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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生态学视域下甘肃会宁社火表演研究
作者‖和雅慧
编者按：社火表演作为黄土高原农耕文明的活态载体，其生态特征与身体语言系统映射了地域文化基因，为舞蹈生态学理论提供了本土化实践样本。
作者就会宁社火民俗请教潘涌昌老人后合影
会宁县社火是会宁人民传承下来我国历经千年的古老民俗文化，蕴含着会宁县人民的文化属性、生活方式以及风土人情。本文章立足于舞蹈生态学视域，认为民俗活动乃是地域文化符号的呈现，社火的表演形态与独特的生态环境紧密相连。文章通过分析社火表演的项目内容、动律步伐以及服饰音乐道具，以舞蹈艺术与社火表演之间的共性研究作为起点，探寻社火与舞蹈艺术的关联，挖掘社火活动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其目的在于促使社火活动走进大众视野，丰富舞蹈生态学的理论基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舞蹈，舞蹈生态学，会宁社火，社火形态
一、舞蹈生态学的概念界定
人在自然中孕育产生，在社会中发展演变，其一切创造与变迁都遵循着主客观交织的规律。朱利安·海恩斯·斯图尔德（Julian Haynes Steward)(1902-1972），在其著作《文化变迁论》中深刻阐述：“自达尔文时代以后，环境被视为一个生命之网……人类向生态舞台引入了一个超有机体，这就是文化，并凭借文化与生命之网发生相互作用。”自这部被誉为文化生态学奠基之作的著作问世以来，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间的关系便被纳入了舞蹈研究视域中[1]。舞蹈生态学是一门研究自然和社会环境与舞蹈的关系的科学，资华筠、王宁（2012）在著作中已明确界定。它是把舞蹈放在生态的视野当中，以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为核心角度，将舞蹈与自然和社会置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中进行宏观的、多维的综合考察，探究舞蹈艺术在历史的进程当中是如何演进发展、何其形成原因，以及自然和社会中有哪些因素影响或制约着舞蹈的发展，出现了何种现象，剖析其本质。目的是为了更加全面、多维度的把握影响舞蹈必然发展的因素，揭示背后所蕴含的规律，以促进舞蹈艺术的发展。在舞蹈生态学视域下，社火这一项民俗活动从产生发展至今，与甘肃省会宁县的生态息息相关，它在延续了我国千年古老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又与社会环境等其他演变因素共同发展前进，与舞蹈、音乐、杂技等其他艺术结合发展。其中舞蹈是会宁县社火吸收最多且体现美感的成分，形成如今喜闻乐见的祭祀兼具娱乐性的民俗活动。会宁县的社火活动集中体现了会宁人民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坚韧不拔、热爱生活的精神。
二、甘肃会宁社火表演的生态特征
自然环境作为事物发展的客观因素是构成舞蹈生态环境的基础，是艺术类等上层建筑在相应生产力水平上做出的最优选择。社火作为代表符号记忆的本土文化，每一项表演都呈现出独特的生态属性。这种古老的民俗活动融合了文化记忆、符号表达，成为会宁人民的精神纽带和文化象征。挖掘社火表演的生态特征，可以从文化语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来朔源会宁人民的族群记忆。
（一）农耕文化延续下的自然生态
从地理位置来说，会宁县位于甘肃省中部、白银市南端。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接地带，土地构造复杂。气候属于中温带半干旱气候，年降水量较少且分布不均匀，年平均温差较大，多干旱，极端天气较多。这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显著影响。甘肃会宁是农耕文化地域，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男耕女织。自然地理环境的恶劣，使得人们对天地有敬畏之情，社火表演的主要功能也是祭祀娱神，以求五谷丰登。从时间线上来讲，如今在会宁县，社火是腊月开始筹备，正月表演，正是年末与新年的交界点，寓意着忙碌的一年结束了，扫除过去一年的灾难与不顺，迎接新年，新的春耕即将开始、万物复苏。社火表演中有许多模仿生产的动作，以及唱词都表现了农村劳动生活。
从宗教信仰角度来说，中国自古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甘肃的汉族人民大多信奉道教，作为我国本土宗教，在岁月的长河中渊源流传，与华夏文明共同延续。社火是中国最古老的风俗之一，人们认为社火中的“社”指“土地之神”，“火”指的是“火神”。对于“神”和“祖先”的祭祀以及闹“社火”都体现着我国本土道教的仪式。社火中常出现的一些动物神像以及神话故事中的人物扮演，来自于人们古老的图腾崇拜，人们相信这些动物或是神话人物有种神秘的力量，可以庇佑百姓平安顺遂。在会宁县，大到市区城镇，小到庄子村落都有修建寺庙，人们信神敬神。除传统节日要去寺庙外，家里考学、遇难、求子，都要去寺庙向神祷告。如求学的“文昌庙”“孔子庙”，求子的“三菩萨”，以及掌管大地的“土地爷爷”等。因此，社火也是人们与“神”沟通的媒介。
（二）时代变革下的社会生态
从历史发展来看，社火在远古时期就以出现，其起源可以追朔到古代的祭祀活动，表演动作也是模拟劳动生产、日常生活，逐渐发展成集祭祀、娱乐、表演一体的文化形式。秦汉时期也有同一类型表演，称为“角抵戏”又名“百戏”。《汉文帝篡要》载：“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技后乃有高絙、吞刀、履火、寻橦等也。”社火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民俗活动之一，其表演形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隋唐时期的社火表演形式多样，包括芯子、平头桌以及夜间汇演的狮子、龙灯、旱船、竹马、七巧图等。宋代的“社⽕”已经接近现代表演形式，根源可以追溯到宋代的舞队，其来源⼀说“集各种杂耍为之，⾮⼈多莫办，故⽈⼀⽕（伙）”。另一种说法：社⽕来⾃于祭社乐舞习俗，每年腊⽉下旬开始，就陆续有舞队出动，到正⽉初⼀后⽇渐增多，⾄元宵节达到⾼潮[4]。以会宁县的社火来说，笔者认为是二者说法的结合统一，表演形式和表演时间与宋代社火大体一致。
从经济角度来看，文化与经济发展互相影响、协同前进。从原始表演形态到兼具娱神、娱人的表演性艺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映照。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不在将希望只是寄托于神灵，而是更相信脚踏实地才能获得美好生活。因此社火以祭祀祈祷为主要目的向娱乐性、表演性倾向，在服饰道具方面更为华丽，种类更加繁多，更有戏台供其表演，人们更是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态欣赏它，融合了许多现代化的元素。同时，弊端也显现出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不只是依靠简单的农业收成，年轻人外出，社火的传承只能靠老一辈的人接手，参与人数逐年递减、场面阵势日趋简化，传统观念逐渐淡薄。因此，社火在保留至今的情况下，和过去发展相比较为缓慢。
三、甘肃会宁社火表演的形态分析
社火作为民间舞蹈的载体，包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甘肃会宁的社火又称“射虎”，社火在各个地区虽地域不同，但表演却大同小异。社火从开始到结束都有严苛的仪式，依次有祭祀仪式（请神）、排练演出、祭祀仪式（送神），每项活动必须遵循“神”的旨意[3]。包含着舞蹈、音乐、杂技、戏剧等多种形式的综合性表演艺术。会宁县社火表演以身体韵律及脚下步伐配和独特的服饰道具表现社火文化，每一项表演不同程度的掺杂了舞蹈的成分，增加其美感和艺术表现力，共同服务于社火表演。
（一）会宁社火表演的类型
会宁地理环境较为恶劣，因此社火包含的众多项目，诸如舞龙舞狮、高跷、秦腔、小曲小戏、太平鼓、剪纸等都是为了庆祝丰收，迎接新年，祈祷风调雨顺。首先，舞龙舞狮是社火表演的重头戏。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就认为龙和狮子是吉祥的动物，它象征着神秘、恐怖和威力，能够驱邪避凶，狮头狮尾摇头摆尾，时而跳跃时而翻滚默契配合，合着锣鼓声击打的节奏，热情舞动，人们相信其经过之处能给大家带来好运。舞蹈表演中也有此类表演，如舞剧广东佛山《醒狮》，除了高难度技巧动作同时又不失美感，可舞性较强[2]。社火高跷是一项富有历史底蕴和民间特色的艺术形式，它结合了舞蹈、戏剧和杂技的元素，技巧性较强，表演者们扮成各种戏曲人物或神话传说中的形象，以神话人物祈求美好生活。例如东北秧歌中的“辽西高跷”就是此类表演。由于社火是以祭神为主要目的的活动，因此小曲小戏主要是为“神”而唱，里面包含了地方戏剧和小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秦腔，古时陕西、甘肃一带属秦国，所以称之为“秦腔”。年岁时节在戏楼表演，又有:“戏已开腔，八方来听，一方为人，三方为鬼，四方为神明！”的传说，戏剧情节大都来自民间故事和经典传说，代表性的有《周仁回府》《薛平贵与王宝钏》《赵氏孤儿》等。舞蹈也是中国戏曲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具有特殊表现力的手段，戏曲表演“唱、念、做、打”中的“做、打”基本属于舞蹈或舞蹈化动作，例如《天女散花》就是舞蹈性较强的戏曲作品。
（二）会宁社火表演的服饰音乐
社火表演的服装和音乐反映了我国本土文化特色，形象体现了西北人民豪爽的性格特征。在服装上，主要有秧歌队的表演服和戏剧表演两大类。秧歌队的服装较为日常，表现劳动生活场景较多，大致以红、黄、绿配色为主，带有龙凤图案和精美的刺绣或图案装饰，腰系红绸，伴随着铿锵的锣鼓声，展示出喜庆欢乐的民俗风采。接近于陕北秧歌风格，二者通常都手拿扇子手帕道具使用，因此社火表演又有“社火秧歌”之名。另外，秦腔是以戏剧情节为故事线的表演，每个人物的出场都有严格的规定和程式化。传统戏衣有蟒，帔，官衣马褂等；盔帽有唐帽，九龙冠，翎子等；鞋靴有夫子履，厚底靴等。高跷秧歌中也有人物扮演，表演者们扮成各种戏曲人物或神话传说中的形象，与秦腔严谨的程式不同的是，高跷追求外表神似但没有故事情节和固定动作，他们所饰演的都是“神”，也叫“身子”或“身段”，有关公、刘备、杨门女将等等，寓意着保家卫国或惩奸除恶之意。我国也有许多将戏曲与舞蹈结合编排的作品，例如舞蹈《春闺梦》《芳春行》《红玉丹心》，群舞《百花争艳》《俏花旦》等都是此类戏曲化的装扮。
在音乐方面，社火配乐粗狂豪放，以声势浩大和汹涌彪悍为主要审美，体现了西北男儿威猛高达、不拘一格的形象。社火配乐基本以锣鼓为主，“大鼓”由男子击打鼓面，人数不一；“大锣”是双手各持一面击打而成。在演奏方式上，社火锣鼓的打法多种多样，既有以一拍的方式快速敲击鼓头，也有以连拍的方式慢速敲击鼓头。鼓手们还会通过击打鼓面力度和速度的变换，使得鼓声轻重缓急相间，大锣大鼓的完美配合形成铿锵有力的节奏，使整个社火队的表演都充斥在锣鼓声的伴奏中，千米外就能听到声音，带动着整场社火表演的气氛。除了社火表演的整体配乐，有些单一的项目也有自己独立的伴奏乐器，如腰鼓队的乐器“镲”；小曲小戏中的“迷糊子”和“秦腔”演唱时，也有二弦、二胡、板胡、梆子、小铃等乐器配合。只不过独立项目中的乐器相比于整个社火队的大锣大鼓，体积较小，声音更加清脆悦耳，更具有艺术性和表演性。这种以锣鼓击打配乐的方式，在许多舞蹈当中也有使用，如安徽花鼓灯、山东秧歌、东北秧歌经常以锣鼓伴奏，东北秧歌在组合末尾更是有“叫鼓”环节来收场。舞蹈作品中，满族舞蹈《满韵清》中场有一位男生出场击打大鼓，铿锵有力的节奏将观众情绪推向了高潮，形象体现了满族秧歌的地域性特色。
（三）会宁社火表演的身体语言
会宁县的生态特征造就了特色的地域文化，社火表演的身体语言无不体现着会宁人民的生活习惯、性格特征。它有高跷秧歌和地秧歌两种。会宁县北关玄帝宫社火队就是以高跷秧歌出名，跷的高低长度不一，最高的有将近四米，最矮的也有一米多，难度较高，需要进行长期的训练才能熟练驾驭。由于是来自田间、地头、场院自娱的方式，社火高跷并没有很多的动作，只是简单的步伐前后左右行走或者十字步配上身体的晃动，和着大锣大鼓上街游行，以炫技为主。此类表演在辽西高跷中也有出现，不同于辽西高跷表演中的“扮戏不演戏”，社火高跷每个人都有角色扮演，模仿简单造型动作，表演者们扮成各种戏曲人物或神话传说中的形象，以神话人物祈求美好生活，又有“关公袍下过，关关难过关关过”的民间传说。
地秧歌相较而言，卸掉高跷便于行走，造型和动作幅度较大，以较多的人数营造出热闹的阵势，常有队伍摆出“走四方”、“圆心式”等造型，以表吉祥如意之意，表现朴实的农村生活；以及脚下挫步、跑跳步、弓箭步、十字步等各种步伐，使场面更加丰富，这样的表演在腰鼓队和太平鼓中常见。还有地面的“迷糊子”、“大头娃娃”、“老妖婆”等角色也都是和秧歌动作配合完成。“老妖婆”一角，身着一身大红大绿的衣服，头上绑着发带，银白头发，脚穿老布鞋，手里拿着擀面杖或提着菜篮子，表演时上身体态弯曲，表现当地农村老太太的形象。一般由男性扮演，人物充满了喜感，有点像东北秧歌中“老蒯”的人物特点。
总之，社火表演包含的多类项目，从身体步伐韵律，每一项表演都以音乐、道具、服饰配合共同完成，并且随着花样增多，与舞蹈表演模式相近，甚至有些步伐动作与舞蹈动作通用，亦是演员表演和观众欣赏双向的艺术，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作者本人参加社火排练演出
结语：社火活动于自然条件落后时期产生，在时间的推移下表演类型逐渐丰富。会宁县独特的生态环境所催生的生存需求，使得这项古老的民俗活动得以传承，历经不断的发展，造就了独属于会宁人民的社火审美。在舞蹈生态学视域下，社火表演与舞蹈艺术存在诸多相似的生存发展因素。在当下高速发展的时代，社火仍能够依照祖辈方式传承，留存了会宁人民的族群记忆。舞蹈已然成为发展水平较高的艺术门类，而社火活动被少部分地区所传承。笔者认为，从舞蹈的角度出发，使社火从编创、舞美、表现手段等方面借鉴舞蹈的成功之处，挖掘社火演变的理论因素，在尊重民俗文化的基础上，推动社火表演继续发展，走入大众视野，呈现黄土高原地域下会宁人民热爱生活、吃苦耐劳的精神面貌，传承我国优秀的古老民俗文化。
参考文献：
[1]杨梦寒,张婧洋.舞蹈生态学视域下满族蝴蝶舞的身体形态及记忆构建[J].尚舞,2024,(06):85-87.
[2]包雨薇.“舞武相融”：舞蹈生态学视域下的岭南舞蹈编创特征[J].新疆艺术(汉文),2023,(03):89-94.
[3]闫天天.甘肃渭源社火舞蹈的形态流变研究[D].西北民族大学,2023.DOI:10.27408/d.cnki.gxmzc.2023.000435.
[4]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第2版：273-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