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于利，伪君子才只喻于义
我在知识星球上有个“小西读书会”，偶尔也约上几位好友线下一起开心的读了读书，前两天刚做了一场。会看完后有群友提意见，问：小西，你这个读书会到底是生意还是理想呢？如果是生意就要淡化理想的色彩。——当然，我猜，朋友话可能还有后半句，没好意思说：如果是理想，那陪你读个书而已，是不是就不该收门票？
说实话，我倒没有这个建议有多冒犯，反而是顺着这个思路，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生意与理想，或者说，宋明理学之后刻意对立起来的“义”与“利”，难道真的就矛盾么？
我想起一个典故：
说秦朝平灭六国的时候，老将王翦将秦王六十万大军征伐楚国，一边打仗，一边天天写信给秦王嬴政，要求多赐自己家族一些良田美宅，属下们笑话王翦年纪一大把了，还这么贪心。王翦笑笑说：秦王此人生性最是多疑，今将倾国之兵交付于我，我不多多请赐金银宝货以示自己胸无大志，难道要让他怀疑我有谋权篡位的野心吗？
杰出的先秦自污表演艺术家，王翦。
想起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码字的人，面对读者，常常会遭遇到一些很神似的追问：
我点灯熬油，写一篇文章给大家看，我到底图什么呢?
我若说自己是为了公义发声、鼓呼不为私利吧？立马就有人怀疑我平白无故说这个、到底“是何居心”？
是不是收了哪家的黑钱为他洗地？乃至，是不是行走的五十万？
可是你若说我搞一点付费阅读，把写作当作生意来做吧？又会有一拨人指责你忘记了初心，为了生意放弃了理想。赏脸看你个文章，你怎么还收钱呢？
你看，你看，武大郎喝药，横竖都是个死。而像王翦一样，两害相权取其轻，那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承认就是贪财好货，就想做个知识付费的生意吧
曾经去横滨的山下町游览过，清末的时候同盟会曾经在这里办过一家叫做《民报》的报纸，试图以新闻舆论来启发民智，《民报》刚开办的时候派头甚大，孙中山亲笔写的发刊词，高扬理想的大旗，主要撰稿人有章炳麟、马君武，胡汉民、陈天华，汪精卫，朱执信、宋教仁、陈去病、柳亚子、苏曼殊等等，都是旅日的名流。
但是《民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在设立之初，就是被当作一桩“理想”去做的，没考虑怎么持久经营的事情，于是每发行一期，都需要会众从大量别处找钱来做贴补。
一次两次这样筹款自然可以，次数多了大家就都心生怨言，毕竟“民族、民权、民生”的理想之外，大家都还有自己的生活，谁也不能光靠喊口号活着。同盟会的三个山头，光复会、兴中会、华兴会，各自应该怎么分账，吵了很多次。
这个事情闹到后来，终于搞出了一个大事，1907年，日本政府因清政府压力被迫驱逐孙中山出境，为了面上好看，就委托商人铃木久五郎（野村证券创始人）给了孙中山一万五千日元的遣散费，那会儿的一万五千日元是实打实的银元，确实是一笔巨款。
这个事情是公开做的，同盟会里的人都知道，于是马上有人上门来跟孙中山讨钱，但孙中山最终却只给了《民报》两千日元的资助。此举引得以章太炎为首的光复会一派大为不满，光复会的干将，《民报》的编辑陶成章在报纸上多次撰文，攻击孙中山“贪污革命公款”。双方后来越吵越凶，彼此几乎视之为比清廷还要深恶痛绝的仇寇。
再后来，1912年1月14日，在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仅仅就任临时大总统两个星期后，陶成章就在上海被刺杀了。
与一年后的宋教仁案最终被搞成了幕后主使至今不明的无头案不同，陶成章之死是有定论的，因为刺杀他的刺客之一名叫蒋介石，此公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喜欢啥不好，他非喜欢写日记。
蒋中正在日记里非常得意（而且憨直）的记载了自己刺杀陶成章的前因后果。并且更加得意的宣称，“先总理”从来没有给过他刺杀陶成章的明确指示。
世人只知道蒋介石当时的大哥叫陈其美，而陈其美认的大哥则是孙中山。而蒋在此案后确实平步青云，从一介默默无闻、军事中专毕业后去当马夫的小卡拉米，一跃而成了孙身旁的近随，并且最终获得了黄埔军校校长的职位。然后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走向了人生巅峰……
讲这个故事当然不是为了追溯什么民国史，而是你看，本来好端端、大家和和气气办个报纸的事儿，最后闹得刺刀见红，非得杀人才能收场，究其原因，说到底还不是大家一开始就把理想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从来没考虑怎么做生意、怎么把事业维持下去的事情，觉得这些玩意儿不值一提，我都喊理想了，你居然还跟我谈钱，多俗啊……然后你看，最后就弄成了那个鬼样子。
聊起办报纸这个事情，我又想起另一段往事。如今印在美国百元大钞上的人物不是开国总统华盛顿，而是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这人一生若说对美国有什么最大的贡献，那显然不是参加大陆会议和费城制宪会议，而是在殖民时代就办了一份名叫《宾夕法尼亚公报》的报纸。
《宾夕法尼亚公报》当然不是北美第一份报纸，但却是最革命性的一份，因为它居然只谈生意。
虽然比《民报》早了将近两百年（富兰克林接手《宾夕法尼亚公报》时是1729年，也就是……我大清雍正七年），富兰克林办这份报纸却似乎没有什么“宏图远志”，人家说的很清楚，我就是个印刷店老板，印报纸就是为了赚钱。
所以《宾夕法尼亚公报》一改当时十三州殖民地大部分报纸以政论为主的传统，大量引入文学随笔、科普文章、散文小说、民间故事甚至是广告，读者喜欢什么富兰克林写什么，发什么。极大的增强了报纸的可读性和实用性，以扩张发行量。
事实上，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杂文”这个文体，其实就是富兰克林最初创立并发扬的。
最后富兰克林甚至把自己在公报上的杂文编成《穷查理年鉴》发行（富兰克林的笔名就叫穷查理），当时很多人都批评富兰克林是个一新只知道赚钱、没什么道德理想的商人。
但富兰克林的成功，第一次证明了文化人可通过商业运营实现经济独立，而非依赖政党或政府资助，为美国新闻的商业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而因为他经济独立，他可以不谄媚、不偏激、不盲目追求时事热点，反对诽谤与煽动，做读者最忠实的朋友。
他从天空中抓住了闪电，
他从暴君手里夺回了民权！
——富兰克林墓志铭
而当18世纪后半叶，当自由的呼声开始响彻北美大陆，《宾夕法尼亚公报》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的。“革命之舌”帕特里克·亨利演讲中那句“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最早是由《宾夕法尼亚公报》印成铅字的。富兰克林还长期以高额的稿酬聘请一位英国的时评家为该报撰写评论，该时评家后来将自己的作品集结成册，取名为《常识（Common Sense）》印刷出版。对，这个人就是托马斯·潘恩。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百元美国大钞上印的是富兰克林而不是华盛顿了么？
像富兰克林那样，当生意时生意，当理想时理想。
“最可敬的富兰克林，用他的文章和报纸，教会了美国人怎样理性的思考。”
“我宁要一张没有国家的报纸，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国家。”
杰斐逊的这些评价，所言非虚。而这些夸赞，是献给一个最初没有什么理想，一心做生意的印刷商的。
生意要做，三观要正，热爱并享受生活，至于理想，慢慢来就好。
那天的读书会一通漫谈，说到最后，我无非讲了这样一个朴实的道理。也将它分享给远在各地的您吧，见字如面，愿您安好。
事实上，我总觉得儒家后期，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甚至要求有理想的人似乎就不能谈钱，似乎是一种可怕谬误——如果它不是一种秦制帝国把知识分子带进沟里的精妙治术的话——而今，当我们的思维重新上路，让我们先从生意与生活做起。
全文完
本文2500字，总有朋友说我文章写的太长了，今天来个短一点的，愿大家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