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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是东汉时期重要的民间契约石刻，1973年出土于河南偃师缑氏镇郑窑村（今属偃师市），现存于偃师商城博物馆。该石券为长方形青石，高1.54米，宽0.80米，厚0.12米，表面粗砺，未经打磨，直接阴刻隶书12行，全文共212字（一说213字），记录了汉代基层社会的自治组织与经济互助制度，具有极高的历史与法学研究价值。

石券核心内容与运作机制

1. 组织性质与目的

侍廷里（基层行政单位“里”）的25户居民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组建“父老僤”，共同集资61,500钱购买82亩田地（约750钱/亩）。其目的是为担任“里父老”职务的成员提供经济保障：当选者可使用田地产出（“毛物谷实”）作为履职补贴，卸任时需归还田地。

2. 任职与继承规则

资格审核：里父老需满足财产标准（“訾次”），若资产不达标（“訾下不中”），需退还田地。

继承机制：成员去世后，可由后代一户继承资格（“得传后代户者一人”）。

备用方案：若全僤无人符合父老资格，则由祭尊（首领）于季、主疏（文书）左巨等共同租佃田地，收益归僤集体。

3. 职务与成员结构

僤内设“祭尊”（主席）和“主疏”（文书，相当于主簿），成员共25户，姓氏集中于于氏（9人）、周氏（3人）、锜氏（3人）、尹氏（3人）、单氏（3人）等，反映聚族而居的特点。名单节选如下：单侯、单子阳、尹伯通、锜中都、周平、周兰、□□、周伟、于中山……于伯和、尹明功。

反映的汉代基层制度

1. “里父老”的职能与困境

里父老为民间推选的德高望重者，负责调解纠纷、监督风化、代表民意，但非官方官吏，无俸禄。其职责繁重，可能影响生计，故需僤田收益补偿。这一制度源于汉高祖刘邦推行的“三老制”，旨在以道德教化辅助法律治理，促进基层稳定。

2. “僤”组织的法律属性

自治契约性质：石券是成员共同签署的“约束”（公约），规定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具备民间法效力。

官方默许：汉代政府允许此类组织存在，但需符合国家法律（如“社条”需含“为圣主皇帝”等字样），并从事公益事业。

学术价值与研究争议

1. 核心议题

名称断句：学界对“侍廷里父老僤”的命名存在分歧。宁可、张金光主张“父老僤”为专名；俞伟超、杜正胜认为“僤”独立，称“侍廷里僤”。

“治中”释义：一说为里级小吏（俞伟超），一说指“里之治所”（张金光），影响对建僤主体的理解。

2. 经济与法律意义

土地制度：体现民间集体土地产权管理，田产不可私有化转让，仅限职务使用，与汉代“民田可买卖，官田禁盗卖”的法律并行。

契约效力：石券作为“券书”，符合汉代“诉讼依契”原则（如土地纠纷以买地券为据），反映民法实践的成熟。

历史背景与跨时代意义

1. 社会经济基础

汉代一亩地产粮值约300钱，82亩年收益可达24,600钱，可支撑2–3人全年开销。僤田三年可回本，属高效投资。而女性日织布一匹（值600–1000钱）即可购一亩田，凸显纺织业的经济价值。

2. 承袭与影响

此类互助组织延续至唐宋，如敦煌文书中的“社邑”仍保留职务分工（如“社官”）、罚则（罚酒、罚油）及官方监督模式。

侍廷里石券以212字铭刻了汉代基层社会的自治智慧，既是现存最早的乡里民约实物，亦为研究古代民法、土地制度及民间结社的里程碑。其运作逻辑——以共有财产支撑公益职务——揭示了封建国家与民间社会的互嵌关系，彰显契约精神在传统中国的深厚根基。后续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居延汉简》《张家山汉简》中的律令与案例，深化对汉代经济法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