已具备完整内在结构与自我演进能力的文明生命体。它从经济基础、精神追求、生态伦理、政治制度、社会关系五个维度，完成了对中华文明母体的系统性“考古”，使其形象从未如此饱满、清晰且富有启迪。

《运城探源》最具动态历史观的部分，在于其对“变革策源地”的深刻阐释。它敏锐地指出，运城不仅是文明平静生长的沃土，更是撬动历史巨变的磅礴支点与不竭动力源。

在文明的晨曦期，一系列决定华夏命运走向的宏大叙事便在此上演：炎黄蚩之战，因争夺盐池这一战略资源而爆发，奠定了华夏族群的初步凝聚；尧舜禹与三苗的战争，实现了文明核心区的巩固与扩张；尧舜禹禅让，是中国政治文明史上“公天下”精神的最高实践，其光辉穿越时空；而启建夏朝与商汤革命，这两场先后发生在河东的巨变，分别标志着“家天下”世袭王朝的创立与“革命有理”政治更替模式的确立，鸣条之地成为崭新王朝的产床。

时间之轴继续向前滚动，运城作为“变革策源地”的基因并未因上古的终结而沉寂，反而在秦汉至明清以及现代的历史长河中，迸发出更加璀璨、多元的变革能量，涌现出推动中华文明不断演进的思想巨擘与实践先锋。

——在改革图强的政治军事领域：从晋文公的励精图治、称霸中原，到魏文侯的礼贤下士、变法图强，再到李悝著《法经》、行变法，奠定了法家实践的基石。张仪的纵横捭阖，以连横之策重塑天下格局，展现了超凡的战略智慧。至近现代，景梅九、李岐山等辛亥志士首举河东义旗；傅作义、董其武等爱国将领在民族存亡之际挺身而出；嘉康杰等革命志士浴血奋战……河东人的改革精神与担当勇气，从庙堂之高到救亡图存，一脉相承。

——在思想哲学的深邃星空：荀子立足河东，俯瞰天下，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铿锵之论，其性恶论与礼法并重思想，为后世儒学与政治实践开辟了新境。柳宗元以笔为刃，倡导革新，其《封建论》等雄文震古烁今。薛瑄开创“河东之学”，于理学世界中独树一帜。他们的思想，如黄钟大吕，不断叩问时代，为社会变革提供着不息的理论源泉。

——在文史艺术的辉煌殿堂：史圣司马迁忍辱负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部《史记》树立了史学的千古标杆。司马光宦海之余，十九载编纂《资治通鉴》，为后世帝王提供治国镜鉴。“初唐四杰”之首王勃于滕王阁上一挥而就，留下天才绝唱。王之涣在鹳雀楼上的眺望，道出了盛唐的胸襟。关汉卿以戏剧为民生呐喊，成为元曲冠冕。王通河汾设教，门下魏征、房玄龄等撑起了大唐的政堂。他们的笔墨与教诲，记录时代，塑造心灵，为每一次社会变革注入深沉的人文关怀与精神动力。

——在经世致用的实践领域：商祖猗顿，从盐牧起家，富比王侯，成为经济实践的传奇。李冰父子虽远赴巴蜀，但其治水智慧无疑承载着河东先民（如大禹）与自然斗争的深厚积淀，都江堰福泽千秋。这些人物证明，河东的变革之力不仅在于思想和政治，同样在于创造巨大物质财富与改造自然的卓越能力。

由此可见，运城的“变革策源”，绝非一时一地之偶然。从上古的“枢轴”到中古乃至近现代的“人才渊薮”，这片土地似乎始终蕴含着一种突破现状、开创格局、引领风尚的内在驱动力。它孕育的，不仅是单一事件，更是一种敢于变革、善于创新、勇于担当的文化气质与人才生态。思想家在此奠基理论，政治家在此推行实践，文学家在此记录时代，实干家在此创造实绩。他们共同构成了一部跨越数千年的“变革者群像”，持续不断地为中华文明这部宏大史诗注入新的章节与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