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终于以杜聿明的徐州“剿总”及其下辖的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在陈官庄地区的彻底覆灭为标志落下帷幕。这个消息传到蚌埠时，李延年——曾与杜聿明共同担任“徐州剿总”副总指挥——如同受到惊吓的猎物一般，迅速指挥所属部队撤离。随着命令的下达，各部队纷纷急速向南撤至滁县，车站内充斥着人喊马嘶的嘈杂声，混乱一片。列车的轰鸣声在人群中回荡，车厢内的人们争相抢占位置，恐慌气氛弥漫四周。 当夕阳的余晖洒在大地上时，最后一列超负荷的列车终于驶过津浦铁路上的淮河大桥。然而，李延年并未因此放松警惕，他仍旧心神不宁，担心解放军的飞毛腿部队能赶上火车，于是下令工兵炸毁了大桥，以阻止敌人的追击。自此，这位曾经因坚定的反共立场而受到蒋介石重视的悍将，精神上彻底崩溃。他再也没有勇气与解放军交战，开始一场接一场的逃亡之旅。由蚌埠到滁县，再到浦镇，最后逃至南京。
与此同时，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仍然认为李延年是个能征惯战的军事人才，于是推举他担任“警总”副总司令。然而，李延年却在“逃”字诀上找到了生存之道。汤恩伯刚逃出南京奔向上海，他也立刻带着自己的部队撤向杭州。丁力之回忆道：“当时逃亡的部队车辆纵横交错，行进时车辆首尾相连，彼此并驾齐驱。车上物品散乱不堪，车内的士兵神情恐惧，这一切都可以从车外的景象中感受到。” 当李延年和部队逃离杭州、丽水，来到碧湖一带时，才发现桥梁已被摧毁，无法继续前进。不得已，他们只得放弃所有车辆和行李，开始跋涉进入浙南的枫岭山区。山中地形险峻，粮食十分匮乏，部队只能在沿途的民房中偶尔找到些许遗弃的干地瓜，或在田间挖些马铃薯充饥。5月下旬，经过数月的颠沛流离，李延年终于带着残部抵达了福州。
与汤恩伯早年的判断类似，福州的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也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将李延年推荐为副主任。然而，当解放军于8月中旬向福州发起进攻时，朱绍良才发现，李延年这位“副主任”的撤退速度与他相比，只不过是同样迅速——他自己刚乘飞机飞往台湾，李延年便乘轮船逃往平潭。平潭岛位于福建东部，由六十多个岛屿组成，负责防守的是李天霞的第七十三军，李延年一到，便成为了李天霞的上司。 当时，陈诚已出任“东南军政长官”，特意乘军舰从台湾前来平潭视察，命令李延年和李天霞死守平潭。然而，李延年所指挥的“第六兵团”司令部不过是一个空壳，实际的军事力量掌握在李天霞手中。尽管陈诚命令李延年与李天霞同舟共济，但李延年显然已经心生怯意，勉强答应“死守”，而他的“死守”也仅是从逃亡开始的延续。
1949年9月16日，李延年与他的空壳“司令部”乘坐“鹜江号”轮船逃往马祖岛，经过一夜停泊后继续驶往台湾。与之不同，李天霞乘坐的“天平号”直接从平潭岛驶向台湾，比李延年提前一天到达。当李延年和李天霞终于抵达台湾时，他们立即因“擅自撤退”被陈诚逮捕。
事后，丁力之为李延年辩护称，撤离平潭的决策实际上是由李天霞提议的，而李延年也并未拒绝。然而，在随后的军事审判中，李天霞坚持称撤离命令来自李延年，而李延年并未否认此事。李延年的参谋长孙鸣玉也作证，确认是李延年亲自下令撤出平潭。
李延年最终被判刑十年，李天霞则被判八年。几年后的某一天，李延年终于得到了保释，出狱后，他被蒋鼎文和刘安祺等人保释，声称他因病需要治疗。然而，当李延年出狱时，他的人生已经彻底改变。那个曾经权力滔天的悍将，最终沦落为一个没有地位、没有收入的人。在台湾，他经历了极度贫困的日子，甚至沦落到依靠乞讨度日。1974年11月17日，李延年因病去世，终年61岁。这位曾为蒋介石效力的反共悍将，就这样结束了他悲惨的晚年。
参考资料：《中国国民党二百上将传》（兰州大学出版社）、《淮海大战》（山西人民出版社）、《黄埔军校将帅沉浮录》（中国社会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