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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崔啟建先生送给我一本回忆录《西眺烟云》。随手翻了前面几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看到了一个火红的年代，一批武汉知识青年，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感召下，毅然决然，奔赴新疆。心里便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但到底是什么，我当时并不清楚。

崔启建供图

大约在2015年，崔啟建先生又送给我一套上、下册的《青春的选择》，这也是以回忆录为主的书籍。但不同于前者的是，这是由新疆兵团博物馆组织编写的，卷首处有部分黑白照片，有录取通知书，有当时的衣物、茶缸及各类证件的展示。仔细看照片，照片上的青年们淳朴自然、青春昂扬，他们身上焕发出的是属于一个时代的气息；尤其是《武汉晚报》在头版或头条多次进行宣传报道的照片，更是让那个年代的历史呼之欲出，这是一个全民参与的重大事件。我突然有了一种想了解那个年代的强烈愿望。

我把《西眺烟云》和《青春的选择》都放在桌面上，并从中挑选部分文章仔细阅读，很多闻所未闻的故事扑面而来：

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一批花季少女，为了奔赴新疆，割破自己的手指，写下血书“坚决赴疆干革命”；一批武汉支青们，住着地窝子，吃着“二转子”，在寒冬中的戈壁大漠间，起早摸黑的挖大渠、积粪肥、拖沙子，让荒芜的盐碱地最终成为稻花飘香的良田；

在此之前，我不知道，“CLWS”等一批武汉支青，凭着热血、勇气，亲手建成了一个工厂；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通过刻苦自学，成为工厂里无人不知的革新能手；在此之前，我不知道，武汉支青“萨地克”，凭着仅有的医学知识，在天山深处救助了重病的少数民族兄弟，被誉为“神医”；几名武汉支青，为了救人，急速奔向十几里外的医院，献出自己的鲜血；

在此之前，我不知道，绿茵茵的草地上，羊群竟然诗意的可以听懂武汉支青的呼唤；所谓的老“海军”，不过是千米条田中负责浇水的一个工种；在此之前，我不知道，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批武汉支青成为武装民兵，在国际形势异常紧张之时，担负起了保卫祖国边疆的任务；而大批分配到边境农场的武汉支青，都是国境线上不可缺少的耕战结合的戍边力量。

网络照片

武汉支青的西去，不仅缓解了城市的升学和就业压力，而且将都市的文明、科学、知识洒到新疆那片广袤但又贫瘠的土地上。

是的，1964年至1966年，大批武汉“支青”，用自己的青春承载了一个时代的重任。他们是城市的骄傲，是国家的功臣，是时代的丰碑。不管当初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西去，但怀着火热的革命激情，希望报效祖国，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主导方向。这批人有多少呢？当时知道的数量是7952人。

如此重要的、持续了三年的重大事件，在武汉地方志及各区的区志中，竟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及。当我放下那一本本厚实的各类志书时，我的心怦怦乱跳，大脑也像遭到雷击般的轰鸣着。时间可以流逝，但近8千江城儿女奔赴新疆，这段史诗般的、特殊而不可复制的历史不能湮没，他们当在历史的幕墙上有一道不可磨灭的印迹。

从这时起，我就考虑编辑一部武汉支青援疆的书籍。2016年，一家省级出版集团的编辑向我索要选题，希望我为他们写一本书。我便把崔啟建先生请到我的办公室，征求他的意见，希望合作编这本书。当时，我心里还没有如何编辑此书的完整想法，但我已经知道，编辑援疆一书，搜集全部援疆人员的名单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因对这段历史的缘起还不太了解，错以为当初是以学校为单位报名援疆的，所以，我曾经想过以学校为单位，把援疆支青名单全部按时间排列。编辑书籍并搜集全部名单的想法得到崔啟建先生的支持。我便把选题报出去了，没有回音。后来，我又向两家出版社报过此选题，都没有下文。想想也能够理解，自2009年以来，为了社会安定，为了国家大局，涉及新疆的选题通过审定都不容易。

2020 年 9 月，为了把支青援疆这段不应该被湮没的历史载入史册，我们决定开始编写武汉支青的援疆简史。决定一旦做出，编辑工作便紧锣密鼓的开展起来。投入这项工作之后，我才开始真正的走进这个群体，不断的认识这个群体，不断的了解他们的过往。与他们接触的越多，我越觉得他们的青春岁月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生活的年代是祖国至上的年代。

他们用鲜血、甚至生命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他们用汗水、智慧刻画着自己的人生，他们曾经度过的艰难岁月，曾经遭受的各种挫折，都让他们历经磨炼，终至脱胎换骨、重塑人生。所以，他们回首往事，少有抱怨，多有感恩。听听他们的心声吧：

感谢兵团那段艰苦生活的磨炼，养成了我勤奋踏实、积极进取、坚韧不拔的性格，以及一个诗人、作家所要具备的敏锐的内心、丰富的感情、跳跃的思维。（田先瑶）

在战天斗地的那些岁月，虽然是处于人生的逆境，充满艰难困苦，但锻炼了体魄，磨炼了意志，体验人生，茁壮成长，成为我人生难得的财富，也为边疆建设挥洒了血汗和青春。我想，这也是众多支青们共同的体会吧。（高作信）

“虽然当年我们不曾有过像今天这样充足的物质享受和自在的休闲，但挫折和苦难让我们“学会了忍耐、理解了后悔”，这才是我们人生最有价值的财富；对新疆那片热土的眷念和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怀念，也成为我们终生难以解脱的情结。……也许我们的人生历程和归属都很微不足道，但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曾经担当起了我们应该担当的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涂吉民）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青年时期多经历一点摔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这段话用在支青身上真是非常合适，因为他们的青春就是在奋斗中度过的，他们正是在摔打、挫折、考验中成长。“对新疆那片热土的眷念和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怀念，也成为我们终生难以解脱的情结。”

崔启建供图

50多年过去后，支青们即使已经回到内陆，在新疆的那些日子仍是他们永远的青春回忆。更何况，还有一批武汉支青坚守在新疆，他们深深地扎根在那片土地上，甘愿“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直至此时，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坚持称自己为“支青”，而否认自己是“知青”。

至此，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作为从事了30多年的地方志工作者，我编撰这本书，就是在替地方志还八千援疆支青的一笔债，就是在替地方志还武汉历史的一笔债。因此，我分文不取，全力投入。

这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历史的角度记录支青援疆、返城的过程、作用；第二部分是援疆支青回忆录；第三部分，是搜集的援疆支青名录。

从一开始，我就得到了崔啟建、杨照谟先生的全力支持。崔啟建先生是支青中的热心人、有心人，几十年间，他一直不间断的搜集支青史料。他就像一个宝库，我需要的内容，他大多都能提供。不仅如此，崔啟建还承担了搜集、整理援疆支青名录的繁琐工作。

说起与杨照谟先生的相识，也颇有意思。我退休前几年，担任《武汉春秋》的执行主编，老作者胡昌华先生曾向我推荐了一篇3万余字的长文，反映的正是援疆历史。文章的作者杨照谟是1964年的第一批援疆支青。《武汉春秋》破天荒用三期连载了这篇文章。由文章我认识了杨照谟先生，编撰书籍时，杨照谟先生成为了我的合作者，不仅撰写了两章内容，而且担当起了挑选和编辑回忆录的任务。有他们两位，我便安下心来，一门心思进行简史的编撰。

为了编撰简史，崔啟建组建了“援疆史料编撰工作群”，把热心于书籍编撰的老支青们集中到群中。我常常在群中询问一些不甚明了的问题，大家都积极参与讨论并主动提供资料。我也非常留意群中支青的聊天内容，常常可以从他们的聊天内容中，找出很值得书写的内容。比如，马名刚先生在群中曾提及他向武汉市政府写过一封信，要求武汉市政府执行一个子女可以回汉落户的政策。

我抓住这句话，仔细追问，并通过马名刚找到周裕新先生，后又找到林汉先生，不断进行调查核实，在查询了武汉市政府的相关文件和落实了政策享受人的名单后，证明武汉市政府确实解决了支青们的三大问题：援疆支青子女回汉落户、支青退休后回汉落户、“自主返汉”支青的养老保险。由此说明，政府没有忘记援疆支青对国家的贡献，并尽力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也是在群中询问支青们在新疆的工资待遇和生活待遇时，得知支青们都是国防部没有备案的“3108部队”“3892部队”“3912部队”的“战士”，支青在兵团的工资待遇因而一目了然。

在书中，专门设置的第四章《武汉支青在新疆》，集中展现了武汉支青在工业、农机、教育、医疗、农牧业等战线上为新疆做出的贡献。这一章中的每一个名字，都仿佛带着金属般的响声，每一个与名字对应的人，其故事都足以写成一部书。把他们组合起来，勾勒出的就是武汉支青的群体形象。

就在本书即将封笔之时，我又得知两个绝对不应该遗漏的支青故事：一是武汉支青程克玲、王惠中，他俩于1966年代表军工企业八一云母厂，到四川雅安参加全国云母厂技术比武现场会，而她俩是1964年援疆的新工人；二是农四师六十九团的武汉支青周仁浩，1972年便担任水稻科研组组长，他带领科研组，历经几个寒暑，成功的培育出了优质水稻品种“伊粳一号”。杂交水稻这个科学难题，居然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武汉支青攻克了！今天，新疆成为粮仓，武汉支青功不可没。这样的历史如何能湮没？

由此，我敢肯定，一定还有为兵团、为新疆做出大贡献却被遗漏的武汉支青，在我们编撰书稿时，他们因各种原因没有浮出水面。还有一大批武汉支青，他们默默无闻为新疆做出了更多的贡献，但他们却没能载入此书。在这里，我代表编写组向他们鞠躬致歉。

60年代中期，八千武汉支青是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的新疆，在新疆，又经历了“新疆好，新疆好，修的楼房三尺高，下面顶了四根棍，上面盖着芨芨草”的生活。但是，他们在新疆，唱得最多的是希望之歌、是建设之歌、是奋斗之歌。

61年的岁月过去了。当初青春焕发的支青已然苍老。但他们的歌声还在延续，虽然歌声没有以前那么雄壮有力了，但真正雄壮的歌，即使轻轻的唱，也还是雄壮有力的。我们编撰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把支青这首歌保存下来，不管到什么时候，只要翻开这本书，就可以听到那一首雄壮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