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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州和明朝的这场拉锯，翻开老黄历，说是“官逼民反”都不准确。真格的，是一桩桩擦枪走火的事情，不知不觉就到天崩地裂的关口。其实没那么远，没那么理，都发生在几个人的心头、饭桌上。

播州，地方有点像那种咱们电视里“长虫盘山”的地方。四川、贵州、重庆三省交界，人、财富、山水都不缺。明朝人王士性说播州像是“万山一水，抱绕萦回”，这话说得有点文气，可你要是坐在村口的地头晾晒玉米，看的是层层叠叠的山，脚底下风一吹，连沙子都跟着刮过去，民风也硬气。中原历朝历代的皇帝，碰见这地方，说实话，能不惹就不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杨家在这儿当土司，权力世袭了不知道多少代，明面上听朝廷的话，实际做什么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时间往回捣，元明交班那阵子。杨家当家的杨铿，聪明，很会做人。元朝还没倒，他就派人给朱元璋送特产，把元朝那块金牌、铜章一并双手奉上——这意思很明白，给你当差没意见，就是别折腾我地盘。朱元璋也是个人精，没像他过去动刀兵，反而让杨铿继续做他的播州宣慰使，还允许他“父传子，子传孙”，播州就这么算名字上归了明朝，实际上还是杨家说了算。

两边气氛还挺好。每到年节，特产贡品一趟没落下。要是哪山哪寨有人闹事，杨家就派兵跟着明军一起收拾局面，明中央对播州还挺放心。那些年，大家把账算清楚，谁也不吃亏。可故事进到杨应龙这一代，风向突然有点变——谁也没想过，这关系能闹得这么僵。

说到杨应龙接手播州那年，别的都不是事，就说这地盘和家底，足够让人心里犯橫：一百九十万人口，调动起来十六万士兵不在话下，每年播州出的粮食供两百万人吃饭。贵州布政司——就是管贵州的大衙门，说实话，贫困到要向播州借粮。贵州全省的民田，也没播州多。播州还挡着四川门口，明军主力抽调去云南打仗时，四川还得靠播州兵看家护院。杨应龙领兵出征，几次帮四川剿平叛乱，朝廷实在挑不出毛病，万历十四年还特意给他加了骠骑将军的头衔。

除了兵和粮，播州还是个天然仓库。巨木、矿产、茶叶、盐道，样样都有。各地藩王、朝廷修宫殿，少不了向杨家讨木头。大户人家富得能和江南比，谁看了不眼馋？

杨应龙，刚上位那阵儿，是土司里的“模范生”，进贡纳税、为朝廷打仗，比谁都积极。内阁首辅申时行还夸杨氏家族“世称恭顺”。可开头顺，接下来的变故，就像亲戚串门闹崩，谁都说不清是哪出了问题。

照我看，最大的一根刺，是杨应龙同川、黔官员的勾心斗角，尤其合不来贵州的人。早年播州归四川管，后来几番折腾，再归贵州，再回四川，到杨应龙掌权时，地盘一半归四川，一半却还要受贵州节制。四川、播州关系有点姐弟情——利益捆绑舍不得闹翻脸。贵州呢？穷归穷，心思却多。盼着早日“改土归流”，把杨家的家业收归国有，说白了，就是想用朝廷派来的流官替代世袭土司，把杨家踢下台。

杨应龙遇上这些人，嘴上不说心里明白：我有钱有粮，你还得指望我救济，干嘛要低头？后来干脆“放飞自我”，听说部下去贵州抢点东西，也不管。贵州官员更恼，也开始在朝廷讨公道。双方你来我往，闹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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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杨应龙跋扈，那确实不是冤枉他。山头称王，手下六个长官司、七个土司，都要低头。平时动不动就杀人立威，树起“土皇帝”的架势，满县的人见了都心颤。但家里那点事，外人也未必懂。杨应龙的正妻张氏出身龙虎山张天师家族，血脉贵重，可杨应龙偏宠小妾田氏。田氏有点手段，几句流言蜚语，就让杨应龙认定张氏“不守妇道”。酒后冲动，一夜之间，张家满门都被杨应龙害死。外面是安稳的世袭土司，家里却是刀光血影，好像一个人分了两半。

家事最后变成公事。张氏的叔父张时照为了报仇，就联合播州本地不满杨应龙的土司，一块去朝廷告状，说杨应龙有谋反之心。这事贵州巡抚叶梦熊早就等着，立刻上疏请求朝廷征剿播州。四川巡抚李化龙却舍不得动播州，毕竟还有边劫要抗，说暂缓查办等外患处理完再说。两省官员一东一西，扯来扯去，朝廷也看懵了，最后只能把决定权下放让地方处理。

这时候，杨应龙的心理也有点乱。他知道有麻烦，不敢造次。万历二十年，明军需要援朝，杨应龙主动赴重庆受审，不光没顶嘴，还愿意出黄金带兵给明廷帮忙。四川官员帮着求情，朝廷也念着往日功劳，没追究，放他回家。但人刚走，朝鲜战事也结束——他想靠出兵赎罪这条路走不通。

本以为风头过去，没想到新来的四川巡抚王继光又要他去重庆受检，杨应龙这次不干了，抗命不出。明军兵分三路攻播州，杨应龙使了个“声东击西”，明军栽跟头，第一次征播就这么结了帐。事后朝廷也觉得吃亏，王继光被罢职。杨应龙见势不妙，又写信上京赔罪，还送重金打通关系，可他的真心，朝廷未必买账。

朝堂上七舌八嘴，有主张招抚的，有主张平叛的。明朝忙着打朝鲜，西南问题一再拖延。后来刑玠招抚成功，杨应龙带着绳子去道旁哭着请死罪，献人抵斩、交银贡木，还表示愿把职务让给儿子，二儿子还当了人质。大家本以为一场风波就此过去。

偏偏天不遂人愿。次子杨可栋在重庆病死，杨应龙派人要尸首，地方官还要他补罚金才肯给。这一下，心头火彻底烧起来。杨应龙骂道：我儿子活着，银马上到；死了还催我交钱？一怒之下，派兵把尸体抢回来，分兵把口，屯粮召苗兵，架势摆得极大。苗兵也不是白帮忙的，杨家搜刮富户，把盘剥下来的家产尽数给苗兵做战饷。

等到万历二十四年，杨应龙变本加厉，几路出兵，焚毁、劫掠，黎民百姓遇难，昔日的同僚仇人也没一个能逃，尸体都被挖出来剁碎。这种“发疯”，倒像是走投无路时把自己逼到了绝境。

到万历二十五年，四川按察副使王士琦调走了，杨应龙干脆撕破脸，一路杀向四川、贵州、甚至湖广，专治老对头，无一幸免。明朝的忍耐也到头了，朝廷再不出兵，局面就控制不住。

说到底，播州问题是什么？是朝廷和地方的关系，是大地方和小地方的利益争夺，是一户人家几代人的命运，还是一个男人被权力、家仇、猜忌，在深山里越走越远？也许，所谓“明朝的西南乱局”，跟我们今天村口的家长里短没那么两样。你给我一个顺水人情，我还你一份薄面。可一旦猜忌、失控、仇杀的心思进来了，不论帝王还是土司，到头来，都是血流成河、亲不亲都分不清了。

杨应龙那一仗，后面明军大军压境——播州和他，真的准备好了吗？有时候，事到临头，命运的风早就拐了弯。谁还记得，那些晾玉米的下午，播州山里落日照着的细烟，比历史里的一切战事都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