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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市博物馆，始建于1958年，是国内建馆较早的地市级综合性博物馆之一，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3A级旅游景区。

阜阳市博物馆于2024年升级为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文物12.6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64件、二级文物296件、三级文物2303件，其中有九件文物入选由省文物局指导、省博物馆协会主办的全省博物馆“百大镇馆之宝”。

第一件：西汉铜肖形印

西汉铜肖形印1977 年出土于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是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西汉铜肖形印为一枚铜质圆形私印，印面刻一鹬鸟图案。鹬鸟在古代常被视为天象之鸟，能“知天将雨”。作为一枚肖形印，其以简洁的线条刻画鹬鸟形象，虽历经千年，仍能看出雕刻工艺的精湛，展现了汉代工匠的艺术创造力和审美水平，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

结合汝阴侯墓中出土的大量天文器具与《日书》等天文典籍，这枚印章或代表墓主担任天文观测相关职务，是身份的象征，也反映了汉代早期职官体系中的天文职能构成。为研究汉代的职官制度和天文观测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第二件：新莽“刘氏去，王氏持”规矩铜镜

新莽“刘氏去，王氏持”规矩铜镜是新莽时期青铜镜文物，国家一级文物。1978年出土于安徽省阜阳市西南郊七渔河刘庄生产队。

新莽“刘氏去，王氏持”规矩铜镜镜背铭文反映了王莽代汉时期的政治宣传口号，句句充满强烈时代印记，如“刘氏去，王氏持，天下安宁”。

镜面分区描绘青龙、朱雀、白虎等瑞兽，融合政治话语与美学表达，是新莽时期民间舆情与信仰的结合体。

镜铭内容印证王莽代汉后推行“王田制（井田制）”改革的史实，为研究新莽时期土地制度提供直接物证，可补文献记载之缺

第三件：金白釉褐彩虎形瓷枕

金白釉褐彩虎形瓷枕1963 年出土于安徽省太和县城。国家一级文物

瓷枕作卧虎造型，白釉胎上以褐彩和黑彩绘出虎纹、草丛、飞鸟等图案，表现力生动。

作为辟邪象征，虎形枕寓意镇邪安神，也折射出金代北方民族与中原文化融合下的民间审美。枕上书“虎”字，寓意直接而有力。

第四件：战国“大梁七年”铭铜戈

战国“大梁七年”铭铜戈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军用兵器，国家一级文物

战国“大梁七年”铭铜戈铸造精良，形制优美，戈上铸有“大梁七年”铭文。

它的铭文，记录了魏国在“大梁”都城迁都后第七年的铸造信息。它不仅工艺严谨、铭文清晰，更佐证了当时魏国势力深入阜阳一带的历史事实，是研究战国军事格局与地方治理的重要实物。

战国“大梁七年”铭铜戈与上海博物馆藏“卅三年汝阴令”铜戈共同印证魏惠王时期曾控制今阜阳地区。

第五件：战国“郢大府”铭铜量

战国“郢大府”铭铜量是楚国时期量器，1976年发现于凤台县 国家一级文物

战国“郢大府”铭铜量是古代国家用来统一计量的重要工具。这件器物是楚国国家一级财务机构“大府”颁发的标准量器。是我国先秦计量制度体系的实物代表。

第六件：西汉圆仪

西汉圆仪是古代天文测量工具，1977年出土于阜阳汝阴侯墓，国家一级文物

西汉圆仪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赤道式天体测量仪器，其二十八宿名称数据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被视为中国浑仪的始祖，领先西方同类仪器1700余年。

根据唐代天文学著作《开元占经》记载，最初由春秋战国时期甘德、石申提出《甘石星经》早已失传，但是名称的数据却保留在这个盘上，二十八宿圆盘也因此成为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天文史的宝贵资料。

第七件：阜阳汉简

阜阳汉简是西汉初期简册，国家一级文物，它包含《苍颉篇》《诗经》《周易》《万物》等十余种秦汉典籍残篇。

阜阳汉简其中13种后被列入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它们是汉代以前文献的早期写本，其中不少版本独具地域特色，汉简保存状态良好，是研究先秦两汉文献、文字演变与学术传播的重要资料。

第八件：西汉鎏金铜座玉杯

西汉鎏金铜座玉杯是西汉时期玉器，国家一级文物

西汉鎏金铜座玉杯是白玉与鎏金铜座结合，杯身轻薄透亮，座部绘有应龙、云纹、柿蒂花纹等华美纹饰。

其工艺融合汉代制玉、鎏金及描金技法，代表了汉代贵族用器中的顶尖水平，也反映出当时饮食礼仪与审美品位的高度融合。

第九件：新莽“大泉五十”青铜钱母范

新莽“大泉五十”青铜钱母范1974年出土于界首市汉代古城址，国家一级文物。

新莽“大泉五十”青铜钱母范是王莽时期“大泉五十”钱币的母模，具有极高的制度与技术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