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中国新文化运动遗产

对百姓最大的实惠莫过于汉语改革了

国人对“新文化运动”这个词儿还是有印象的，尽管众多人对新文化运动这个概念已模糊，对新文化运动都干了什么已淡忘。在进入本文的正题前，不妨先重温一下“新文化运动”这个概念。新文化运动（the New Culture Movement）是20世纪初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先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各个大名鼎鼎，声名赫赫，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刘半农、钱玄同，还有鲁迅哥儿俩，即周树人和周作人。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

这场运动始于1915年，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为标志，1923年达到高潮，但随着五四运动的退潮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内部逐渐出现分化。最终在思想界多元发展的背景下，这场运动于1928年落下帷幕。运动主要发生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结束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

在当今历史教科书中对这场运动的评价，大都聚焦在政治和思想层面，称其为“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扫荡，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思想准备”。其实，在笔者看来，在新文化运动诸多遗产中，对中国老百姓最大的实惠莫过于汉语改革。本文就从这些百姓能看得清、听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说起……

一、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官方书面语言皆为文言文，国家颁布的政令、文牍、典籍等一概用文言文书写。所谓白话文系指人们平常交流的日常用语，换言之，书面语须用文言文，而日常用语则用白话文。当然也有例外，诸如中国古代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以及明清时期的短篇小说，所采用的并非文言文，而是一种古代白话文，尽管它与后来的白话文仍存在较大差异。推动白话文成为官方用语，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系统地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倡议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此举成为文学革命的“首声号角”。陈独秀紧跟胡适步伐，发表《文学革命论》，声援胡适，高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态度更为果敢激进。钱玄同、刘半农等积极投身论战，通过深入讨论与实践，为白话文的推广拟定了具体可行的方案。

他们齐心协力，共同推动白话文运动形成了波澜壮阔之势。在民间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发展的助力下，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通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改用语体文》的训令，明确要求全国国民学校（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国文”教科书，以白话文（语体文）取代文言文。此后，白话文又逐步推广到其他年级。这一政令被视为官方公开承认文学革命合法性的标志，为白话文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和教育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此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即使在政令颁布之后，社会上文言文、半文半白的文体仍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白话文的主体地位已不可动摇。至此，北洋政府及其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不但在教材上，而且在官方文件上均使用了白话文。这无疑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历史转变，因官方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之举，使文字更加贴近百姓，白话文成为了民众能听得懂、看得懂的语言。

1917年（民国六年）由教育部审定、商务印刷馆出版的小学语文第二册封面及部分课文

二、文章加注标点符号

或许您有所不知，中国古代文章中没有标点符号。那么，古人在阅读文章时，究竟如何把握语句的停顿呢？这就需要有“句读”（读念“豆”音）的本事来断句。无法一气呵成的长文究竟在何处断句，无规矩可言，要么记住先生告知的“句读”，要么，就只能凭阅读者的文学功底了。如今文章中看到的标点符号源自西方。明清之交，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他与明朝学者徐光启合编的那本《几何原本》中首次使用了标点符号，尽管那时用的是竖版的标点符号。清末维新变法及洋务运动之际，随着大量西方书籍的引进并被翻译成中文，且西式标点符号成为了文章段落“句读”的标识。

清光绪年间，一位名叫王炳耀的，将西式标点符号集大成于《拼音字谱》一书中，其中包括了现在使用句号、逗号等10种，只不过称呼与现在有所不同，如感叹号叫慨叹号，问号叫惊异号等。更重要的是他首次使用了“标点”这个词，阐明了标号和点号的功能和作用。点号用于断句停顿，如句号、逗号、冒号等。标号用于标注字词，如引号、括号、书名号等。令人惋惜的是，人微言轻的王炳耀及其所著的《拼音字谱》，既未引发广泛关注，更未得到官府的采纳。直到新文化运动爆发后的1919年，胡适、钱玄同、朱西祖、周作人、马裕藻等联名向北洋政府呈《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议案中所提方案正是基于王炳耀《拼音字谱》所创，共计标点符号12种。次年，该议案获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并发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并在全国推行。

当今在中国大陆使用的标点符号，是基于2011年12月30日颁布的国家标准《GB/T 15834-2011标点符号用法》，该标准已于2012年6月1日正式实施。常用的标点符号共有17种，其中，点号7种、标号10种。

三、汉字发音采用注音符号（汉语拼音的前身）

在当今国人之中，若有十人向手机或电脑输入汉字，至少七人会采用汉语拼音输入法。汉语拼音在汉字输入领域的“统治地位”，是由中国人自幼学习汉语拼音，并将这一学习习惯一直延续至成年的经历所奠定的。然，或许您无法置信，这个拼音在新文化运动到来之前并不存在。不妨看看在没有拼音之前，中国人是如何查询汉字读音的。那会儿，除了先生一字一句地教，学生一字一句地记外，还有以下三种查询汉字读音的方法：

1、反切法：即用两个汉字来拼出另一个字的读音，这也是古代最常用的注音方法。具体方法为“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和声调”。如查“东”如何读音，可查到的拼读法为“德红切”，即用德字的声母“d”与红字的韵母及声调“óng”进行拼读，即可读出东的发音（dóng）。其实此法读音极易不准，如“德红切”得出的声调是二声，并非东字应有的一声。

2、直音法：即用一个同音字来注音。比如“肇”音“兆”。局限性很大，如果某个字没有同音字或同音字是生僻字，就无法有效注音。

3、读若法：用一个读音相近的字来比拟。如“鼾”，可读“汗”音。这种方法读音也不精确。

显而易见，使用上述读音法的前提是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汉字，客观上限制了使用和普及。看起来挺原始，用起来也挺麻烦。

打破此种僵局的曙光终于在1908年显现。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创造了“纽文”（声母）和“韵文”（韵母）的概念，且将取自篆古籀文的简化偏旁作为声母和韵母的符号，尽管章太炎搞这一套的初衷是反对采用万国新语（世界语），旨在为汉字提供一套简便的注音工具，而非取代汉字。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了读音统一会，研究确定这一拼音方案。1913年，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周树人（鲁迅）、钱稻孙等人联合提议，以章太炎的“纽文”、“韵文”为基础制定注音字母，这一注音字母方案最终在会上获得多数通过而敲定。岂料，方案却因政局变动等原因“泥牛入海无消息”了。最终还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掀起的文字改革浪潮下，在胡适、陈独秀等人以及国语研究会等团体的持续呼吁和压力下，注音字母方案最终在1918年11月23日，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

别看这些看起来像日本片假名似的字母，却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了数千年汉字读音的难题，也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功能无量的巨大贡献。这种注音字母方案在中国大陆上的使用一直延续到了解放后的1958年。1955年，国家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设“拼音方案委员会”，成员汇集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语言学家，如吴玉章、胡愈之、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周有光等。委员会从国内外提交的1600多种拼音方案草案中，最终选定了以拉丁字母（罗马字母） 为基础的方案方向。作为拼音方案委员会秘书长和主要设计者的周有光功不可没。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颁布《汉语拼音方案》，这一天被视为汉语拼音的“生日”。该方案也就是至今被广泛使用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相比注音字母具有革命性的优势，这也是它最终取代注音字母成为国际标准和国内主流拼写工具的根本原因。有意思的是，台湾却一直抱着注音字母不放，如同使用繁体字一样强烈抵制汉语拼音。可笑的是，民进党执政时期还通过了一个抵制汉语拼音的法案。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在台湾岛上的中国人终于发现，注音字母无法与国际接轨。如任何中国地名或名词均可用汉语拼音作为一个词汇写入英文或其它国家文字中，而台湾至今使用的注音字母形式却不能。当用汉语拼音敲击手机或电脑英文键盘时，可轻松便捷地输入汉字，而注音字母却不成。加之汉语拼音无论在发音的准确和书写的便捷均远超注音字母，如此尴尬而又沮丧的局面终于使台湾当局熬不住了。终于在2008年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的方案，以至于两岸在使用汉语拼音上统一起来了。

回顾中国新文化运动走过的历程，梳理新文化运动留下的遗产，其中白话文的推广、标点符号的使用以及注音符号的引入可谓功能无量，其贡献乃可圈可点，给予中国百姓的实惠至今仍泽被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