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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之学，源远流长，其萌芽于先民择地而居的生存智慧，在汉晋时期吸纳阴阳五行思想，经郭璞《葬书》理论总结而得以系统形成。至唐宋元时期，理论与实践并进，不仅出现了杨筠松等风水大家，形成了注重地形观测的形势派（峦头派）与讲究卦理气运的理气派等主要流派，风水活动也愈发兴盛。明清时代，风水理论在总结前代基础上日臻完善，并深入渗透到民间生活与建筑实践之中，清代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类书均对其有所辑录，视其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其发展脉络体现了中国古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持续探索和深刻理解。

本篇文章就和大家详细分享中国古代各历史阶段风水学的核心发展脉络。

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是风水意识的最初萌芽阶段。在这一时期，先民为适应自然环境、保障生存，自发形成了“择地而居”的居住理念。他们倾向于选择“近水向阳”的河流阶地作为定居点，例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就展现出典型的“背山面水、避风向阳”的聚落布局特征。这种基于生存经验与环境直觉的选择，不仅有效改善了居住条件，也为后世风水学说中“藏风聚气”的核心理念奠定了实践基础，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智慧。

商周时期

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风水思想与实践发展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从“重卜”到“重察”的演变脉络。

殷商时期，鬼神观念浓厚，“卜宅”成为城邑营建前的必要仪式，凡立邦建邑，必先通过烧灼甲骨占卜以请示鬼神之意，判断吉凶休咎，甲骨文中“作邑”、“卜宅”的记载即为明证。这种以卜筮定居处的方式，体现了时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对神灵指引的依赖。

至周代，人文精神逐渐觉醒，风水实践在延续占卜传统的同时，开始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主动观察与理性选择。《诗经·大雅·公刘》记载周人先祖公刘率众迁豳时“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即已注重勘察地形的向背、水流的走向，显示出对实际地理条件的重视。此外，周人还创立并运用“土圭之法”，通过测量日影长短以确定南北子午线，从而精准确定建筑的方位朝向。这种将天文测量与地理选址相结合的方法，标志着风水术从殷商时期主要依赖鬼神启示，转向兼顾人文理性与自然认知的重要过渡，体现先民在空间营造中积极探索天人关系的早期智慧。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下，阴阳、五行、八卦等哲学思想大为发展，为风水学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各国频繁的筑城、迁都活动，则为相地术提供了大量实践机会，促进了相关经验的积累。

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的浓厚学术氛围中，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以及八卦哲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系统化，为风水学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石和思维框架。诸子百家对宇宙自然的探索与论辩，特别是阴阳家运用阴阳消长规律和五行生克关系来解释天地万物，极大地丰富了风水理论的内涵。同时，各诸侯国为增强实力而频繁进行的筑城、迁都等大规模营造活动，客观上为相地术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实践机会，使其从单纯的经验选择逐渐转向系统化的理论总结。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仰观天文”与“俯察地理”相结合，形成了诸如“土宜法”等相宅方法论，风水相关的选址活动也见诸文献，例如《周礼》中就有“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的记载。战国末期，邹衍将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进一步结合，创立了五德终始说，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世风水理论，特别是理气派的发展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可以说，春秋战国是风水学从朴素的相地实践向系统理论过渡的关键酝酿期，为其在秦汉时期的理论归纳和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是风水理论从零散经验迈向系统化建构的重要阶段。

频繁的城池迁徙与大规模的宫室、陵墓营建活动——如秦筑阿房宫、汉建未央宫，以及秦始皇陵等巨型工程——为相地术提供了大量实践场景，推动其从单纯的地形选择转向更为复杂的空间布局与环境协调体系。

在这一过程中，邹衍所创立的五行学说被广泛吸纳，人们开始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的生克关系来解析环境要素的相互作用，谋求“天地人合一”的和谐境界。

至汉代，大儒董仲舒进一步将阴阳观念与五行说结合，构建出系统的“天人感应”哲学，为风水操作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使其不再局限于直观经验，而具备了阐释天地关联的哲学深度。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形成了如“起宅盖房必择日”、“太岁头上不能动土”等建筑禁忌，以及“靠山面水，择高而居”、“坐北向南，凸岸建邑”等选址原则，阴宅风水理论也逐步系统化，这反映出古人对居住与埋葬环境吉凶的深入关注。此时期编纂的《堪舆金匮》与《宫宅地形》等专著，更是风水学理初步成型的标志：前者将五行生克与屋主姓氏相联系，开创了理法理论的先河；后者侧重于城市与宫室的地形选择，成为形法理论的源头，二者的出现共同标志着风水学已初步形成兼具哲学思辨与实践方法的理论框架。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风水学实现体系化建构的关键时期，其重要标志是郭璞所著《葬书》的出现，该书被后世奉为风水理论的奠基之作。

郭璞在《葬书》中首次对“风水”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提出“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的核心观点，并系统构建了以“乘生气”为目标的阴宅理论体系。他强调“葬者，乘生气也”，认为“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并将“五土四备”“藏风得水”等理念融入环境选择标准；其因《葬书》在理论归纳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被后世尊为风水鼻祖，他的思想也成为唐宋时期形势宗与理气宗两大流派共同的理论源头。

除了郭璞，这一时期还涌现出管辂等一批风水名家，管辂曾以“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等四灵论断墓地吉凶，进一步丰富了形法理论的实践内容。同时，在魏晋玄学与天人感应思想交融的背景下，阴宅风水理论逐渐超越早期的阳宅相法，形成更具系统性的吉凶推演方法，反映出风水术从经验性实践向理论化、学派化的重要转变。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风水理论在前代积淀基础上趋于系统化、理论化，并实现了广泛的社会传播。

隋代虽享祚不长，但相地活动已颇活跃，萧吉、舒绰等名家辈出，其著作与实践为后世奠定了重要基础。唐代国力强盛，文化包容并蓄，风水理论随之臻于完善。

唐末僖宗朝国师杨筠松（世称“杨救贫”）在黄巢之乱中将宫廷风水典籍携至江西民间，授徒传艺，因其术能扶贫济困而被尊为“救贫先生”。他撰写的《撼龙经》《疑龙经》等著作，不仅系统总结了星峰龙脉的识别与辩证方法，更奠定了注重山川形势勘察的“形势派”（亦称“峦头派”）理论基础，强调龙、穴、砂、水四大要素的直观配合与生气凝聚。唐代司天监作为官方机构，负责天文地理观测与吉凶占验，其中官员多通晓风水，使风水的影响深入朝廷政治与都城建设。同时，《宅经》等大量民间风水著作的出现，以及“五姓相宅”等学说的流行，说明风水已渗透至社会各层面，不仅用于宫殿、陵墓的选址营造，也在市井乡村的宅第布局中广泛应用，实为中国风水承前启后、由术入学的重要阶段。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风水理论空前发展，并形成了明确的流派分野。在形势派之外，以福建地区为中心，注重方位、理气和星卦推算的“理气派”开始盛行。宋代陈抟、邵雍、朱熹等理学家对易学的深入研究，也进一步丰富了风水学的理论内涵。赖文俊等是当时的理气派名家。

宋元时期是风水理论空前发展并形成明确流派分野的阶段。在唐末杨筠松所开创的形势派（峦头派）持续传承的同时，以福建地区为中心，注重方位、理气和星卦推算的“理气派”也开始盛行。这一时期，风水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均趋于系统化。陈抟、邵雍、朱熹等理学家对《周易》象数和宇宙图式的深入研究，为风水学提供了更为深厚的哲学基础，尤其是太极、阴阳、八卦理论的精细化，深刻影响了理气派的发展。同时，罗盘的广泛应用，使得方位、坐向的测算精度大为提高，推动了以数理推算为核心的理气术法走向繁复与精密。理气派因其理论复杂，内部又逐渐分化出多个支派，如侧重于八卦与命卦相配的“八宅派”，用于阴宅、以水法为核心的“三合派”，以及结合三元九运进行九宫飞星推演的“玄空飞星派”等。当时的理气派名家辈出，赖文俊（赖布衣）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其学说对后世影响深远。

风水理论的发展也影响到官修典籍，如宋代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风水原则。书中强调方位规划与自然元素的协调，明确规定筑城应“以北斗七星定其方位”，如皇城以天权星定位正北，玉衡星对应皇陵，形成星象与建筑的对应关系；在建筑色彩配置上，其“五彩遍装”之制要求青、赤、黄、白、黑五色并用，对应五行相生原理，以实现能量的循环平衡，例如祭天建筑偏好天青色，藏经阁为防火而采用属水的黑色；此外，李诫提出的“工力之具”概念，将风水形法中的地形改造技术纳入规范，如《葬书》所述“工力之具”即指结合风水需求进行的地势调整与建筑施工，使风水从理论过渡为可操作的工程技术。

至此，风水学形成了“形势为体，理气为用”的互补格局，理论体系趋于完善，为明清风水的深入与民间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风水活动达到鼎盛，同时理论著作也进入总结与汇编阶段。官方组织编纂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都收录了大量风水类典籍。此时期，形势派与理气派在实践中出现融合趋势。从明北京城及十三陵的营建，到清代四合院普遍遵循“坎宅巽门”的布局，风水理念深刻影响了国家工程与民居生活。

明清时期，风水活动达到鼎盛，理论建构亦进入系统化总结与大规模汇编阶段。在皇权推动与学术考证双重作用下，官方组织编纂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均对历代风水典籍进行了系统辑录与考辨，例如《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即收录《葬书》《撼龙经》等关键文献，并对其作者、成书年代进行详细考证，奠定了风水学的文献基础。

此时期，形势派与理气派在实践中有机融合，形成“形势为体，理气为用”的共识，如廖均卿在明十三陵选址中结合星象与地形，创“天星点穴法”；而蒋大鸿《地理辨证》则推动三元九运理气理论与形法结合，发展出精密的三盘罗盘技术。

从国家工程层面看，明成祖营建北京城时，以紫禁城为太极点构建乾坤轴线，天坛、地坛分列南北，形成“天人同构”的宇宙象征图式；清东陵更运用“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原则，使陵寝布局与山川势态严密契合。在民间社会，风水知识深入日常生活：北方四合院普遍遵循“坎宅巽门”的吉向布局，徽州村落通过水口园林调节生态与气场，而《鲁班经》则规定建筑尺寸需合“压白”吉数，使风水理念从帝王陵墓延伸至市井民居，成为维系社会空间秩序的文化基因。

纵观其发展历程，风水学从原始朴素的择居经验出发，不断吸收哲学智慧，适应社会变迁，最终形成了一套复杂的体系，深刻参与了中国古代的人居环境建设。

本篇文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期见。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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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漫谈

一个醉心古建筑的小二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