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草原游牧经济与游牧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内容概要
王建新
2022年11月，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主任、著名考古学家王建新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以《欧亚草原游牧经济与游牧文化的形成与演变》为题开展专题讲座，讲座围绕欧亚草原游牧经济与文化的核心问题展开，系统阐述了其起源、发展、考古标志及农牧关系模式，为相关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主要观点如下：
一、游牧经济不可能在森林草原地带最早出现
学界关于游牧经济起源存在两种观点，分别指向森林草原地带与半干旱荒漠草原地带，二者以欧亚草原中部和西部内陆的北纬50度线为界。森林草原地带纬度高、气候寒冷，农业出现较晚，以西伯利亚地区为例，直至距今约5000年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才进入半农半牧模式，且农业为外来传播而来。寒冷气候下，定居是当地人群的必然选择，为防寒需选择河谷、盆地等温暖区域居住，还掌握了石材木材构筑房屋的技术，该技术后应用于墓葬修建，与定居生活紧密相关。
此区域农业发展受限，仅少数低纬度、低海拔区域具备农耕条件，人口规模难以扩大。虽拥有发展畜牧业的自然条件，但因人口增长缓慢，畜群规模无需扩张，定居畜牧业人群缺乏向游牧转变的内在动力与外来压力。历史上该区域人群的南向迁徙，实为极端寒冷气候导致，与游牧经济无关。
综上，森林草原地带不可能是游牧经济的起源地，但在游牧经济出现后，因夏季植被茂盛，成为游牧人群扩张的夏季牧场，萨彦-阿尔泰地区公元前八世纪的游牧文化遗存便是扩张产物，但年代较晚，无法证明此处为早期游牧经济起源地。
二、游牧经济最早出现于半干旱的荒漠草原地带
王建新教授划定半干旱荒漠草原地带范围，包括天山以北的新疆北部、伊犁河与楚河流域，锡尔河以北的哈萨克斯坦草原，黑海和里海北岸的河流下游地区及蒙古草原，年降水量约200-400毫米。其南侧的内陆干旱地带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二者自然环境差异显著。
该区域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稀缺，因干旱环境制约，远古人群无法自主发展农业，人口稀少。直至公元前3000-2000年，北方、西方、南方及东方人群在此交汇融合，创造青铜时代文化，农业与畜牧业才随外来文化传播而兴起。半干旱荒漠草原地带农业发展受限于降水、土壤及无霜期，单靠农业无法满足食物需求，人群早期普遍采用半农半牧混合经济，定居成为必然生活方式。随着人口增长，农业规模因环境限制难以扩大，畜群扩张引发定居状态下的饲料危机，叠加气候干旱寒冷恶化，农业崩溃后，人群被迫放弃定居，转向游牧以解决饲料来源。
因此，半农半牧经济的自身发展是游牧经济形成的内在动力，气候恶化则为外在压力，半干旱荒漠草原地带成为游牧经济的起源地。
三、中亚北部与新疆北部是最早出现游牧经济的区域
现有考古材料表明，新疆东部东天山地区是最早从定居半农半牧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的区域。天山以南的哈密盆地为干旱地带，公元前2000年左右，马厂晚期类型文化人群进入，创造以灌溉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的文化遗存；天山以北的巴里坤—伊吾盆地为半干旱荒漠草原地带，同期遗址以半农半牧经济为主，且以畜牧业为核心，农业为辅，与当地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至公元前1200年前后，东天山地区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天山南北两麓山前地带出现大量聚落遗址，与早期河畔、绿洲农业遗址形成鲜明对比，标志着游牧经济在此正式出现。此外，天山以北的伊犁河、楚河流域虽具备游牧经济早期出现的自然条件，但因考古调查不足，缺乏充分证据；内蒙古草原游牧经济出现时间则晚至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其滞后原因需结合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及环境变迁进一步研究。
四、游牧聚落遗址的出现是游牧经济出现的考古学标志
关于游牧经济的考古学判断，王建新教授对传统观点提出质疑。部分学者将“斯基泰三要素”：（发达武器、马具、动物纹装饰）、墓葬殉牲及少见定居遗址作为判断标准，但这一观点存在明显局限性，斯基泰三要素在游牧经济出现前已存在，且属于区域性时代文化特征，与游牧经济无必然联系；文化因素与经济形态不能简单等同，如沙井文化虽有斯基泰三要素，但地处干旱地带，以定居灌溉农业为主，并非游牧经济。
“少见或不见定居遗址”的判断标准同样不合理，冬季定居是欧亚草原游牧人群的普遍生活方式，必然留下聚落遗址，“游牧人居无定所”实为农业文化的误解，学界因忽视游牧聚落的普遍性，导致墓葬研究成为游牧文化考古的主要内容。游牧聚落与农业、半农半牧聚落的核心差异体现在选址：农业及半农半牧聚落多位于河湖旁或水源充沛处，紧邻农田；游牧聚落则以大规模山前聚落为主要形式，分布于海拔较高、缺乏土壤堆积、无法发展农业的山坡与山谷。
东天山地区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山前聚落遗址，是目前可确认的最早游牧聚落，证明游牧聚落的存在是判断游牧经济出现的可信、可验证标志。
五、游牧聚落分布的季节性特征
自然条件决定游牧聚落具有鲜明的季节性分布特征。冬季定居点多位于山脉南侧山前地带和山谷，因避风向阳更为温暖，呈现“大量小型聚落与少量大中型聚落”的分布特点，且冬季聚落为永久性场所，夏季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等人群会留守。夏季时，普通牧民逐水草而居，贵族与统治者则在夏季牧场附近建立统治中心，形成夏季聚落，大型夏季聚落多背靠常年积雪的高山，以解决水源问题，这也促使先民产生高山信仰崇拜。
东天山北麓的大中型聚落多为夏季统治中心，南麓则以小型冬季聚落为主，这种差异在新疆北部至中亚伊犁河、楚河流域普遍存在，只是长期被忽视或误解。游牧聚落的季节性分布与社会等级分化无关，完全由自然条件决定，其考古发现为还原游牧人群的生活模式提供了关键线索。
六、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
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差异，直接导致社会组织与军事组织的不同。农业文明可组建大规模常备军队，而游牧社会因经济形态限制，难以形成严密的国家组织，多以部落或部落联盟形式存在，匈奴作为首个草原帝国，其组织形式受秦汉帝国影响，但仍较为松散。
游牧民族的军事组织呈现“全民皆兵”“兵牧合一”特征，社会组织与军事组织高度统一，满族八旗是典型代表。草原民族的常驻军事力量仅为小规模亲兵卫队，民众平时放牧、战时作战，这种模式使强势部落能快速击败其他部落，对农业地区征战时也具备优势，中原王朝需采用长途奔袭战术才能取胜，卫青、霍去病对匈作战的胜利便源于此。理解草原帝国的兴衰，必须从游牧社会的独特组织形态出发。
七、古代农牧关系的不同模式
（一）欧洲分工模式
欧洲农业源于西亚、北非，继承了灌溉农业仅能在平原发展的文化传统，虽欧洲降水充沛无需灌溉，但农业仍集中于平原，形成“平原农业、丘陵山地牧业”的社会内部分工模式。欧洲斯基泰人便由游牧与农业群体共同构成，农牧兼营模式使肉食在欧洲人食物结构中占比极高，与中国以谷物为主的饮食结构形成差异，这种分工模式在欧亚大陆半干旱荒漠草原及森林草原地带同样存在。
（二）东亚二元互动模式
公元前5世纪起，气候带将东亚分为黄河、长江流域农业地带与蒙古草原游牧地带，形成二元对立、南北互动的格局。游牧经济对农业经济具有天然依赖性，需从农业人群获取粮食及生活必需品，获取方式包括和平贸易与暴力战争。北方草原帝国多通过武力整合部落形成，因此对中原农业地区也常采用战争掠夺方式，仅在双方势均力敌时才出现和平贸易。秦汉以来，丝绸之路带来东西交流，但南北农牧互动仍是中国历史演变的决定性因素，直至近代才发生根本改变。
（三）内陆干旱地区和平共处模式
新疆东天山地区游牧经济出现后，游牧人群与绿洲农业人群形成密切交流，天山南北出土陶器形制几乎一致，但游牧人群使用的陶器多由农业人群制作。在中亚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月氏游牧人群与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农业人群交错分布、和平共处，月氏实行间接统治，保留城邦小国的相对独立，悬泉置汉简中“大月氏双靡翖侯”“大月氏休密翖侯”出使汉朝的记录，便是这种关系的佐证。
王建新教授团队通过考古研究发现，贵霜人是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并非月氏分支，贵霜帝国延续的是本地文化传统，这一结论颠覆了国际学界传统观点。
在新疆和中亚内陆干旱地带，农业人群居于平原绿洲，游牧人群活动于丘陵山地，同一地理单元内的交错分布使和平共处成为最佳选择，通过贸易互通有无，这种模式从古代延续至近代，成为区别于欧洲与东亚的独特农牧关系类型。