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抱5个月大婴儿的30岁单亲妈妈,手提外卖艰难地爬着楼梯,送一单挣不到10块钱的背后是残疾母亲和不付抚养费的前夫。
这个画面只是涌入外卖行业女性大军的缩影,从逃离月薪5000元文职岗位的98年毕业生,到为了撑起家庭的四旬母亲,她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跨上电动车,在城市车流中换取号称能月入过万的生计。
这社会究竟是怎么了?
避风港?
为什么是她们?为什么是现在?因为原先那条路走不通了!对相当一部分女性来说,传统的写字楼职场正在变的四面漏风,外卖骑手反而成了唯一没上锁的紧急出口。
她们究竟在逃避什么呢?年龄就是最大的枷锁,35岁门槛在互联网行业早就不是新闻了,超85%的企业心照不宣地画下这条红线。
而对女性来说,这条线甚至被提前到30岁,没开始规划中年,职业生涯就被提前画上句号了。
现在社会学历通胀都越来越厉害,文科普通本科早就换不来体面的薪水了,现在的一线城市,行政、文员这类岗位薪资普遍低于6000元。
这点钱甚至都跑不赢通胀,养家糊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98年的林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虽然自己也能找到月薪5000的行政工作,的实际上就是用青春去换未来。
这就是性别歧视的问题,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无处不在。在生育年龄段,女性录用率比同龄男性要低整整30%。就算能力超群拿到了offer,同样岗位的女性平均起薪也要比男性低16%。
企业总在担心女性什么时候会结婚、什么时候会生孩子、生完孩子精力还够不够用,这一系列的枷锁让女性在传统职场往上走的每一步都比男性艰难得多。
这么看也就不难理解外卖平台的吸引力了,外卖送餐完全零门槛,不问年龄、学历和婚育状况,只要有辆电动车会用智能手机就能开工。
而且收入模型简单,就4个字多劳多得,跑的单越多距离越远,挣的钱就越多,这套规则虽然残酷,但至少在表面上是公平的,不在乎性别只在乎速度。
而且回报也确实是实打实的,月薪5000的行政林悦辞职跑外卖后,收入直接增长50%。京东也给出了数据,全职女骑手的月收入可以达到8000到12000元。
这对那些被困在6000元以下文职岗位女性的诱惑力不言而喻,更为关键的是它非常灵活,对三四十岁女性来说非常友好,可以在接送孩子照顾家庭的缝隙里挤出时间挣钱。
所以这根本不是关于梦想的故事,而是计算的故事,但问题是这个避风港真的能遮风挡雨吗?
灵活的代价
灵活这个词听起来很美好了,它暗示着自由和对生活的掌控权,但当这份灵活和5个月大的婴儿绑在一起时,滤镜就会碎了一地。
30岁单亲妈妈就是对灵活就业最残酷的注解,她的灵活可不是今天想跑就跑、不想跑就休息的自由。
她的灵活是必须把嗷嗷待哺的孩子绑在胸前才能出门挣几十块钱的别无选择。

这种家庭状况就是死局:父亲过世,母亲残疾,前夫指望不上,没有任何社会支持系统,孩子则成了无法分割的工作搭档。
现在送一单挣不到10块钱,一天下来网友估算也就100多元,这点钱要养活自己、孩子和残疾的母亲。
所谓的灵活在这里翻译过来就是,在承担所有家庭责任的同时,用健康和尊严去换取最微薄的生存资料。
所以平台宣传的自由其实是自由幻象,骑手们看似是自己的老板,但真正的老板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所不能的算法。
算法给他们派单,给他们规划路线,给他们计算时间,夸张一点说,骑手们不是在为自己工作,而是在为一串代码工作。这串代码的唯一目标就是效率最大化,它不会考虑骑手是否在四十多度的高温下暴晒,也不会理会女性在生理期的身体不适。
在系统性压榨下,骑手们的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都极为惊人,而他们付出这一切换来的保障却近乎于零。
大约70%的骑手缺乏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他们每天在车流中穿梭,是交通事故的高危人群,一次小小意外就可能让整个家庭陷入绝境,可维持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们,却是种没有被纳入城市的保障体系。
更别提女性在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系统里还需要克服额外困难,最直接的就是体力差异。
当订单高峰来临,或者配送货物是水或者大米时,体力差距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她们只能靠技巧靠沟通,甚至通过遵循某种传统性别规范来获取男性同行的帮助,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所谓的避风港实际是风浪更大的外海,只因原来的船马上要沉了,才不得不跳下去而已。
谁之困?
当女性骑手的故事被报道出来,舆论场总是很热闹。一方面是铺天盖地的赞扬和感动,人们称她们是了不起的母亲,是生活的强者,是不向命运低头的普通英雄。
这些赞美当然没错,她们的坚韧和担当配得上最高的敬意,丧偶后带着1岁孩子送外卖最终成功转型带货主播的宝妈更成了励志典型。
但另一方面也有网友提出质疑:在已经如此贫困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选择生孩子?这难道不是对自己和孩子都不负责任的行为吗?
你看,这才是整个事件中最讽刺的地方,社会一边将她们捧上英雄的神坛,赞美她们的个人奋斗,一边又在用理性的尺子去审判个人选择,暗示她们的困境是自己造成的。
矛盾的背后其实是集体性责任转嫁,说白了是将她们的苦难归因于个人选择,或者将她们的挣扎美化为个人奋斗,都是在巧妙问题的核心:把她们逼上这条路的系统是不是出了问题呢?
赞美人的坚韧比反思制度缺陷要容易得多,感动于母亲的风雨兼程也比追问为什么社会没能为她提供安全托底方案要轻松得多。
我们不能一边为她们的故事流泪,一边又对造成这些故事的结构性问题视而不见。
真正的解决方案从来都 不是要求个人成为英雄,而在于重构制度,当企业在招聘中可以肆无忌惮设置年龄和性别门槛时,我们需要的是更严格的立法和执法来反歧视。
当平台利用法律模糊地带逃避为骑手提供基本劳动保障的责任时,我们需要的是明确企业的法律责任。
其实现在已经有些许改变了,有银行把客户经理的年龄上限放宽到45岁,结果业绩反而增长了20%,其实所谓的年龄歧视在商业上根本站不住脚,之所以各大企业效仿其实都是僵化的偏见。
所以当女骑手的故事刷屏时,我们或许可以少一些单纯的感动,多来点理性的追问,她们的故事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个人有多顽强,而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制度还有多高的墙需要被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