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我掰着指头数了一下，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仅黄埔一期毕业的，就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仙洲、范汉杰、曾扩情、刘嘉树、马励武、周振强、郭一予等十多人。”
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只要能活下来，基本都能混个中将，这是因为第一期招生数量少，且在校期间就开始参战：总共才六百多人，第一次东征就伤亡二百多，第二次东征后只剩下了一百四十人，再加上北伐战损，能活到1949年进战犯管理所的就不多了——还有一部分是将他们捉进战犯管理所的。
沈醉可能是统计有误，也可能是有些黄埔一期生跟他不是很熟，笔者查了一下特赦战犯名单，就发现其中至少有十三个黄埔一期生，而黄埔四期生却相对较少，这也是有原因的：黄埔军校不断“扩招”，黄埔四期达到两千六百五十四人，黄埔一期的幸存者基本都能混个中将，黄埔四期除了几个佼佼者能晋升中将，其他的连混个少将都难，而要想进功德林高级战犯管理所，文官要厅长以上，武官要少将以上，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少将都能进功德林的。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两个比较有名的黄埔四期生，更为有趣的，是他们在黄埔军校入伍生队的时候，还住在同一间宿舍，结果被他们另一个同宿舍的同学从东北打出去后，又分别在淮海和平津被俘，这两个成了“功德林学员”的黄埔同宿舍同学，应该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这都是命呀！
从1947年到1975年，各地的战犯管理所不止北京功德林，抚顺、重庆、西安、太原、济南、呼和浩特等地也有，直到1955年和1956年，各地高级战犯才陆续集中到功德林，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就是1956年才进的功德林，此前他们先后在昆明陆军监狱、重庆白公馆、松林坡看守所、石板坡重庆市监狱、中美合作所旧址上的战犯管理所呆了好几年。
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两个在淮海和平津两战中被俘的黄埔四期生：“文强和我是军统局的多年老同事，也就是被人称为’军统特务’的。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副司令林伟俦那个军所属的一个团长，把破坏工事误认为将那个村庄也破坏，便下令纵火焚村。一时大火冲天，上千家房屋均付一炬，等到发觉，想抢救也来不及。因而天津人民对国民党防守部队痛恨异常，巴不得解放军早点打进来。”
沈醉说文强是他的“老乡、军统老同事”，还是“军统局东北九省督导室主任”，但是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却不承认自己当过那个主任，他说自己确实当过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但后来已经脱离军统，先是被程潜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后来又被杜聿明拉去当了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被俘的时候是“高级军事参谋人员”。
沈醉在军统跟文强不是一个辈分：文强是戴笠的“念观兄”，也是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而沈醉则是戴笠的徒弟，刚被任命为“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没几天，就在卢汉的枪口下，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字了。
文强从东北跑到淮海，最后还是没跑掉，他在《口述自传》中回忆：“抗战一胜利，林彪带着大概一万多人守着山海关，李运昌也有一万多人，和林彪一起堵住山海关打，不许蒋介石的部队进入山海关。我要到东北到差，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带着一批人坐飞机来到锦州。后来听人家讲，中将以上官衔的，头一个到东北的就是我。”
文强在东北保安司令部当督查处长，司令就是杜聿明，他提到的林彪和文强，都是他在黄埔四期学生队时的“室友”——黄埔新生刚入学的时候并不分科，而是分成若干学生队，操练一段时间后才分科，林彪、李运昌、林伟俦去了步兵科，文强去了政治科。
如果文强不去政治科，后来即使转换阵营，也不会进军统，也不大可能当参谋，而可能带兵成为军长甚至兵团司令。
在分科之前，文强和林彪、李运昌、林伟俦是住在同一个宿舍的，这一点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得很清楚：“1925年八月，我进了黄埔军校，是黄埔第四期。分到入伍生第三团三营一连，连长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张慎阶，入学后我跟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我还是班长，（林彪）上铺那个同学姓也林，叫林伟俦。解放天津时，林伟俦是国民党守天津的军长，也是个中将。”
下铺的林彪枪支走火，将上铺林伟俦的枕头打了一个洞，幸好当时林伟俦出去打水，要不然林伟俦就没有机会写《塔山战役的回忆》和《天津战役亲历记》（刊发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和第二十辑）了。
因为林彪枪支走火是文强汇报给值星官的，为此林彪还跟文强打了一架。
塔山战斗的蒋军总指挥，先后换了林伟俦、罗奇、侯镜如好几任，林伟俦在塔山被他下铺同学的部下打惨了：“我担任对锦西县城东面的指挥，阙汉骞担任锦西县城西面的指挥。这天我军对几个村庄和小高地进行了反复争夺，第五十四军伤亡甚重，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七师阵亡营长以下百余人，直至下午一时左右才停止战斗。我军碰得头破血流，不敢继续前进，主力退回原有阵地。”
林伟俦侥幸逃出辽沈战场，但是在天津，他就跑不掉了，他收到下铺同学的信件后犹豫了：“通信员到达第六十二军军部交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亲笔签名写给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等三人的一封信，大意是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百万大军已进关，劝告你们放下武器，不得破坏工商企业……家沉默了许久，谁都说不出内心的实话，谁也不肯带头作出具体主张。我们如果放下武器后，解放军又怎样对待我们呢？是不是我们几个首要分子会被处死呢？”
劝降信西安送到林伟俦的第六十二军军部，说明他下铺的同学并没有忘记在黄埔四期的同室之情，可惜林伟俦没有领会其中真情，这才失去了起义投诚的最后机会。
南昌起义的时候，文强的军衔是上校，林彪的军衔是上尉，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打架的事情也就一笑了之：“他望着我笑一笑，举起手给我敬礼。我说：’你这个人还很近人情，还给我敬礼呀。’他笑了，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我给你的官阶敬礼。’我说：’不管是什么官阶，也好，我看见你有笑脸了。’他就哈哈地笑起来了。”
比较而言，还是林彪比文强大度，因为当年黄埔军校那件事，确实是文强拐弯抹角举报了他，他肯一笑了之，后来再次见面还要安排文强吃饭，这两人的不同表现，似乎也注定了他们后来不同的命运：那两个在东北逃掉的四期同宿舍同学都成了战犯管理所学员，而林彪则成了新中国元帅。
文强进功德林比较早，他因为不肯写悔过书而一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林伟俦则在1961年特赦，并在广东省政协当了文史专员。
文强最后的结局也挺好，他特赦出来就进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还当了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
文强1975年出来当文史专员的时候，他的黄埔四期同宿舍同学中，已经有人不在了，但不知他得知消息后，是不是也会大发感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林伟俦去了加拿大多伦多，并在那里定居，而文强赴美探亲访友后毫不犹豫地回来了：“我的后半生很长。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 觉得自己像年轻人一样，一天到晚不知道什么叫疲劳，不吃烟不喝酒，生活很愉快，很正常。我的子孙无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都生活得很好，都自由自在地发挥着他们的能力，走在我们国家非常正常的道路上。这个幸福不仅在我个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而且在我的子孙们身上也体现出来了。我很乐观，希望在感召着我。”
除了黄维动员他娶的那位“妻子”不让文强省心之外，文强的后半生是幸福的，而他的幸福，两位林同学可能是感受不到的，读者诸君看了这几位黄埔四期同宿舍同学的结局，是不是也有很多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